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特赦出狱，监狱积极表现实为伪装

1975年4月23日，海峡对岸发来一则通告。

这通告表面上看挺热乎，说是要把大门敞开，欢迎那些被特赦的“老兄弟”去台湾养老。

可你要是细看，最后那行字跟堵墙似的：想进门？

行，先签字。

签一份“反共声明”，白纸黑字画押，证明自己跟那边断得干干净净。

周养浩拿着报纸，人滞留在香港，整个人像是被钉在了原地。

为了等这个去台湾的机会，他在北京功德林那个院子里，足足耗了二十五年。

为了能把自己名字写进特赦名单，他把前半辈子那个杀人魔头的皮都扒了一层，硬是把自己演成了一个连地板缝都抠得锃亮的“改造标兵”。

谁承想，眼看脚都抬起来了，那边却要把门摔在他脸上。

旁人看着都替他憋屈：当年为了蒋家那点事，把路都走绝了，连杨虎城这种大人物都敢动，现在想找个落脚地，居然还被防贼一样防着？

其实，周养浩心里那算盘，打得比谁都精。

回顾他这大半生，不管是在贵州深山里搞那种吃人的“工厂”，还是在重庆那个魔窟里玩“攻心术”，甚至后来在牢里那套影帝级别的表演，骨子里都是一回事——绝对的利益算计。

你要是看不懂这个，就别想看懂周养浩。

把日历翻回到1950年。

刚被关进功德林那会儿，周养浩可没半点“模范”的样子。

那会儿他刚从特务头子的位置上跌下来，身上的匪气还重得很。

有回在号子里，他撞见了老熟人沈醉。

一听说沈醉把军统那点破事儿跟新政府倒腾了不少，周养浩觉得自己被卖了。

他二话没说，抄起屁股底下的木头板凳，照着沈醉的脑门就抡了过去。

得亏旁边的宋希濂反应快，一把攥住那板凳腿，不然那天沈醉非得脑袋开花不可。

那阵子，周养浩满脑子都是所谓的“硬气”。

他觉得自己是军统的一块铁，哪怕进了笼子，也得把刺竖起来。

可这身硬骨头，到底能换来啥？

转眼到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贴了出来。

杜聿明那些在战场上死磕到底的主儿，居然都回家了。

这事儿把周养浩给震醒了。

他脑瓜子转得快，立马明白了个道理：在这新地界，“硬扛”就是死路一条，“低头认错”才是通行的门票。

打那以后，那个敢抡板凳的暴脾气消失了。

每天天蒙蒙亮，周养浩手里就攥着把扫帚，把监舍里里外外清扫得那叫一个干净，连那犄角旮旯的灰都能让他给抠出来。

开学习会的时候，别人还没张嘴，他先抢着发言，检讨的话都不带重样的，张嘴就来。

别的战犯写个悔过材料，憋得满头大汗像便秘。

他倒好，主动凑过去给人当“私教”，手把手教人家怎么润色：哪个词儿听着痛心疾首，哪段经历必须得拿出来晒，怎么写才能把管教给感动了。

最神的还是他的演技。

有回大伙儿坐一块讨论，他提起自己以前“满手血债”，说着说着，那声音就开始发颤，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往下砸，一边哭还一边猛拍桌子。

那场面，把旁边好几个狱友都给带得眼泪汪汪。

可等散了会，一转过身，他拿袖口随便在脸上一抹，脸上瞬间干爽利落，哪还有半点刚才那痛不欲生的模样？

说白了，这根本不是什么真心悔改，这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

因为他心里有数：只要戏演足了，分赚够了，就能早点跨出那个大门。

为了活命，为了出去，脸皮这东西值几个钱？

这种把活人当成算计筹码的本事，其实早在他管贵州息烽监狱那会儿，就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

那鬼地方阴冷潮湿，四面全是荒山野岭，关的都是军统觉得最难啃的“硬钉子”。

换个别的典狱长，估计就是上大刑，把人往死里折腾。

但周养浩不一样，他是学法律的，觉得那样干太粗鲁，也没效益。

他折腾出一套“以犯制犯”的损招。

简单说，就是把那六百多号犯人劈成两半：听话的叫“工作修养人”，不听话的叫“一般修养人”。

这听着像是什么管理术语，实际上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你要是肯服软、肯卖力气，就能当“工作修养人”。

你可以去卷烟卷、编椅子、缝衣服。

活干完了，给你发一种“代用券”。

拿着这券，能换点牙膏肥皂，运气好还能换个粗粮饼子填肚子。

你要是敢炸刺儿，那就是“一般修养人”，直接把你扔进那个叫“忠斋”的黑屋子。

那里面是个什么光景？

墙壁渗水跟下雨似的，地上铺的是发霉的稻草，喝的是能照镜子的稀饭，连翻个身都得蹭掉层皮。

这招毒在哪儿？

第一，它在犯人堆里划了一道鸿沟。

为了保住那个能干活的身份，为了多挣一张券，犯人们开始互相防着，互相打小报告，甚至抢着干活来表忠心。

原本大家可能抱团搞越狱，让这么一搞，全成了窝里斗。

第二，这监狱让他变成了摇钱树。

周养浩逼着这些人没日没夜地干活。

卷烟那是手工一根根搓出来的，熏得人眼睛都睁不开；编藤椅要把竹子劈成细条，手指头经常被划得全是血口子。

这些做出来的东西，被一车车拉到重庆、昆明去卖。

外头那些阔佬坐着藤椅吞云吐雾，谁知道这是从那种地狱里出来的？

最绝的是，这些买卖挣来的钱，那是丁点儿没进国库，全流进了周养浩自己的腰包。

他的账本捂得严严实实，手底下人连问都不敢问一声。

把犯人变成苦力，让苦力互相盯着，最后自己坐收渔利。

这就是周养浩的“生意经”。

等调到了重庆渣滓洞，这套“生意经”就升级成了“攻心术”。

那会儿任务变了，不需要挣钱了，要的是口供。

鞭子烙铁虽然也没停，但周养浩嫌那玩意儿太慢。

他搞出了一套心理折磨的法子。

审讯的时候，先把人拽到旁边，不打你，让你看着别人受刑。

眼瞅着同伴被皮鞭抽得皮开肉绽，看着那铁钩子往肉里钻，听着那撕心裂肺的惨叫。

等人看到眼神发直、心理防线快崩塌的时候，他再把你拉过来。

这时候他不动手，他玩“熬鹰”。

一帮特务轮流上，车轮战审讯，连口水都不给你喝。

你刚眼皮打架，就被狠狠拍桌子震醒。

几天几夜这么熬下来，人的脑子就成了一锅浆糊，意志力再强的人也顶不住这种精神崩溃。

这种法子，比单纯把人弄死更阴损，也更管用。

当然，到了必须要见血的时候，周养浩的手也从来没软过。

1949年9月6日，国民党眼看就要垮台。

蒋介石那边点了名，要解决杨虎城。

这时候的周养浩，站在了最后的岔路口上。

干不干？

不干，那是违抗军令，自己得掉脑袋。

干？

那就是背上一辈子的骂名。

周养浩连个磕巴都没打，选择了“干”，而且还要干得“漂亮”。

他仗着杨虎城对他还算熟悉，亲自出面，编瞎话说要把杨虎城转移到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去住几天。

为了把戏做足，他还特意调了几辆车，装模作样地搞了个车队。

车队到戴公祠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屋里桌上还摆着像是接风洗尘的酒菜。

这光景，谁能想得到是鬼门关？

杨虎城刚一落座，周养浩眼神一递，早就埋伏在暗处的杨正兴、熊祥那几个特务立马窜了出来。

那匕首都是磨得飞快的，几刀捅下去，杨虎城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血就把地染红了。

这一晚没放过任何活口。

杨虎城的小儿子、小女儿，秘书宋绮云两口子，还有那个才几岁大的“小萝卜头”，全遭了毒手。

人杀完了，为了毁尸灭迹，特务们搬来早就准备好的硝镪水，直接泼在尸体上。

那尸体滋滋冒烟，没多大功夫就化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处理这惨烈现场的时候，周养浩就站在边上，冷眼看着手下用水管冲洗地上的血水。

等全冲干净了，他才带着人转身走人。

那一夜的戴公祠，静得让人汗毛直竖。

回头再看周养浩这辈子，你会发现这人骨子里是个极度的“理性派”。

在息烽，他理性地榨取犯人的劳动力换钱；在渣滓洞，他理性地利用人的恐惧掏口供；在功德林，他理性地表演痛哭流涕换特赦。

所以，当1975年台湾让他签那张“反共声明”的时候，他又一次拨动了他心里的算盘珠子。

签了，能不能去台湾？

那是未知数。

那时候蒋经国刚接班，局势乱得很，对他这种有“历史包袱”的人，防备心重着呢。

不签，留在香港或者去国外，日子咋过？

他想到了在功德林的那些年。

共产党虽然关了他，但最后还是把他放了，给了路费，连家里的老小都给安顿好了。

再看看国民党，当年让他干最脏的活，现在连起码的信任都不给。

有人传，周养浩私下里发过牢骚：当年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卖命，到头来连张回家的船票都换不到。

他把共产党对他的优待，从特赦到给钱安置，一五一十都说了，词儿用得挺恳切。

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选边站”。

后来，他辗转去了美国，在大洋彼岸过完了剩下的日子。

一个靠“算计”活了一辈子的人，最后还是靠着“算计”，在那个大时代的夹缝里给自己找了个安身的地方。

只是不知道，在美国那些深夜里，他会不会想起息烽监狱里的藤椅，想起渣滓洞的惨叫，想起戴公祠那晚地上流淌的血水？

那恐怕是他永远也算不平的一笔烂账。

信息来源：

1 邢克鑫.军统“三剑客”在监狱改造时的内讧J.书摘,2006(5):7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