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那个让朝鲜姑娘一辈子都疼的地方

她叫李雪主，二十四岁，来沈阳那年，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知道“疼”是什么滋味。

不是身体的那种疼。是心里有个地方，被什么东西轻轻戳了一下，然后一直疼，一直疼，疼到后来她才知道，那种疼，叫“看见了就回不去”。

在朝鲜的时候，雪主觉得自己过得挺好。

她们家在小城里算中上等。阿爸是厂里的技术工人，每个月能领到配给。阿妈在供销社上班，偶尔能买到一些外面买不到的东西。她从小就听话，学习好，长得也周正，老师喜欢她，同学羡慕她。高中毕业那年，她被选上去平壤读大学。全村人都来送，阿妈哭得站不住，阿爸喝了一整瓶烧酒，拍着她的肩膀说：“闺女，给咱家争光了。”

平壤啊。那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

雪主坐在去平壤的火车上，一晚上没睡。她想，到了平壤，就能看见电视里的那些地方了。千里马大街，主体思想塔，五一体育场。她想，这辈子，值了。

火车开了五个多小时，到了。

雪主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平壤的街道确实比家里宽，房子确实比家里高，人确实比家里多。可不知道为什么，她心里那个“值了”，好像没有来的时候那么满了。

她没敢往下想。

大学四年，雪主学的是中文。老师说，学好中文，以后能去中国工作。中国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雪主听得很认真，她想，去中国啊，那得多远。

毕业那年，机会真的来了。有中国企业在沈阳开厂，要从朝鲜招一批工人。雪主报了名，过五关斩六将，成了那一年全平壤选中的三十个人之一。

临走那天，阿妈又哭了。阿爸这回没喝酒，只是站在门口，看着她。雪主走到跟前，叫了一声“阿爸”。阿爸伸出手，在她头上摸了一下。就一下。那只手很粗糙，很暖。

“听话。”阿爸说。

火车开了。

雪主没想到，这一走，就把自己走丢了。

火车过江的时候，雪主正靠着窗户打盹。旁边的人忽然推她：“快看！”

她睁开眼，整个人愣住了。

窗外是丹东。

不是丹东站，是丹东的江边。那些楼，密密麻麻，几十层高，一片连着一片，望不到头。江边的马路上，小汽车像蚂蚁搬家一样，红的白的黑的，一辆接一辆，流成一条彩色的河。雪主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车。她住的那条街，一共只有三辆车，还是公家的。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脑子里忽然冒出个念头：平壤，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城市吗？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被她狠狠按了下去。不能这么想。不许这么想。这是不对的。

可她按不下去。

火车继续开。沈阳到了。

从火车站出来，坐上工厂的大巴，雪主一直贴在窗户上。街宽得吓人，两边全是商店。不是那种柜台后面空荡荡的商店，是玻璃橱窗里塞满了东西，红红绿绿，她叫不出名字。路上的女人穿着漂亮的大衣，踩着高跟鞋，手里拎着袋子，一边走一边说笑。

雪主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从平壤带来的，出门前刚熨过，是最好的一件。可坐在这辆大巴上，看着窗外那些女人，她忽然觉得自己那件衣服，旧了。

不是衣服旧了。是别的什么旧了。

宿舍比她想的好太多。雪白的墙，崭新的被子，独立的卫生间，还有抽水马桶。雪主站在马桶前面，不敢用。她看了很久，伸手摸了摸，又缩回来。她怕弄坏。

食堂里，大米饭、白面馒头整整齐齐摆着，想盛多少就盛多少。菜是热的，油汪汪的，跟家里过年时吃的一样好。不，比过年好多了。

雪主端着盘子，手在抖。

她想起阿妈。想起阿妈每年过年时才能买到一点点肉，切成薄薄的片，每人只能分到两三片。想起阿妈永远最后一个上桌，吃的都是大家剩下的。想起阿妈说，妈不爱吃肉，你们吃。

她低下头，大口大口地吃。

眼泪掉进碗里，她假装没看见。

在沈阳待久了，雪主学了很多东西。

她学会了用手机。不是她自己的——她们没有手机。是同事借给她玩一会儿的。她学会了发微信，学会了看视频。有一次，她看见视频里一个中国女人过生日，老公给她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插着蜡烛，全家人围着唱生日歌。那个女人吹蜡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笑得特别好看。

雪主看了很久，问同事：“她过生日，怎么这么高兴？”

同事说：“过生日当然高兴啊，有蛋糕吃，有礼物收，还有人给唱歌。”

雪主没说话。

她想起自己的生日。在朝鲜，生日就是多一个鸡蛋，阿妈煮的。有时候鸡蛋不够，就没有了。她从没过过这样的生日。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蛋糕。从没听过这么多人给自己唱歌。

她忽然想，要是阿妈也能过一回这样的生日，该多好。

这个念头一出来，她又把它按了下去。不能这么想。不许这么想。

可她按不住了。

有一天休息，雪主一个人去了趟太原街。

那是她第一次真正走在沈阳的街头。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商场门口的大屏幕放着广告，声音很大。她站在一个卖糖葫芦的小摊前面，看着那一串串红艳艳的山楂，裹着亮晶晶的糖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姑娘，来一串？”卖糖葫芦的大妈笑着问。

雪主摇摇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走了。

她走到一个商场门口，透过玻璃看见里面的景象——明亮的灯光，整洁的柜台，穿着漂亮衣服的女人在里面走来走去，手里拎着大包小包。雪主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一双从平壤带来的旧皮鞋，鞋头已经磨白了。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阿妈给她讲的一个故事。说古时候有一只青蛙，一直住在井里，以为天只有井口那么大。有一天，它跳出了井，看见了真正的天。它再也回不去那口井了。

那时候她不懂。现在她懂了。

可她宁愿自己不懂。

那一年冬天，雪主病了。

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发烧。三十九度，头昏昏沉沉的，浑身发冷。她没请假，怕扣工资。咬着牙上了两天班，第三天实在撑不住了，被同事拉去医院。

医院里，医生给她量了体温，开了药。同事帮她交了钱，一共一百五十八块。

雪主看着那张缴费单，眼眶红了。

不是因为心疼钱。是因为，在朝鲜，一百五十八块钱，够阿妈吃半年。而在这里，只够看一次感冒。

她想起在朝鲜的时候，生病了怎么办？扛。扛不过去再说。她这辈子，吃过的药数都数得过来。她小时候有个玩伴，发烧烧了三天三夜，没钱看病，烧坏了脑子。现在二十多岁了，还跟个孩子一样，见人就傻笑。他妈每次看见她，都拉着她的手说：“雪主啊，你们好好的，千万别生病。”

雪主拿着那盒药，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哭了很久。

哭完了，把药装进口袋，回去上班。

三年，过得很快。

最后一个月，雪主开始失眠。每天晚上躺在软软的床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花板，想很多很多事。

想阿妈。想阿爸。想那个烧坏了脑子的玩伴。想那串没舍得买的糖葫芦。想那个过生日有蛋糕吃的中国女人。想那个卖糖葫芦的大妈冲她笑的样子。

想沈阳的街道，想沈阳的灯，想沈阳那些她这辈子再也不会看见的东西。

走之前那个晚上，雪主一个人在宿舍坐了一夜。

她没有去河边。她怕去了，就更不想走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在小本子上写了一行字。写的是中文，她学了三年的中文：

“沈阳，我走了。谢谢你让我看见。”

写完了，把那一页撕下来，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口袋最深处。

然后她站起身，收拾行李。

火车开了。

雪主贴在窗户上，看着沈阳慢慢变小，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旁边的人问她：“雪主，你怎么不说话？”

她摇摇头，没开口。她怕一开口，就会哭出来。

火车穿过鸭绿江大桥，又回到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下。

雪主靠在窗户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一遍一遍过着这些年的事。过丹东时那些高楼，过沈阳时那些商店，那个卖糖葫芦的大妈，那盒一百五十八块钱的药，那个过生日有蛋糕吃的女人，那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

她想起同事有一次问她：“雪主，你们朝鲜人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真的吗？”

她当时笑了笑，没说话。

现在她想，要是能重来一次，她还是会笑，还是不说话。

因为有些话，不能说。有些真话，说出来会害死人。

回国以后，雪主再也没联系过我们。

她的微信头像再也没亮过，发的消息石沉大海。我知道，这是规矩。在国外待过的人，回去之后，手机要上交，联系人要删除，那三年的记忆，要像没发生过一样，干干净净地忘掉。

可我想，真的能忘掉吗？

忘掉那串糖葫芦？忘掉那盒药？忘掉那个过生日有蛋糕吃的女人？忘掉自己站在沈阳街头，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时的样子？

忘不掉的。

那些东西，会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平时不疼，可一到夜里，一到冬天，一到下雨，就会隐隐地疼一下。

疼一下，提醒你：你见过另一种活法。

疼一下，提醒你：你回不去了。

后来，有个从朝鲜回来的人告诉我，雪主回去以后，被分配到一个工厂，继续当工人。她比以前更沉默，很少说话，只是拼命干活。有人问她中国怎么样，她就笑笑，说还行。再问，就不说了。

可她干活的时候，有时候会发呆。望着窗外，望着很远很远的地方，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

那种东西，叫“再也回不去”。

鸭绿江还在流，沈阳还在亮。新的朝鲜姑娘一批批来，穿起长裙，学会微笑，学会倒酒，学会说“欢迎光临”。

她们会攒很多钱。她们会看见很多东西。她们会站在沈阳的街头，傻傻地看着这个她们从未见过的世界。

然后，她们会回去。

回去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下，回去那个什么都不许想的地方。

可有些东西，已经留在她们心里了。

那些东西，就是她们这辈子，最值钱的行李。

也是最重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