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走进职校

提起职校生，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形象？成绩不好、不爱学习、家庭条件差、甚至有些“问题”的孩子？这几乎是我们对职校生最普遍的刻板印象。然而，当陆千一真正走进这些孩子的生活，她发现事实远比想象复杂。小舞是个大专生，就读于软件专业，个子不高，很瘦，经常穿衬衫，走到哪儿都背一个巨大的黑色电脑包，俨然程序员模样。他是全专业毋庸置疑的技术大牛，很多时候老师都需要找他解决问题。有个假期，他通过社会招聘进了阿里实习，和一群本科以上学历的程序员一起工作。但因为学历，他的工资是所有人中最低的。很少人知道，小舞高中时的目标院校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小舞从小喜欢计算机，初中时他想让电脑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运行，就想写一个程序来完成。他完全不知道编程是什么，全是自己摸索。在网上找到代码和步骤，一步一步跟着做，虽然是抄别人写的，但功能实现了，他觉得真神奇、真有意思。从那时起，小舞爱上了编程。小舞在县城上高中，学校升学率不高，一级九百多人，只有两三百人能考上大学。小舞的父亲是老师，教育宗旨是不打不成器，所以小舞从小被打到大，起床的时候要是迷糊了一下，也会挨上一拳。小舞在高中成绩不差，最好的时候进过年级前一百，但离他理想院线还是有距离，所以压力也很大。高二的时候，小舞得了抑郁症，跟家人说，家人不信，他自己买了药吃，结果越吃越严重，直到有一次吃过量，不得不去医院洗胃，他父亲因此将他送进了封闭式医院。可即使这样，父亲依然认为这是他为了玩手机和不上课的借口，在他父亲看来，封闭医院只是为了治网瘾。

从封闭式医院出来后，小舞回到了学校。刚出院时，他觉得整个人都是新的，从来没那么自信过。结果过了不到一个月，抑郁症又复发了。更让他难以承受的是，班里有两个老师经常拿他的病开玩笑。有时候他的抑郁情绪会引发躯体症状，在课上坐不下来。每当他在课堂上有什么动作，老师们会笑着说，怎么了，又是因为抑郁症呗？小舞本来就内向，在学校没多少朋友，生病以后同学们更躲得远远的，他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下课十分钟，他怕一个人尴尬，就趴在桌子上装睡。最后，他实在受不了，报了单招，大半年没上课，直接上大专了。父亲已经无所谓了，由着他摆烂，小舞说：“我爸可能永远也了解不到我的想法了。”

木鱼也绝不是一个坏学生。她从小活泼，三岁就会滑旱冰，还会跳舞，幼儿园老师经常说怎么有这么乖一个孩子。小学时她当班长、课代表，还当播音员，主持学校的升旗仪式。然而，初中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她。从初二下学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初三毕业，木鱼遭受了严重的校园霸凌。当时班上有三个女生被孤立，最严重的就是木鱼。她没有一个关系好的同学，能说话的只有一个隔壁班的女生。还有个男生经常招惹她。有天早上她戴了一副镜框来学校，那个男生问她为什么要戴眼镜，她说我想戴。男生立马急眼了，一脚把木鱼踹倒在地了，磕在了暖气片上。周围同学都只是看着，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她后来跟别人讲话时都不敢抬头，不敢看对方的眼睛，有人跟她说话凶一点儿，会把她直接吓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她数学不好，所以也不敢和班主任多说。她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帮她，甚至有时她还会怪罪自己是不是真的哪里做得不好，惹人讨厌和不喜欢了。

木鱼的英语和语文很好，本来想考重点高中，但那时候她已经不想上学了，什么都学不进去。中考失利后，她怀着“一切都结束”了的心情上了中专。我再讲讲陈楷夫的故事吧。陈楷夫一米八几，两百多斤，外号“胖子”。初中的时候他因为频繁打架，被老师称作“恐怖分子”。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讲述自己初中的故事的时候，他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却是“无助”。他的初中在一个小县城，那所学校以打架出名，学生看老师不顺眼就和老师动手，出了学校就成了混混，甚至他们的校服就是地痞流氓的象征。陈楷夫初一时几乎每周都要挨打，每周五下午放学，他都会被堵到厕所，被一群人打得抱头鼠窜。

他不敢告诉父亲，父亲会责怪他惹事，打电话给班主任，班主任应付几句便不了了之，那还能怎么办，只能自己想办法保护自己，于是他开始认上了各种大哥大姐，从被欺负的人成为了欺负别人的人。老师看到他成了“恐怖分子”，但老师看不到他的无助。初中毕业，像他这种父母眼中“不省心的孩子”，老师眼中“成绩不好的学生”，上不了高中，得有个去处。陈楷夫说他不知道中专是什么地方，但当时周围所有人都看不上中专生，所以决定要去中专的时候，他特别绝望。那个暑假，他打了一暑假球，“饿了吃老北京方便面，渴了喝大桶冰冻矿泉水，瘦了快60斤”，学校和专业都是父母选的，他压根没心思看，暑假一结束，他坐车去学校，就此成为了一名中专生。三个孩子，三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却殊途同归，汇聚到了职业院校。据统计，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城市的贫困家庭，这个数据验证了社会学的观点，那就是教育分流与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密切相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学生，越有可能选择学术教育轨道而非职业教育轨道，他们大多数进入普通高中，再考入大学，而大量社会底层子女则被分流至职校。从这个角度来看，有时候看似简单随意的教育选择，往往是在多重困境的夹击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用作者陆千一的话来说，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但陆千一也在书中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故事。我们来讲讲付桑吧。付桑来自条件优渥的城市精英家庭，从小学外语，出过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刚上初中时是个好孩子，不说脏话，也不打架，虽然是好学生，但不喜欢和好学生抱团，所以在班里没多少朋友。直到有一次，一群人当着一个他喜欢的女生的面，故意用瓶子敲他的头，他没忍住，在校门口和他们动了手。那是他第一次打架，后来什么都学会了。

初二的时候付桑的父母开始闹离婚。一年多时间，他们家每天都来很多人，沙发坐得满满当当，又是吵又是劝，但最后他们还是离婚了。那之后付桑就开始一个人住，他开始抽烟、喝酒、文身、打电游、去夜店。初三第一学期，付桑回了学校，认真学了一段时间。那次考试他数学考了一百四十八，仅次于班级第一，结果数学老师说他是抄的。他觉得学习和考试太没意思了：“学得好，大家不相信，学得差，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后来的半年多，他没怎么去学校了，中考也就考得一塌糊涂。初中毕业他就去上班了，每次回家，亲戚就开始说他，年纪轻轻就出去上班，没希望了，要完蛋了。他年纪小，很在意别人的评价，越想越不服，就告诉父亲，他要再参加一次中考。那时距离中考只剩十几天了，他一个人在家拼命学了十几天，最终考了五百四十多分，能上高中了。父亲特别高兴，但付桑拒绝了去上高中。他本来就不喜欢考试，不喜欢上学。他再考一次只是想证明给他们看——“我能上，我就是不想上。”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给这本书写了推荐序，在她看来书中记述的职校生，大部分是被现代教育制度甩出来的学生。她说，“现代教育系统用制度的形式把天资不同、发展速度的不同的孩子固定下来，按照固定的安排，学习固定的内容”，最终面临固定的考核。可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适应这一系统，于是他们被甩了出来，一部分流向社会，一部分流向职校。这种分流也许是一种必然，就像不同配速的人势必要进入不同的跑道，要选择以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跑完人生长途，可当下我们的价值体系实在太过单一和狭窄，很大程度被升学所主导，于是职校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次要选择，是一种无奈之举，职校成了所谓“成绩不好的学生”“不听话的学生”的“收容所”。

但教育其实不该这样，林小英在序言中写道：“给简拙的人以充足的时间，他们也能学会许多知识，足以成为一大群强有力的、能够安然肩负社会责任的公民。”她呼吁：“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为各种气质迥异、天资悬殊、兴趣不同的人提供他们可选的且可得以满足的生活道路，不论他是做生意、搞艺术、送外卖还是做研究。”那职校究竟能做些什么呢？当这些孩子真正进入职校，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