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行刺失败，奕劻反问了他一个问题，汪精卫从此记了一辈子

一个人的人生怎么可以割裂成这样？前半生是民国第一美男子、慷慨赴死的革命烈士；后半生却成了万人唾骂的头号汉奸。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人生的转折，或许并不发生在1938年的河内，也不发生在南京的伪国民政府，而是早在1910年的那个寒冬，在北京一间阴冷的死牢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美少年的必死决心

1910年的北京城。那时候的清朝，已经是那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眼看着就要沉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刚死不久，朝廷的大权落到了年轻的摄政王载沣手里。

而在朝堂之上，像奕劻（庆亲王）这样的贪官污吏把持着朝政，卖官鬻爵，搞得乌烟瘴气，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这时候的革命党人，虽然搞了很多次起义，但都失败了，士气非常低落。为了给革命打一针强心剂，同盟会里最年轻、最帅气、文笔最好的汪精卫站了出来。

他觉得，现在革命党被人家说是“远距离革命家”，只会躲在海外喊口号，必须要有人做出牺牲，用鲜血来证明革命者的决心。

于是，汪精卫带着未婚妻陈璧君和几个生死之交，悄悄潜入了北京。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干掉大清帝国的实际掌舵人，摄政王载沣。

他们经过周密的踩点，选定了一个绝佳的伏击地点：什刹海的银锭桥。这座桥是载沣每天进宫上朝的必经之路，而且桥身狭窄，非常适合埋设炸弹。

汪精卫的计划是，把装满炸药的大铁罐埋在桥下，等载沣的轿子一过，就引爆炸药，和他同归于尽。这真的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连逃跑路线都没给自己留。

1910年3月31日深夜，汪精卫和同伴在桥下拼命地挖坑。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们埋炸药的时候，周围胡同里的狗突然叫成了一片。这狗叫声惊动了附近的巡逻队，虽然汪精卫他们跑得快，没被当场抓住，但那个巨大的炸药罐子却被发现了。

清廷大惊失色，这可是针对最高领导人的恐怖袭击啊！摄政王载沣大发雷霆，下令全城戒严，挖地三尺也要把刺客抓出来。

没过几天，因为一个同伴的疏忽，汪精卫在北京的据点暴露了，这位一心求死的“美少年”，就这样被锁进了天牢。

慷慨歌燕市

进了大牢的汪精卫，表现得那叫一个硬气。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根本没打算辩解，也没打算求饶。他在供词里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宣扬革命的道理。这哪里是供词，简直就是一篇讨清檄文。

在等待处决的日子里，他还在墙壁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首诗，豪气干云，把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写绝了。当时的北京城，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都被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和勇气给震住了。甚至连负责看守他的狱卒，都对他客客气气的，觉得这小伙子是条汉子。

按理说，行刺摄政王，这是诛九族的大罪。

载沣恨得牙痒痒，早就下令要把汪精卫明正典刑，甚至要凌迟处死，以儆效尤。而当时掌控朝廷实权的奕劻，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主儿，他对这种破坏稳定的革命党人也是主张杀之而后快，毕竟留着是个祸害，杀了还能向摄政王邀功。

眼看着汪精卫就要人头落地，历史的转折点出现了。负责审理这个案子的，是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这个善耆，和奕劻那种贪得无厌的庸才不一样，他是清朝皇室里少有的开明派，一直主张宪政改革，想把大清朝从悬崖边上拉回来。

善耆看了汪精卫的供词，又读了他的诗，心里竟然生出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才华、有胆识，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一刀杀了，不仅可惜，反而会激起革命党更大的仇恨，让更多的人变成“汪精卫”。

于是，善耆动了恻隐之心，他决定去大牢里会一会这个想杀他堂兄弟的刺客。

那个改变命运的问题

在一个阴暗的下午，善耆屏退了左右，独自走进了汪精卫的牢房。

汪精卫抬头一看，来人穿着亲王的补服，气度不凡，知道是大人物来了。但他依然昂着头，一脸的傲气，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审讯或者羞辱。

但善耆没有摆架子，也没有用刑。他甚至让人搬来个凳子，像朋友聊天一样坐了下来。他对汪精卫说：“你的文章写得真好，诗写得更好。我看了很佩服。”

汪精卫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清朝的王爷会这么说话。

紧接着，善耆开始跟他聊国家大事，聊宪政，聊改革。善耆说：“你们革命党人觉得大清没救了，非要推翻不可。但我们现在也在搞预备立宪，也在努力变法，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呢？”

两人你来我往，辩论了很久。汪精卫口才极好，痛陈满清误国，汉人受苦。善耆也不生气，只是静静地听着。聊到最后，善耆看着眼前这个情绪激动的年轻人，突然问出了那个让汪精卫记了一辈子的问题：

“你觉得，如果你站在我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做？难道我们满人里，就真的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真心想救中国的人吗？”

这个问题看似平淡，实则雷霆万钧。

在汪精卫原本的逻辑里，满清统治者都是奕劻那种脑满肠肥、祸国殃民的吸血鬼，是必须被消灭的恶魔。可是眼前这个善耆，谈吐儒雅，忧国忧民，甚至比很多汉人官僚还要开明、还要有责任感。

善耆接着又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你们革命党就像是水银，哪怕撒在地上也是一颗一颗的，很有凝聚力；我们大清现在虽然看起来像铁，很硬，但已经生锈了，那是废铁。我虽然知道大清要完，但我作为皇室子孙，不得不尽力去修补。我们各为其主，但我敬重你的人格。”

这番话彻底把汪精卫给说懵了。

他准备好的满腔怒火，像是打在了棉花上。

他突然发现，敌人并不是铁板一块，敌人里也有“君子”。这种认知上的错位，让他那颗坚硬的必死之心，裂开了一道缝隙。

英雄变成了凡人

那次谈话之后，善耆并没有杀汪精卫。他跑到摄政王载沣那里去求情。他对载沣说：“杀了一个汪精卫，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汪精卫。不如留着他，显示我们朝廷的宽仁，以此来收买人心，瓦解革命党的斗志。”

载沣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觉得善耆说得也有道理，再加上当时清朝正为了立宪的事儿焦头烂额，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于是，汪精卫奇迹般地被免除了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

这在当时绝对是个超级大新闻。一个行刺国家元首的重犯，居然没死？这让汪精卫在感到庆幸的同时，心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狱中的日子里，善耆对他非常照顾，不仅改善了他的伙食，还甚至允许他看书、写字。

这种“恩情”对于一个重感情、性格又偏感性的文人来说，是致命的毒药。汪精卫开始觉得，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妥协都是错误的，也许通过和平的手段、通过谈判，也能解决问题。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了。

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被迫释放了政治犯。汪精卫走出了天牢，那一刻，他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但他自己心里清楚，那个在银锭桥下视死如归的汪精卫，其实已经死在牢里了。

活着走出来的，是一个开始相信“政治可以妥协”、“敌人可以感化”的政客汪精卫。

性格决定命运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了。汪精卫在国民党里一路高升，但他身上始终带着那次牢狱之灾留下的烙印，软弱和摇摆。

他一辈子都记着善耆的那句话，记着那个清朝王爷的“不杀之恩”。这种记忆，让他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政治逻辑：他总觉得，只要自己表现得足够诚恳，哪怕是敌人，也是可以沟通的；他总觉得，硬碰硬是下策，曲线救国才是上策。

当抗日战争爆发，面对凶残的日本人时，汪精卫的那种“悲剧英雄”情结又犯了。

他想起了当年的善耆，他天真地以为，日本人也像当年的善耆一样，是可以“讲道理”的，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他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姿态，去和日本人谈判，保全中国。

殊不知，善耆是中国人，是想救大清；而日本人是侵略者，是想灭亡中国。这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汪精卫深陷在自己的逻辑闭环里，一步错，步步错。

如果当年奕劻或者载沣没有听善耆的劝，直接一刀杀了汪精卫，那么中国历史上会多一位惊天地泣鬼神的烈士，少一个遗臭万年的汉奸。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充满了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