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落选的国徽方案，网友看后感叹：审美确实一绝，但真不合适

1950年9月，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的铸造车间里，空气沉闷得像要凝固。

几十号老师傅围着一堆铝锭，眉头锁得能夹死苍蝇。

上头下了死命令：9月20号之前，新中国第一批金属国徽必须在这儿出炉。

可这账，怎么盘都不顺。

那时候刚建国，工业家底子薄得可怜。

这厂子虽说是能干活，可平日里造的是粗笨机器，不是精细工艺品。

这国徽要求光洁度像镜子，纹路得连头发丝都看清。

最要命的是，材料指定用铝，偏偏全厂翻个底朝天，连台像样的化铝炉子都没有。

这简直是逼着打铁的去绣花，还得是空手套白狼。

照理说，遇上这难处，得打报告、伸手要设备、坐等支援。

可工人们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国徽挂上去的时辰，哪怕耽误一秒，那都是天大的政治篓子。

能不能拖？

没门。

敢不敢干？

硬着头皮也得上。

其实这枚国徽的问世，从来就没顺当过。

早在它变成图纸前，北京城里就爆发过一场关于“国家脸面”到底该啥模样的激烈交锋。

把日历往前翻一年。

1949年7月，政协筹备组在报纸上广发“英雄帖”，征集国家标志。

国旗的设计稿那是像雪花一样往里飘，大伙觉得画个红旗、点缀几颗星，容易上手，也有参与感。

可到了国徽这儿，门庭冷落。

最后收上来的稿子稀稀拉拉也就200来份。

为啥？

门槛太高。

这东西既要庄重，还得有深意，结构还得美，考的不光是画画的手艺，更是对政治和历史的参悟能力。

老百姓的投稿大多没法看。

要么太单薄，撑不起场面；要么太花哨，像个大拼盘。

既然民间海选走不通，那就只能指望“国家队”了。

这活儿落到了两拨顶尖高手的肩上。

一拨是清华大学营建系，领头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另一拨是中央美院，带队的是张仃。

这两拨人，代表了当时审美观的两条岔路。

梁思成和林徽因那是什么人物？

于是，清华小组拿出的方案，透着一股子古典的高级味儿。

核心是一块玉璧。

在咱们老祖宗眼里，玉璧那是高贵、团结和品德的代名词。

他们又巧妙地把齿轮和麦穗嵌进去，用红绶带这么一穿，齐活。

这设计一亮相，行家们直竖大拇指。

美，确实美。

结构严丝合缝，古色古香，那种传统韵味挡都挡不住。

要是不谈政治，这简直就是个完美的艺术品。

可另一头，张仃小组的路子完全是拧着的。

他们算的是“时代账”。

张仃他们觉得，新中国是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是工农翻身做主。

所以，中央美院小组直接把天安门搬上了C位。

为啥是天安门？

因为那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地界，是开国大典的舞台。

在那儿，旧时代翻篇了，新时代开张了。

这个符号的冲击力，任何古代器物都比不了。

围着天安门，他们配上了齿轮、麦穗、五星，背景里还加上了地图和地球，再配上光芒万丈的朝阳。

两份方案往桌上一摆，一场关于“好看还是好用”的拉锯战打响了。

梁思成小组的“玉璧版”，赢在艺术造诣。

张仃小组的“天安门版”，赢在政治嗅觉。

虽说早期草图里透视有点歪，颜色也没那么细，但那个核心意象——天安门，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心。

这就是决策最纠结的地方：你是要一个完美的过去，还是一个粗糙的未来？

经过一轮轮的推敲，风向变了。

大伙儿的意见慢慢拢到了一块儿：玉璧虽雅，毕竟是封建时候祭祀用的礼器，硬要把它转成新中国的象征，老百姓脑子里的弯儿怕是转不过来。

再者，那种古朴的造型，总让人觉得缺了股子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劲头。

反观天安门，那是活生生的，就在眼前的现实。

张仃小组的方案，险胜。

要是故事到这儿就画句号，这国徽可能就是张政治正确的宣传画，艺术上得留个大遗憾。

节骨眼上，周恩来总理来了个“神来之笔”。

他一眼看穿了症结：张仃的立意没毛病，但梁思成的艺术表现力那是天花板级别的。

干嘛非得做单选题？

为啥不能让最懂结构的人，去修补最精准的立意？

周总理拍板：以张仃的方案做底子，但必须要把梁思成、林徽因小组的本事吸纳进来，两个团队合伙干。

这可是个考验心胸的时刻。

对梁思成和林徽因来说，自家的心血被毙了，还得去帮对手擦屁股。

换个心眼小的，早甩手不干了，或者磨洋工。

但这二位大师没那矫情劲儿。

在他们心里，“国家”的分量，远比“个人”的面子重。

后来的日子里，清华和央美这两拨人，真就拧成了一股绳。

梁思成和林徽因拿出了显微镜般的死磕精神，开始“解剖”天安门方案。

他们发现，原设计里的天安门透视得微调，齿轮和麦穗的纹样不够挺拔，红绶带缠得死板，没动感。

他们把压箱底的传统艺术绝活，毫无保留地灌注到了这个原本属于“对手”的方案里。

这就好比给毛坯房搞了精装修。

天安门变得更稳当威严；齿轮和麦穗重新切分，工农联盟的力量感一下子出来了；那条红绶带经过重塑，线条顺滑得像在风里飘。

原本有点乱的背景也被清理干净，去掉了地图和地球，让五星和天安门成了绝对的视觉中心。

这就是咱们今天看到的国徽：它是张仃的魂，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骨。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主持。

这回，没人再有二话，全票通过。

图纸敲定，接力棒又扔回到了沈阳工人手里。

回到开头那一幕。

面对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的工人们咋整的？

没炉子，就自己动手改；没模具工艺，就没日没夜地试。

头一批铸件出来，大伙儿心都凉透了：表面麻麻赖赖，花纹更是糊成一团。

这玩意儿要是挂上天安门，那是给国家脸上抹黑。

病根在哪？

一是砂型太粗，二是铝液冷却收缩不匀乎。

为了攻克这两座大山，工人们也是拼了。

他们满中国跑，最后从大连和内蒙古运来了最细的特种砂，专门伺候模具。

至于冷却收缩，没恒温设备咋办？

工人们用了最土的招——水冷。

但这可是个细致活，水浇多了炸模，浇少了没用。

他们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遍遍摸索水的流速和温度。

那阵子，车间里灯就没灭过，根本分不清啥时候白天啥时候黑夜。

大伙儿吃住都在车间，困急眼了就找块废纸板往机器旁一躺。

这哪是加班，这是拿命在博。

终于，在9月20号这道红线跟前，第一批70枚国徽造出来了。

当工人们小心翼翼磨平最后一处毛刺，那枚铝制国徽在灯光下闪瞎了眼。

天安门、五角星、齿轮、麦穗，每一处细节都饱满得像要跳出来，庄严得让人不敢大声喘气。

从北京图纸上的较量，到沈阳炉火旁的死磕，这枚国徽背后，藏着那个时代无数中国人的影子。

他们有的在顶层搞设计，在传统和现代的夹缝里找路；有的在底层干苦力，用血肉之躯去填补技术的坑。

不管是在绘图板前争得面红耳赤的大师，还是在熔炉旁汗流浃背的工人，他们其实都做了一个选择：

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把自己兜里最好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掏出来。

信息来源：

黄晨.缔造国家视觉形象——新中国国徽设计考略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4(5):1-5I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