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谭洪进,老家是山东的。
我们那里是山区,我家的三间石头房子就坐落在山脚下。
我们家有兄弟六个,我是老五,我还有一个弟弟。
我记得那时候几乎顿顿都是吃野菜胡豆,就是把野菜掺进玉米面和地瓜面里熬粥,虽然吃的不好,可是没耽误我长个子。
那时候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是父母依然让我念书,念到了初中,我就长到了一米七八了。
我读初中的时候是两年学制,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回到了村里,跟着父母在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
那时候参军入伍是农村青年的梦想,我一直特别向往军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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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11月份,我们这里下达了征兵通知,我非常激动,小跑着去大队里报上了名。
验兵的时候我比较自信,因为我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浑身连个疤拉都没有,我的个子已经长到了一米八,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长得四溜条直的,验兵应该没有问题。
检查身体时,前几关都顺利通过了,可是到了最后总检查室那里,我突然心跳加快。
我非常懊恼,越到了最后的关口,怎么慌了神呢?
医生给我测量心脏和血压的时候,我的心跳特别快,超出了标准。
当时部队的一个领导态度特别好,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不用紧张,你先去排椅上坐坐,平静一会儿再过来。”
我坐在了排椅上歇息,我不住地埋怨自己没有出息,越到了关键时候怎么就掉链子了呢?
这个领导对我特别照顾,他让我最后一个来检查心脏,谢天谢地,这次我的心跳终于恢复了正常,有惊无险啊!
当年12月份,我应征入伍,换上了军装那一刹那,我的心里无比激动,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军人。
当年我们县里征兵287名,我们63名新兵来到了北方某陆军部队。
每当现在听大家说新兵训练艰苦的时候,我付之一笑,当年参军以后,对我这个农村青年来说,我并没觉得多苦,相反,在部队上我觉得比在家里的生活好多了。
首先在饮食上,再也不用挨饿,虽然当时伙食是定量的,但是连队里养了几头猪,种青菜,在我看来,部队伙食太好了,那些貌似艰苦的训练我都云淡风轻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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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上,我训练非常吃苦卖力,双手上磨出了血泡,我一声不吭。
一次野外拉练的时候,我崴了脚,但是我咬牙坚持。
1976年,我们的部队参加了全军演习。
我们部队的任务是每天乘装甲车熟悉战术训练,时间为几个月,演习部队全部驻扎在老百姓家里。
我们二连分到了一个屯子里,我当时是卫生员,和指导员还有文书一起住在一户百姓家的小炕上。
这家姓赵,他们家只有三口人。
赵大叔提前接到了通知 把他们的一间空房子早就收拾出来了,清扫得干干净净,墙上还糊了报纸。
我们来到这里以后,把行李放在了东厢房里,我们就匆匆去集合。
在大门口,我看到了赵大叔的女儿,她大约十八九岁的样子,正端着一个盆子要去河边洗衣服。
赵大叔的女儿长得很俊俏,一条油黑的独辫子搭在胸前,穿着一件红格格的对襟褂子,一双手工做的黑布鞋,她看到我们之后羞涩地一笑,算是打了招呼,低头就匆匆过去了。
那时候我们的演习任务非常紧张,每天晚上回到房东家以后就累得筋疲力尽,有时候训练结束,我们还得集中在一起学习。
但是不管我们回来多晚,赵大叔家堂屋的煤油灯总是亮着, 他一直在那里等我们回来。
我们来到这里的第三天晚上 回来以后赵大叔过来敲我们的房门,他憨厚地笑着说:“今天俺家里包了水饺,来的都是客,给你们每人留了一碗拿过来尝尝。”
我和指导员还有文书面面相觑,我们可不好意思吃老乡的东西,部队上有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我们拒绝了,可是过了一会儿,赵大叔竟然让女儿把水饺端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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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香喷喷热气腾腾的水饺,我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时候年轻饭量大,虽然已经吃过晚饭了,可是一盘水饺几分钟就一扫而光。
第二天临出门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我们凑了3块钱给赵大叔家放下了。
有时候连队里训练任务不重,我们就帮打赵大叔干一些活,比如帮他扫扫院子,或者帮他们担水。
那天吃过晚饭,指导员和文书都留下来开会,对第二天的演习任务做重要部署,我就先回来了。
我靠在炕头的被子上拿出了一本医学书认真读书,我当卫生员,必须随时学习相关的业务知识。
正当我在埋头读书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门外赵大叔在喊我。
我一咕噜下炕,我问赵大叔有什么事,赵大叔焦急地说:“谭卫生员,你赶紧过来看看玉梅,(赵大叔闺女的名字)她发高烧昏厥了。”
我一听,马上奔向了赵大叔家的西厢房,玉梅住在那屋里。
屋子不大,土炕安在西墙根里,屋子里很整洁,土炕前有一张木头桌子,上面有一面镜子,还有一瓶雪花膏。
玉梅躺在炕上,两眼紧闭,脸色通红,我喊了一声玉梅但是没反应。
我马上返回屋里,拿来体温表给玉梅量上了。过了一会儿我一看体温表,竟然升到了39度3。
我让赵大叔找来了一个脸盆,打来了冷水,我用一条冷毛巾敷在玉梅的头上。
我又赶紧给她冲了一包退烧药,我和赵妈一起,扶着玉梅给她喂上了药。
我让赵大妈在玉梅的屋里随时观察她,照顾她,有情况的话就去东厢房里喊我。
这时指导员和文书也都回来了,我和他们说了玉梅生病的事,指导员非常关心,让我好好帮人家。
我们住在赵大叔家里,他们一家人对我们非常好,甚至把我们当做了家人,赵大妈去赶集的时候,每次从集市上买回来一点好吃的都给我们留着。
我穿着衣服躺下了,我就担心赵大妈会突然过来喊我。
我支愣起耳朵,好好听着门外的动静,赵大妈一直没有过来,我稍微放心了一些,很快,我的心又提起来了,我担心万一赵大妈觉得半夜三更麻烦我,不好意思过来喊我怎么办?
我的眼睛一直睁着,根本睡不着觉,我一直在牵挂玉梅,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情况了?
指导员和文书都睡熟了,我下了床,来到了玉梅的西厢房门外。
屋里的煤油灯依然亮着,门半掩着,我的脚步声惊动了玉梅,她以为是赵大妈,她说:“娘,你过来吧,给我倒碗水喝,我嘴唇都干了。”
我只得在外面说:“玉梅,是我,我想过来看看你是否退烧了。”
我走进了屋子里,玉梅披着衣服坐在床头。脸色憔悴蜡黄,我拿起桌子上的暖瓶倒了一碗水,端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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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玉梅由于刚刚发过高烧,手哆嗦着,根本端不住那个大白碗,我就端着白碗给她喝水。
我问玉梅是否舒服些了?她点点头说,浑身出了一身大汗,基本上退烧了。
我职业性地抬手摸了摸她的额头,我点点头说:“嗯,基本退了,这会儿也就是37度左右吧,明天就舒服了。”
我突然发现玉梅低下了头,她苍白的脸颊竟然飞起了两朵红云。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对我说:“谭卫生员,谢谢你啊,今晚多亏了你,要不是你住在这里的话,我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
我笑着说:“军民是一家,我们部队驻扎在这里,我们住在你们家,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是卫生员,你发烧了,我肯定得帮你呀。这是我应该做的,是我份内的事。”
玉梅抬起头来,轻轻朝我笑了笑,四目相视,刹那间,我忽然有些心跳加速,我赶紧离开了玉梅的屋子。
从那以后,玉梅见到我们的时候,她只大大方方地和指导员、文书打招呼,却不和我说话。
我跟在他们后面,我们俩仿佛心有灵犀一样,我朝她一笑,她也朝我一笑,彼此心照不宣。
到了1976年10月份,军事演习结束了,我们要离开村子回部队驻地了。
临走前一天,我们三个人把东厢房彻彻底底打扫了一遍,
为了感谢赵大叔一家的照顾,指导员去供销社里买了两包桃酥送给了赵大叔家。
在那个年代里,桃酥就是很高档的点心了,赵大叔拿到这两包桃酥以后,眼圈都有些发红。
他说:“我和你们还没待够呢,这几个月的时间,你们住在我家,我觉得非常光荣,可是没想到你们说走就走啊。”
“以后你们有机会的话,就回来看看,你们这一走,我得天天想你们呢。”
玉梅站在边上,眼神落寞,她悄悄地抬起眼睛看了我几眼,又垂下了眼帘,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当时我在想,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次部队演习,会在我的生命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小村庄也会珍藏我的心里了,永远难以忘记。
第二天早晨,我们部队就要集合了。
部队的集合地点离我们住的村子有五里路远。
指导员和文书先走了,我最后离开的。
我和赵大叔一家告别,这时玉梅帮我背起了行李说:“谭卫生员,我送送你吧。”
玉梅的话正中我下怀,我也想和她多说几句话,毕竟这一别天高路远,也许这辈子都不能再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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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出发比较早,路上的时间就比较宽裕,我和玉梅走的不紧不慢的,谁都没有说话。
走到半路,我说:“玉梅,你不要送我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多保重。”
可是这时候她的眼圈突然红了,眼泪噗簌噗簌掉下来,我慌了,问她怎么回事?
她摇摇头说:“没什么,就觉得你们这一走啊,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玉梅快把我送到部队的集合点时,我就让她回去了,我不想让战友们看到有一个姑娘来送别。
玉梅转身往回走,可是走了几步之后,突然回过头来,大声喊道:“谭卫生员,一定得给我写信啊!”
我使劲点点头。
回到部队以后,虽然生活紧张,但是玉梅的音容笑貌总会不时地闪现在眼前。
不久,我斟词酌句给她写了一封信。很快,我收到了回信,玉梅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只欢快的小鸟,在轻轻地啄着我的心。
玉梅曾经在信中问过我退伍后的打算,我说肯定要回山东老家的,因为那里有我的父母和兄弟。
1978年的时候,我退伍了,和我同年退伍的还有三个老乡,一起回到了山东老家。
回到家里以后,我的心里总是有很多牵挂。每天晚上都会拿出玉梅的信,反复地读,一句一句都记在了心里。
回家的第七天,我就在家里待不住了,我告诉爹娘,我要去外地见一个朋友。
我母亲说:“你才刚刚退伍回来,还没好好和你说几句话呢,你去见什么朋友啊?你二姨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打算过几天就让你去相亲。”
我一听连忙说:“娘,你和二姨说,我暂时不考虑找对象,过几年再说吧。”
很快,我踏上了去玉梅那里的列车。我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一下子飞到她眼前,我迫切地想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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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梅的村子比较偏僻,我坐车到了县城,又坐上了一辆拖拉机,一路颠簸,终于到了那个屯子里。
已经是下午,薄薄的暮色笼罩在村庄里,看到村庄的刹那,我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
我很快去了玉梅家,赵大妈正在锅屋里烧火做饭,赵大叔在扫院子。
他们看到我的刹那,赵大妈惊讶地把手里的锅盖都掉到了地上。
她结结巴巴地说:“谭卫生员,你、你怎么来了呀?”
我对他们说:“我是来找玉梅的,玉梅去哪里了呀?”
赵大叔说:“玉梅在学校里还没回来呢。”
我问她去学校干嘛了呀?
原来,我们部队离开以后,过了几个月,这个村子的小学里缺一位老师,玉梅是高中毕业的,村支书就让玉梅去了学校里当了民办老师。
我一听玉梅竟然当上了老师,刹那间,我的心里突然沉了下去。
我冒昧而来,如今我是一个退伍的农村青年,玉梅却当上了老师,她还能看得上我吗?
我知道村子的学校在哪里,我大步流星地去了学校。
玉梅正从学校里往外走,她看到我时几乎不相信她的眼睛,她愣住了。
我喊了她一声,她尖叫着跑过来,不住地摇晃着我的胳膊说:“是你吗?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她哭了,我的眼泪也哗哗而下。我这是喜悦的眼泪,是激动的眼泪。我知道我在她的心里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我决定留下来,我要和玉梅结婚。
这时,赵大叔担心地问我,我家里能同意吗?因为毕竟两地相隔很远。
我笑着说我家有兄弟六个,我父母会同意我在这里生活的。
不久我们结婚了,相继有了一儿一女。
这里虽然不是我的家乡,但是玉梅一家人对我都特别好,让我丝毫没有感到孤单。
那年,乡镇的卫生院里要培训一批赤脚医生,我马上报了名,由于我是退伍军人,我在部队上就是卫生员,所以我顺利地被卫生院推荐,去了参加了县里的赤脚医生培训班。
我在这里当起了赤脚医生,我天天背着一个药箱子走家串户,给老百姓治病。
玉梅在学校里教学。她的教学成绩很棒,在全公社里都数得着。
我当赤脚医生尽职尽责,再加上我在日常的工作中保持了军人作风,深得当地老百姓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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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卫生院里开始重点培养我,让我去了县里的卫生学校进修,回来以后就把我招进了卫生院里,我成了卫生院的一名正式职工。
1987年的时候,玉梅通过考试,转成了正式在编的公办老师,玉梅很孝顺,经常给我父母寄钱。
如今,我和玉梅都退休了,儿子和女儿都在大城市工作,我们生活得非常幸福。
前几年,岳父和岳母都相继去世,我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回到了山东老家。
这里是我的根,虽然父母不在了但是村子里有我的兄弟们,人老了就得落叶归根。
每当回想起这些年走过的路,我非常感慨,多亏了那年部队演习,给我和玉梅提供了认识的机会,缘分就是如此奇妙。
一路走来,我感恩而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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