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甲三甲，看似不大实则天差地别，这才是科举最真实的一面

道光二十年冬天，京城冷得邪乎，贡院门外头那几间茶摊子倒是一点没受天气影响，照样坐满了人。几个等着乡试发榜的举人挤在炉子边上，一边搓手一边闲聊。

其中有个年轻的压低嗓子问：“我听说啊，就算同科考中的，三甲见了二甲也得客气三分，这里头差别真那么大？”茶摊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听了这话摆摆手，不紧不慢来了一句：“差别不在脸上，在路上。”

这话听着有点玄，细琢磨确实在理。那张皇榜上的名次，写出来就一行字，可这一行字背后，决定的是往后几十年走什么道、进哪个门、跟什么人共事。

想要搞清楚二甲和三甲到底差在哪儿，得从三个角度往下看：殿试怎么把这两拨人分出来的，授官的时候有什么讲究，以及朝代更替里这条界线有没有变过。

这些事串起来，才看得明白那条不起眼的分界线，怎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命。

状元、榜眼、探花那三位，打从发榜那天起就是万众瞩目的人物，待遇自然没得比。

真正让人琢磨不透的是那些同科进士，明明只差一个字，一个写“进士出身”，一个写“同进士出身”，怎么就让那么多人心里过不去这道坎。

明清两代两百多年，科举制度下这个“同”字，看起来只是个简单区分，实际上背后藏着一整套看不见摸不着、却人人心里有数的等级秩序。

说到底，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月，能活着走到殿试这一步，已经是人中龙凤了。问题是，龙凤里头还得分个高下。

很多新科进士从太和殿出来那一刻，心里就明白，自己是留京进翰林，还是到几千里外当个七品知县，那张名次单上已经写了个八九不离十。

有意思的是，清朝制度里并没有白纸黑字写死二甲三甲各占多少比例，可实际操作中，这条界线就像空气一样，你看不见它，却无时无刻不被它包围着。外人瞅着没啥，身在局中的人，想躲都躲不开。

先说说殿试这事。明清科举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一路闯关到最后，真正决定你是“第几等出身”的，就是这最后一场。

和前面那些考试不一样，殿试没有淘汰这一说，参加的人都榜上有名，只是重新排个顺序，分成一甲二甲三甲。听起来挺温和对吧？实际上里面的弯弯绕绕，一点不比前面少。

有史料记着呢，从顺治到宣统，清朝总共开了一百一十二科殿试，录了两万六千八百多个进士。这里头绝大多数人，都落在了三甲。

这一点特别关键，三甲是主力军，二甲才是真正挑出来的那一拨。

翻翻制度条文，根本找不到什么硬性规定说“二甲得占多少，三甲得占多少”。比例这事，是浮动的，不是死的。表面上看这是给考官留余地，实际上是一种弹性操作：皇帝和主考官可以根据当科考生的整体水平、策论文章的质量，灵活决定“抬多少人上来”。

虽说没定死比例，但大趋势还是有迹可循的。顺治康熙那会儿，二甲和三甲差不多是“一比四”的样子，也就是说一个二甲旁边站着四个三甲。

到了雍正乾隆朝，差距稍微缩了点，变成“一比三”左右。嘉庆往后，这个比例继续拉近，有些科目甚至快到“一比一”了。这说明朝廷对二甲的门槛，确实在不同时期做过明显的调整。

从考试内容来说，殿试最看重的就是策论。八股文在前面的考试里固然重要，可到了殿试这个份上，真正能看出水平的，是你对时政大事、典章制度的理解和议论。

策论写得好，立意不落俗套，才有可能被拔到二甲。要是写得平平淡淡，或者一看就是背套路，多半就落到三甲去了。

还有一点值得说，殿试的题目是皇帝亲自定的，会试之前那些门路关系，到这儿基本派不上用场。

很多人乡试会试发挥一般，殿试却凭真本事翻了身。也有人一路高歌猛进，殿试那天紧张得手抖，名次一下就滑下去了。这种临场发挥的起伏，在清朝科举史上太常见了。

朝廷不在殿试前定死二甲三甲名额，就是想看看这科进士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要是策论整体出彩，二甲的人数自然就往上提；要是水平一般，二甲的门就收得紧。说白了，录多少二甲，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这届考生的质量”。

这套看似灵活的安排，其实有一个隐性前提：人一紧张就容易出岔子。有人从殿试考场出来，心跳还没平复，就开始后悔刚才那段论证压根没写明白。

所以殿试之后还有个朝考，把所有新科进士再考一轮，主要目的是挑庶吉士。曾国藩就是个典型例子：道光十八年中的进士，自己觉着底子不错，殿试却没发挥好，名次不算靠前，好在朝考的时候扳回一城，挤进了翰林院当庶吉士，这才有了后来那条显赫的仕途。

到了嘉庆以后，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倾向。朝廷对二甲的录取好像放宽了不少，只要策论不跑题、字写得端正，往往就有机会进二甲。严格来说门槛还在，只是比起康熙乾隆那会儿，确实温和多了。

再说说名次定了之后的事。殿试朝考都完了，新科进士就算是完成了从“考生”到“准官员”的转变。

真正决定他们去哪儿的，是后面吏部的选官程序。就这点来说，二甲和三甲之间的差别，往往就体现在跨入官场的第一步。

清初那会儿情况比较简单。顺治康熙前期，进士人数不多，官缺相对充足，二甲三甲都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等到实职，起点也不算低。

外放做官，三甲当知县不稀奇，运气好的还能直接做知州，个别甚至能升到知府。那时候二甲的优势是有的，但没有后来那么明显。

可随着时间推移，尤其从康熙中后期开始，科举一年比一年热，进士人数往上涨，官缺却还是那么多，这就逼得朝廷不得不在同是进士的人里头，划出更清楚的等级。

康熙朝往后，选官制度慢慢固定下来，二甲和三甲之间的那条“隐形线”，在具体任命中越来越清晰。

二甲里头名次靠前的，一般更容易留在京城，在六部或者其他衙门当个主事之类的职务，哪怕只是试用主事，也比远赴外省当个体面知县强得多。要是外放，二甲进士常见的是推官这类佐贰职，跟知府同衙门办公，品级在正六品左右，这个起点在地方官里已经不低了。

三甲的情况就明显不一样了。多数三甲进士留京的机会不多，更常见的是外放知县。知县听着只是个“七品芝麻官”，可在当时的地方政权里，是一个县最有实权的人。

只是从仕途起点和往后的升迁空间来看，和那些留京进翰林、进六部的比起来，差距确实拉开了。

雍正年间出了个挺有意思的规定，叫“二甲一名榜下即用”。“二甲一名”就是殿试总成绩排第四的那位，紧挨着探花。

这人传胪之后，不用参加吏部常规的月选，皇帝可以直接下旨给个具体官职。有人被派到南书房行走，跟着皇帝身边；更多人直接得了部曹实职，比如六部主事。这个特例看着只照顾了一个人，却说明朝廷确实愿意在名次上做文章，让二甲里的佼佼者走更快的通道。

雍正以后，二甲名次靠前的，多半走的是“试用主事”的路子。先在某部试用，表现合格，再由本部堂官批准转成实授。相比之下，二甲名次靠后的就没那么走运了，往往和三甲一样，在吏部月选时一起排队，多半外放知县，有的甚至要等上好几年才有空缺。

嘉庆朝的时候，朝廷出于公平考虑，做了一次政策调整。有意在条文上淡化二甲三甲的差别，不管名次前后，一律按吏部铨选统一分配官缺。从纸面上看，同科进士算是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二甲不再有明文规定的特权了。

可规矩写得再漂亮，执行起来还得看人心。吏部主官面前摆着长长一张名单，如果某年只有五十个官缺，绝大多数情况下，会直接从进士总名次的前五十名里挑人。

这种做法看着简单粗暴，却也很现实：对新科进士的本事短期内不好判断，那就用名次作参考，既省事，也说得过去。皇帝一般不会为这种细节多说什么。于是，表面上的“一视同仁”，实际操作中还是绕不开名次排序。

从这层意义上说，嘉庆以后的“公平”，更多是一种姿态。二甲和三甲在制度文件里不再被刻意区分，可在真实官场上，不少人依旧把那个“同”字，看成挡在自己前头的第一道门槛。

最后说说心里那点事。科举时代讲究“科甲出身”，这是所有读书人都认的死理。同样做官，进士和举人之间，那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而在进士内部，高低之分又细分成好几层：一甲压二甲，二甲压三甲，三甲又往往瞧不起那些只是举人出身的。这种心理，在清代官场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不少当时的人都提过一个很实际的现象：在翰林院里，一甲和二甲虽然也有差距，但还能坐一桌说话；到了三甲，就明显有点“隔着一堵墙”的意思了。哪怕都是新科进士，三甲进士在称呼自己时必须带个“同”字，“同进士出身”这四个字写在履历上，很多人看在眼里，总觉得比人矮一截。

“面子”这个词，搁那个年代算不上褒义，但不能否认它是真实存在的。对那些苦读十几年的读书人来说，科举不只是饭碗，更是一辈子的体面。功名到手了，要是发现自己和同科的人比，只因为列在三甲，就在不少场合被人略略看低，心里的落差往往比实际待遇的差距还难受。

再看看名次对仕途的影响，就更能理解这种心态了。二甲里拔进庶吉士的，往后有机会长期留在京师，在翰林院、南书房、六部之间转来转去。这样的路子，不仅更靠近权力中心，人脉和声望也更容易攒下来。

三甲外放当知县，日常忙着赋税、诉讼、水利这些事，在地方上确实有实权，可慢慢就和京师的高层政治疏远了。几十年下来，两者之间的差距自然越拉越大。

当然，历史上三甲出身后来做到大官的也不是没有。个人的命数受太多因素影响，不能简单用甲等来定死。有些人性格沉稳，擅长理政，在地方磨上些年头，反而比那些在京城当闲散主事的人更容易出头。这类例子提醒后人，殿试名次只是起点，不是终局。

可从整体趋势来看，新科进士刚入仕那会儿，二甲和三甲的待遇差别确实存在，而且往往体现在“第一步迈向哪条路”。有时候就差一个选项，后面几十年的路就完全不同了。

有意思的是，嘉庆以后二甲比例慢慢拉高，三甲不再占绝对多数。朝廷一方面希望通过扩大二甲安抚读书人情绪，另一方面也在用官职分配制度做微调，给更多人提供留京或者好起点的机会。只是这种调整是一步步推的，没法一下子抹平早已形成的等级观念。

从文化心理上看，二甲三甲之间那点“不大却又抹不掉的差别”，其实反映了科举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制度上强调公平竞争，现实里又允许在细微处设点梯度，让少数人站得稍高些，多数人心里又不至于完全失衡。二甲和三甲之间那行小小的字，正是这种微妙平衡的一个缩影。

对后人来说，看这些旧事，不用替古人叫屈，也不用替旧制说话。只要认清楚一个事实：那个年代里，同科进士不是齐头并进的，殿试上的那几行字，确实在无形中左右了不少人的一辈子。

二甲三甲待遇的差别，说大不算太大，说小又实实在在存在着，这种“卡在中间”的状态，本身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