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找花姑娘有多狠？

1987年的东京，出了一桩奇闻。

七十五岁的东史郎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这事儿听着就荒唐，告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跟他一起扛过枪的战友；而他要对抗的，其实是年轻时的自己。

这场官司不是因为他撒了谎，反倒是因为他把真话全抖搂出来了。

就在这一年，东史郎把自己的日记公之于众。

那里面，没遮没掩地记下了他在中国战场上干的那些勾当。

这日记一出，就像往死水里扔了颗雷，把日本右翼那块遮羞布炸得粉碎。

这帮人急了眼，围攻他的住所，恐吓他的老伴，最后还把他告上公堂，扣了个“损害日军名誉”的大帽子。

官司打得昏天黑地，从地方法院一直闹到最高法院，耗了整整十三年。

直到2000年，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右翼的请求，这才算变相承认了日记里写的都是大实话。

一本发黄的日记，怎么就把日本右翼吓成那样？

说白了，那里面记的不光是杀人放火，更是一套能把大活人变成野兽的“操作手册”。

咱们把时针拨回到1938年3月，河南汲县。

豫北平原上，平汉铁路边，有个不起眼的小村子。

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的一个中队，摸到了这儿搞“扫荡”。

那天对东史郎那个中队来说，原本就是个照章办事的日子。

天没亮就围村，见着反抗的男人就开枪，粮食布匹统统抢光。

这套业务，鬼子们熟练得很。

可搜着搜着，出了个意外情况。

大兵们从地窖和土屋里，硬生生刨出来十三个人。

这些人脸上抹得乌漆墨黑，头发推成了板寸，身上穿的也是男人的破袄子。

这是那个年头，中国女人为了活命想出来的下下策——女扮男装。

可惜，这点伪装在鬼子眼里根本不够看。

当兵的一眼就瞅穿了她们的底细。

人被推推搡搡拉到了空地上，中队长面临着头一个岔路口：杀，还是留？

就在这档口，鬼子内部有了点不同动静。

中队长本来手都按在刀把上了，打算直接处理掉。

这会儿，还是上等兵的东史郎壮着胆子站了出来。

他跟长官求情，理由找得很实在：“这些人看着不像本地的，没必要弄死。”

在东史郎看来，这是在积德。

可中队长心里的算盘打得是另一码事。

在他那套逻辑里，眼前的老百姓要么是“物资”，要么是“隐患”。

想活命？

那你得有活着的“用处”。

于是，中队长把刀插回了鞘。

这可不是因为他心软，而是他脑子里冒出了这十二个女人的另一种“用法”。

除了一名少年被当场砍死，剩下的十二个女人被押进村边的一间木屋。

紧接着，第二个岔路口来了。

要是换成一帮没规矩的土匪，这会儿估计早就乱哄哄地扑上去了。

但这帮人是日军正规军。

面对手无缚铁的女人，他们居然表现出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秩序”。

屋门外，大兵们排起了长龙。

这队是怎么排的？

不是谁跑得快谁在前面，而是严格按肩膀上的牌牌来。

军官打头，士官跟在后头，最后才是小兵。

这种排队方式，把日军骨子里那种变态的等级观念照得透亮。

在他们看来，这种残忍的暴行压根不算犯罪，而是一种“福利分发”，是长官才能先享受的特权。

东史郎在旁边看着，心里那道坎过不去了。

队伍里头，既有上了岁数的妇人，也有才十三四岁的小丫头片子。

他咬咬牙，又去了一次。

他找到中队长，说这也太不是人了。

这回，中队长没给他好脸，张嘴就骂他多管闲事。

旁边的战友——也就是平日里称兄道弟的那帮人，甚至开始起哄，嘲笑他假正经，让他“先去爽一把”。

这场景把一种恐怖的同化机制展露无遗：在这个圈子里，你讲人性，你就是异类；你变野兽，才是“自家兄弟”。

这通暴行，从大中午一直折腾到太阳偏西。

中间还有个插曲。

另一个小分队抓了六个老农，在打谷场上严刑逼供。

又是大耳刮子又是恐吓，可那几个老农死活说不出游击队在哪儿——因为他们压根就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结果怎么着？

那个小队长把手一挥，六个大活人就被刺刀捅成了马蜂窝。

对此，中队长的评语就三个字：“干得好。”

等到队伍准备拔营走人的时候，第三个，也是最要命的岔路口摆在了面前。

那十二个被关在木屋里、已经被折磨得只剩半口气的女人，咋办？

还有这一整个村子，咋办？

东史郎做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努力。

他跑到中队长跟前，差点都要跪下了，哀求道：别造孽了，留个活口，好歹还能收买点人心。

这是正常人的脑回路：凡事留一线。

可中队长的脑回路是“战犯标准”。

比起“收买人心”，他更在乎的是“斩草除根”和“制造恐慌”。

要是把人放了，她们没准会去报信，没准会成游击队的眼线。

上面定的“三光政策”摆在那儿，毁尸灭迹才是标准作业流程。

于是，中队长反手给了东史郎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一巴掌不光打在东史郎脸上，也把他那点天真的幻想全打碎了。

中队长下了他的枪，罚他去队伍屁股后面扛行李，还撂下一句狠话：再敢废话，就按通敌罪论处，直接毙了你。

这就是那个系统的底线：你可以跟着一起作恶，但你绝对不能拦着别人作恶。

转头，机枪就响了。

木屋被扫成了筛子，紧接着一把火点了。

十二个女人，连同整个村庄，化成了一片焦土。

这回屠村，除了抢来的粮食，鬼子没留下任何活口。

东史郎算不上什么英雄。

他在日记里也老实交代，自己在战场上也杀过中国人。

他不过是在那个疯狂的绞肉机里，偶尔闪过那么一丝人性的挣扎，然后立马被体制的大轮子碾得粉碎。

但这恰恰是这本日记金贵的地方。

战后几十年，日本政府和右翼那帮人，在那儿拼命洗地，非说这些暴行是“个别士兵脑子发热”或者是“战场上的意外”。

甚至在教科书上动手脚，把“侵略”改成“进入”，硬说“慰安妇”是自愿的。

可东史郎的日记，白纸黑字把那个系统的“源代码”给扒了出来。

那哪是意外啊，那是流程。

从按军衔排队糟蹋妇女，到为了保密杀人灭口，再到把“求情”当成“通敌”，每一个环节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就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杀人机器。

那个中队长天生就是恶鬼吗？

也许是。

但让他能这么肆无忌惮地作恶，还能因此升官发财的，是日军那个从上到下烂透了的体制。

1938年的河南汲县，不过是无数个遭殃村庄的一个缩影。

就在同一个月的3月，在新乡县东王村，因为两个鬼子兵在强奸妇女时被反抗的村民打死了，日军第二天就把全村给烧了个精光。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报复逻辑：只要你不顺从，就是死路一条。

东史郎后来在法庭上的败诉和最后的胜诉，其实是一场迟到了太久的审判。

虽说老爷子2006年走了，但他留下的证据，特别是关于邮袋尺寸、手榴弹实验这些在法庭上辩论过的细节，把那些想翻案的谎言死死钉在了耻辱柱上。

1998年，这位老兵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他在那儿鞠躬谢罪，憋出一句：“对不起中国人。”

这句道歉，来得太晚了，也换不回汲县那十二名妇女的命。

她们被糟蹋、被杀害、被烧成灰，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但历史记住了这一刻。

它在提醒咱们，当一个组织开始把残忍当勇敢，把人性当软弱，把杀戮当业绩的时候，身在里头的每个人，不管原来是好人坏人，最后都得被吞噬干净。

那十二名妇女的悲剧，不光是因为碰上了几个坏蛋，而是因为她们面对的，是一整套把人变成鬼的战争机器。

信息来源：

《东史郎日记》，东史郎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新华网《东史郎：一位勇敢忏悔的侵华日军老兵》。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