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惊变：英国人赫德“送”来大清邮政，是善举还是阴谋？

1897年2月20日，北京崇文门大街上，一个墨绿色铁皮邮筒“横空出世”，上面汉文和满文“大清邮政”的字样格外醒目。一群穿着长袍马褂的百姓围在旁边，满脸好奇又带着几分怀疑，有人忍不住嘟囔：“这铁疙瘩真能把信送到广州？”就在这一天，大清邮政总局在海关总税务司署正式挂牌，中国从此有了首个全国性的现代邮政体系。可谁能想到，推动这一重大变革的，竟是个英国人——时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穿着顶戴花翎的洋大臣赫德！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大清邮政总局”。英文叫 CHINESE IMPERIAL POST OFFICE，直译是：中国皇家邮政局。

传统通信：奢侈冒险的“老古董”

在大清邮政诞生之前，中国人寄信那简直就是一场“奢侈又冒险”的旅程。民间百姓大多靠“信客”捎带信件，一封信从北京到上海，得先托给商船，再雇脚夫，这一路下来，三个月能送到都算快的，要是运气不好，信丢了或者损坏了，那也只能自认倒霉。

商人们呢，主要依赖镖局。可这镖局可不是好“伺候”的，不仅要付高额的保价费用，要是赶上战乱或者遇到劫匪，那可就惨了，连人带信都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官方公文靠的是驿站，全国有2000多个驿站，养着7万多驿夫，这成本高得吓人。可这驿站就像是朝廷的“专属快递”，只服务于朝廷，老百姓想沾点光？门儿都没有！

这种“公私分离”的通信体系，到了近代就彻底“掉链子”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他们对高效的通信服务那是急得不行。英国率先在上海设立“客邮”，法国、德国、美国也紧随其后，在通商口岸纷纷建邮局、发邮票。他们不仅垄断了中外通信，还偷偷揽收中国国内邮件，赚得那叫一个盆满钵满。

朝廷这边也尴尬得很。1878年，李鸿章的淮军在天津操练，一封调令从天津到保定，驿站走了5天，而英国客邮只用2天就送到了。李鸿章气得直拍桌子，大骂：“我朝公文，竟不如洋人的书信快！”

民间的抱怨更是像潮水一般。上海的商人想给广州的分号寄份合同，用镖局得花2两银子，这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啊！而且还得天天祈祷别遇到海盗。北京的学子给家乡寄封家书，得托进京赶考的同乡，一等就是半年。有人在报纸上感叹：“洋人信鸽能传书，我朝却连封信都送不利索，何谈自强？”这些痛点，都被赫德看在了眼里。这个19岁就来中国、能说流利汉语的英国人，从1863年起掌管大清海关，对中国的情况那是了如指掌。他在给英国外交部的信里写道：“中国的通信就像一盘散沙，若能建起国家邮政，既能收利权，又能安民心——这事儿，我们能做。”

清末邮差

赫德的“邮政算盘”：醉翁之意不在酒

赫德推动邮政改革，可绝不是“白求恩式”的善举。当时的大清海关，早已成了列强控制中国经济的“桥头堡”。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20%，而海关总税务司由英国人担任，掌握着关税征收、外贸统计的实权。赫德想把邮政也纳入海关体系，说白了，就是想扩大列强的“影响力版图”。

他的步骤那叫一个精明。1878年，先在天津、北京试办“海关邮政”，发行中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用龙的图案来吸引国人接受。1885年，说服总理衙门发布《邮政开办章程》，规定“海关兼办邮政”，把民间信局、外国客邮都纳入“监管”范围。1896年，趁着甲午战败后清政府急于“新政”，奏请光绪帝批准“正式开办国家邮政”，由海关总税务司兼管，他自己还亲自兼任邮政司司长。

赫德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邮政利国利民，可通信息、促商务，每年还能为国库增银数十万两。”清政府果然动心了，甲午战后国库空虚，能有个“生财之道”自然乐意。而且赫德还承诺“不用朝廷掏钱，靠邮费就能维持”。

可英国人的利益也没少占。大清邮政的高级职员几乎全是洋人，邮路优先保障外国商埠，邮票设计由英国印刷厂包办，连邮资标准都向外国客邮看齐，国内平信每封银四分，比民间信局贵一倍。有人弹劾赫德：“名为中国邮政，实为英国邮差！”

但不可否认的是，赫德确实带来了现代邮政的管理制度。他引入“邮政编码”的雏形，用数字标注省份；建立“挂号信”“保价邮件”制度；甚至规定“邮差必须穿制服、戴徽章，不得勒索百姓”。1899年，大清邮政开通了北京到上海的“快邮”，用火车运输，3天就能送达，比驿站快了十倍。商人们纷纷弃镖局而用邮政，第一年就收寄邮件1000多万件。

罗伯特·赫德

朝堂“邮政争夺战”：改革与主权的博弈

大清邮政的建立，在朝堂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洋务派大多支持，张之洞说：“邮政乃新政之基，能通上下、联中外，必须办！”李鸿章更是直接把淮军的军邮业务交给海关邮政，以示支持。

但保守派看得更透彻。御史陈其璋上奏：“赫德办邮政，看似便民，实则夺我民利、侵我主权。外国客邮未除，又添海关邮政，将来利权尽失，悔之晚矣！”他建议“收回邮政自主权，由兵部或工部接管”。

这场争论，本质上是“改革与主权”的博弈。赫德的邮政体系效率高，却被列强把控；传统的驿站、信局低效，却是“自家产业”。清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不用现代制度，就永远落后；用了，又怕被洋人牵着鼻子走。

1906年，清政府终于成立“邮传部”，计划接管邮政。赫德立刻反击，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施压：“邮政由海关创办，若强行收回，恐影响中英邦交。”双方拉锯了4年，直到1911年，邮传部才从海关手里接过邮政管理权，而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只剩不到一年。

有意思的是，民间对邮政的接受度远超朝堂的争论。“大龙邮票”成了收藏热点，甚至有百姓把邮票贴在嫁妆上，寓意“千里姻缘一线牵”；上海的戏园子里，还编了新戏《邮差传情》，讲一个邮差帮穷书生传递情书的故事，场场爆满。这些细节说明：只要真能方便生活，老百姓对“新事物”的包容度，往往比官员更高。

李鸿章

一张邮票里的近代化密码

大清邮政总局的建立，看似只是“通信方式的改变”，实则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一步。它打破了“驿站只为朝廷服务”的旧传统，第一次实现了“官民共用”的全国通信网络；它引入了标准化、制度化的管理理念，让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规则意识”的重要性。就像邮票上的龙，不管你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贴足邮资，就能享受同样的服务。

但它的曲折历程，也暴露了晚清近代化的痛点：技术可以引进，制度可以模仿，但主权的争夺、利益的博弈，永远是绕不过的坎。赫德的邮政改革，既是“帮助”，也是“渗透”；清政府的犹豫，既是“保守”，也是“无奈”。

大龙邮票

如今，北京邮政博物馆里，还陈列着当年的“大龙邮票”和墨绿色邮筒。那张小小的邮票上，龙的图案威严依旧，却掩不住背后的沧桑。它见证了一个古老帝国在屈辱中求变的努力，也记录了一个民族对“便捷”与“自主”的双重渴望。1897年2月20日，当第一个大清邮政的邮差敲响百姓家门时，他或许不知道，自己递出的不仅是一封信，更是一个国家走向近代的脚步。这脚步蹒跚、沉重，却从未停歇，就像那些贴着“大龙邮票”的信件，穿越千山万水，终究要抵达目的地——正如中国的近代化，无论遇到多少阻碍，终究要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