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的回忆：大田里用毒气熏人，母亲和婴儿的死令我后悔

小川政夫临终前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这老头晚年成了绝户，没儿没女，一身的病痛折磨得他想死都难。

在战俘营蹲号子的那六年，他憋出了一本厚厚的手记。

书里车轱辘话来回说，中心思想就两个字：报应。

哪儿来的报应？

咱们把日历翻回1941年6月，坐标定位在河北丰润县的东南庄村。

光看最后那一地的尸首，这就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150条人命没了，里面还得搭上十几个不懂事的娃娃。

可要是咱们换个角度，把这一幕看作日军指挥官在现场做的一道“选择题”，你会瞅见比血腥更瘆人的玩意儿——那是把杀人当业绩考核的“职场算盘”。

那天，身为日军第91师团第239大队中队长的小川政夫，遇上了一个大麻烦。

当时的局势那是相当微妙。

日本兵跟饿狼似的死咬着东南庄村不放，把全村老少爷们像赶羊一样，全给轰到了村口那块低洼的大田里。

一百五十号人，挤得密不透风。

小川政夫领到的任务没半点含糊：必须撬开这帮人的嘴，挖出八路军在哪，藏起来的枪在哪。

他站在田埂子上，用那是夹生的中国话在那儿干嚎：“谁知道八路和武器在哪？

不说就把你们全宰了！”

照着鬼子以往的套路，只要刺刀一亮，命悬一线的时候，老百姓基本就被吓破胆了，情报自然也就问出来了。

这算是日军搞治安战吃到的“恐惧红利”。

可偏偏这一回，剧本不对。

大田里静得吓人。

乡亲们要么低头抽着旱烟袋，要么闷头拔着脚下的草，愣是没人搭茬。

这死一般的沉默，让小川政夫觉得脸上挂不住倒是其次，心里头发毛才是真的。

咱们来盘算盘算：对于一个带兵的中队长，时间就是命。

在这儿多耗一分钟，外围打游击的八路军就可能把口袋扎紧了，再或者，上头的主力部队也没那闲工夫等他。

小川政夫急眼了。

他在田埂上又是蹦又是跳，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

嗓子都喊劈了，底下人还是拿他当空气。

这会儿，摆在他跟前的路就剩三条：

头一条，接着审，但这明摆着是浪费唾沫，还得担着暴露的风险。

第二条，拎几个出来毙了，杀鸡给猴看。

这是他们的老手艺。

第三条，也就是最绝的一条——彻底抹平。

既然从这帮人嘴里掏不出东西，在鬼子眼里，他们就没了“情报价值”，只剩下要把他们处理掉的“清理成本”。

于是，小川政夫拍板了。

他咬着后槽牙下令：“全杀了！”

要是寻常的屠杀，架起机枪突突最快，上刺刀最省钱。

可小川政夫紧跟着补了一句：“上毒气！”

好端端的，为啥非要用毒气？

这背后的心思，比杀人本身还让人脊背发凉。

你要是觉得放毒气单纯是为了要人命，那可太小看鬼子的坏心眼了。

在当年的战场上，毒气弹那可是金贵玩意儿，运输、储存都费老鼻子劲了。

把这种高成本的家伙什用在手无寸铁的庄稼汉身上，从打仗算账的角度看，那是赔本买卖。

除非，这趟活儿本身就是为了搞“实验”。

咱们往小川政夫身后瞅。

那儿杵着这支部队的一把手——大队长木佐木清次中佐。

跟他一块儿看热闹的，还有第二中队的中队长长谷荣八，外加情报主任远藤正吾。

这几个当官的站在上风口，防毒面具也不戴，枪也不拿。

他们就是来“听戏”的。

木佐木清次是个老手了。

指挥用毒气屠村这事儿，他都干了第三回了。

在他眼里，脚下这块地不是屠宰场，而是他的“实验室”。

小川政夫这边令旗一挥，戴着防毒面具的小鬼子立马搬上来两箱毒气筒。

这儿有个细节得注意：是两箱。

阀门一拧开，冒出来的烟是一绿一红。

这是两掺的毒剂。

鬼子这是拿活生生的中国老百姓，来测试他们新捣鼓出来的混合毒气到底好不好使。

毒气借着风势，直往低洼的大田里灌。

接下来的画面，把“实验”这两个字坐实了。

乡亲们开始想招自救。

庄稼人不懂化学，但有土法子。

有人喊了一嗓子刨坑，大伙疯了似的把庄稼薅秃，用手刨出土坑，把脸往土里埋，想靠着土壤把毒气滤掉。

要是碰上一般的催泪瓦斯，这招没准能救命。

可这回是军用的混合毒剂。

那毒气无孔不入，顺着土缝子往里钻，直冲鼻腔。

紧接着就是剧烈地咳嗽、眼泪止不住地流，气儿都喘不上来。

站在高处看热闹的鬼子军官在干嘛？

那个木佐木清次乐得手舞足蹈，长谷荣八在旁边拍巴掌叫好，情报主任远藤正吾甚至觉得不过瘾，扯着嗓子喊：“加大剂量！

再多放点！”

在他们眼里，底下挣扎的哪是人啊，那是小白鼠。

他们在盯着看毒气飘散得有多快，人多长时间断气，身体会有啥反应。

这种站在旁边看戏的架势，比亲自拿刀砍人更冷血。

因为这帮人已经把人性剔干净了，剩下的只有冷冰冰的收集数据的欲望。

随着毒气越来越浓，惨剧到了顶峰。

乡亲们疼得在地上打滚，脸肿得跟充了血的猪肝似的。

有人实在憋不住了，想往外冲，结果被外围戴着防毒面具、端着刺刀的鬼子硬生生逼了回去。

这里头有个细节，惨得让人没法看。

毒气这东西不认人。

婴儿那娇嫩的嗓子眼最先受不了。

当娘的拼命用衣裳护着孩子，可一点用都没有。

还没等大人们倒下，孩子们先是剧烈呛咳，接着吐出胃里的血，小脑袋一耷拉，没动静了。

当第一个母亲发现怀里的心头肉凉了的时候，那哭声简直要把天捅个窟窿。

紧接着，一片连着一片的哭嚎声响了起来。

就在这节骨眼上，出了一件让小川政夫始料未及的事。

一个年轻的母亲，怀里死死抱着已经断气的孩子，突然从人堆里冲了出来。

她头发散乱，两只眼睛肿得通红，就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子，奔着小川政夫就冲过来了。

那一刻，小川政夫心里虚了。

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

这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按照他的逻辑，中了毒气的人应该像虫子一样在地上扭曲着等死，怎么还有力气反抗？

这种恐惧，转眼就变成了恼羞成怒。

为了掩盖自己刚才那股子怂劲，小川政夫做了第二个决定：虐杀。

他一把揪住那个母亲的头发，狠狠地把人拽倒在地上。

这还不算完，他抬起那双钉满铁钉的军靴，照着这位刚刚没了孩子的母亲死命地踢踹。

这根本不是搏斗，是单方面的残害。

那位母亲最后惨死在铁钉军靴下，咽气的时候，怀里还紧紧搂着孩子的尸体。

这一幕，算是彻底把日军所谓“武士道”那一套遮羞布给扯下来了，露出了里头的色厉内荏。

面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反抗，他们能拿出来的本事，只有更下作的残暴。

太阳落山了。

东南庄村的大火还在烧，可哭声没了。

一百五十号乡亲，除了极个别命大跑出来的，全都没了。

日军第239大队扛着机枪撤了。

在他们的战报里，这大概会被写成一次“漂亮的扫荡”，一次“新武器实战测试的大成功”。

木佐木清次挺满意，他的毒气战数据又多了一笔；长谷荣八和远藤正吾看了一出“好戏”；小川政夫虽说被那个母亲吓了一跳，但也算完成了“格杀勿论”的指标。

在这个疯魔的体系里，屠杀平民成了“立功”，残忍成了“果断”。

但这笔账，老天爷都记着呢。

四年后，清算的日子到了。

1945年8月，鬼子投降。

当年在东南庄村造孽的那帮军官，迎来了他们的下场。

这结局挺有意思，把人性的那一面照得透透的。

那个把杀人当实验的大队长木佐木清次，还有那两个拍手叫好的长谷荣八和远藤正吾，死得挺干脆：要么在后来的冲突里被打成了筛子，要么被公审后吃了枪子儿。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痛快。

唯独小川政夫，活下来了。

凭啥？

凭他选择了“出卖”。

被俘虏之后，小川政夫那股子求生欲又占了上风。

他认罪态度好得不得了，还积极检举揭发他的上司和同僚。

靠着卖队友，他躲过了死刑，最后只判了六年战俘营改造。

乍一看，他好像“赚”大了。

比起那几个被枪毙的同僚，他多活了几十年。

可这偷来的日子，真就那么好过？

晚年的小川政夫，活在一个醒不过来的噩梦里。

没孩子，这是传统观念里最大的报应。

一身的病更是让他生不如死。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大田里放毒气，当娘的和孩子死得最惨，我后悔啊！

我害了无辜的人，也把自己给毁了。”

这话，不光是忏悔，更像是给自己做了一次解剖。

当年在田埂上，他以为自己是判官，掌管着别人的生死。

他以为用毒气、搞屠杀能解决麻烦，能换来勋章。

其实呢，从他下令放毒气的那一刻起，他也把自己的人味儿给毒死了。

那个抱着孩子冲向他的中国母亲，成了他这一辈子都甩不掉的鬼魂。

他踢向母亲的那几脚，最后都踢在了他自己的良心上。

有些账，不是不报。

那个惨死的母亲，那个吐血的婴儿，那片笼罩着红绿毒烟的大田，在他活着的每一天里，都在向他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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