八路115师陈支队挺进鲁西南敌后，一支晋军部队却一直尾随不走

1939年，山西地界上，有一场谈判办得挺“邪门”。

谈判这头是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那头是一支想带着家当入伙的晋军营级队伍。

咱们都知道，那个年头拉起队伍不容易。

你要是手底下有五百多号弟兄，几百杆枪，去投奔谁，那都得是座上宾。

接收的那一方，怎么也得封个官，许个愿，最次也得让你原职留任不是？

可偏偏陈士榘支队不按套路出牌。

派来的联络参谋叫梁乃强，带回来的话硬邦邦的，听着就让人牙疼，核心意思就一条：

想入伙没问题，但所有人必须官降一级。

你是营长就得干副营长，副营长去当连长，连长直接去排里蹲着。

这笔买卖，要是搁在任何一个旧军阀身上，那是要把桌子掀了的。

这哪是来收编，分明是让人家把脸往地上蹭，顺带还得把队伍吞了。

为啥？

因为他是个明白人，看懂了这支队伍骨子里的成色。

这事儿起头也是巧。

那时队伍正休整呢，陈士榘的队伍打旁边过。

这位父亲眼神毒辣，一眼就瞧出门道来了——别看这帮人穿得五花八门，甚至有点破烂，可那股子精气神，绝对是八路军、共产党的底子。

他当场拍板，做个了个胆大包天的决定：全营拔寨，悄悄跟上去。

这一跟就是三天三夜。

到了平汉路边上，陈士榘那边的人实在忍不住了，梁乃强参谋过来盘道：你们这帮晋军，像个尾巴似的甩不掉，到底想干啥？

这会儿，父亲才把心里的底牌亮出来：我是党员，这是决死2纵队的兵，我们要归队。

顺嘴还报出了事变前党组织留下的接头暗号。

跟延安那边一对账，身份没跑了。

既然是一家人，那就别藏着掖着，打开天窗说亮话。

梁乃强带回来陈支队首长的三点意见，也就是那份所谓的“不平等条约”：

头一条，欢迎得很；

第二条，部队得往山东去建根据地，离山西老家十万八千里，谁去谁留，全凭自愿，不许强按牛头喝水；

第三条，就是那个出名的“降级使用”规矩。

看着这些条件，父亲心里其实有本明白账。

他这一路跟过来，眼睛可没闲着。

进了陈支队的地盘他才发现，这支队伍从团长到喂马的、烧饭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南蛮子”。

这帮“南蛮子”是啥来头？

那是爬过大雪山、趟过烂草地的老红军。

在这帮人堆里，所谓的“降级”，说白了就是“对标”。

你那个营长的水平，放到经过长征火炉里炼过的红军队伍里，撑死也就够当个副手。

这不丢人，这是实事求是。

父亲点了头。

他把这三条杠杠，一字不差地传给全营弟兄。

接下来的事儿，就显出他对部队那种绝对的掌控力了：

全营552个脑袋，只有两个兵说离家太远，不想去山东。

父亲也没废话，一人发了5块现大洋，打发回家。

剩下550条汉子，连人带枪，整整齐齐编进了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二团。

这550人的加入，让二团的腰杆子瞬间硬了一倍。

日子往后推，证明这个“降级”的宝押对了。

父亲干的是三营副营长。

瞅瞅他的搭档都是些什么狠人：

营长贺健，后来的吉林省军区司令；教导员李觉，后来二机部的副部长；副教导员穆欣，后来光明日报的社长。

再往下扒拉，你会发现这支队伍里简直是卧虎藏龙，含金量高得吓死人。

1939年12月，队伍开到了鲁西南，跟决死二纵队的一个团合在了一起。

在连级干部堆里，父亲撞见个才18岁的娃娃连长，叫吴忠。

这娃娃别看年纪小，打起仗来简直不要命。

父亲后来回忆说，吴忠冲锋的时候经常光着膀子，那是真不怕死，跟疯了一样。

这个吴忠，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最年轻的开国少将之一。

你想想，在这么一群神仙打架的队伍里，你要是还想摆谱、争个级别高低，那才是真不知天高地厚，让人笑掉大牙。

不过，想融进这样的王牌部队，那是得交“投名状”的。

这投名状，通常就是血。

1940年3月，山东冠县伏击战。

父亲带着人马伏击鬼子。

乱战中，一颗子弹奔着他左肩就来了。

这子弹钻得刁钻，从肩窝进去，前胸看着就是个小枪眼，可后背连骨头带肉给炸开个大窟窿。

整条左胳膊，就剩根肩胛骨在那吊着，看着都悬。

那时候医疗条件差得要命，伤口化脓、烂得流汤，那味儿都没法闻。

这就显出加入主力部队的另一个“隐形红利”了——后勤有保障。

虽说缺医少药，但他碰上了曾国华将军的夫人。

曾国华当时在后方医院，他夫人亲自上手，给父亲清洗换药。

整整伺候了三个月，这条胳膊算是保住了，人也归了队。

这一枪，成了父亲军旅生涯的一个拐点。

回到团里一看，老战友们都散开升官了。

贾跃翔去了鲁南军区，白云进了司令部当作战科长，王晓提了团参谋长。

父亲因为身子骨的原因，一线拼刺刀的高强度活儿是干不了了，1940年6月，一纸调令把他弄到了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当二科（侦察）科长。

这一动，让他直接进了冀鲁豫军区的“大脑中枢”。

看看当时围在他身边转的都是些什么大神，就知道这个台阶有多高：

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张霖之，副司令员杨勇，副政委苏振华。

顶头上司，那是黄埔一期出来的参谋长阎揆要。

这就是“平台”这俩字的分量。

当年那次看着吃亏的“降级”，让他从一个地方武装的小军官，直接蹦到了正规野战军核心机关当参谋。

在这个侦察科里，一共也就五六个参谋，可哪怕是个描图的都不简单。

有个叫王钦裕的见习参谋，当时才十六七岁，还是个半大孩子。

谁能想到，这个画图的娃娃后来成了十六军的政委。

后来的抗战日子里，父亲在这个高起点的平台上，那是蹭蹭地长本事。

他先后给一分区当过参谋长，跟万里搭过班子；给三分区当参谋长，跟赵健民配合；还干过敌工部副部长、独立旅参谋长。

回过头再琢磨1939年的那个拍板。

要是当时为了那点面子，死活不肯“降级”，或者拎着枪回山西老家当个山大王，最后是个啥下场？

在那个乱世，一支几百人的地方武装，要么给鬼子当点心，要么被国民党一口吞了，再不济也就成了土匪流寇。

父亲选了一条看着“亏大发”的路：降级、背井离乡、受人管束。

可就是这个“亏”，让他带着那550个兄弟，拿到了一张通往新中国的船票。

这笔账，算得那是真够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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