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11年1月，北京，50多家媒体的镜头前，一个女大学生全裸而立，冷静地反问：“我敢看你们，你们敢看我吗？”
摄像机没有移开，社会目光无法回避。
事情从宜昌一间砖房开始，2007年深秋，村里遇到强拆，喇叭连续好几天播通知，让大家限期搬走。
王嫣芸的奶奶拿着拆迁补偿表在外面和人争了很久，回到家后突然半边身体动不了，倒在地上，送到医院后，押金就要五千块，奶奶身上只翻出四十七块钱。
她那时十七岁，家里几乎没有能指望的人，父亲早就失联，电话一直打不通，母亲改嫁去了别处，打过去也从来不接。
她只能自己扛起来，借来一辆旧自行车，带着奶奶在医院里来回跑，挂号、检查、取药，每一步都在花钱，她心里清楚自己根本掏不出这些费用。
为了维持生活和医药费，她开始到处打零工，她去工地附近发传单，去婚庆公司穿玩偶服，去酒吧后厨洗盘子，还遇到过被人动手动脚的情况。
那段时间她还在读高三，晚上兼职后往回赶，有一次摔坏了手机，没钱修，从那以后连上课时间都只能靠同桌提醒才不至于错过。
2009年夏天，她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是湖北省艺术类考生里唯一被录取的人。
那张通知书她拿在手里站了很久，奶奶看不太懂内容，只是笑着点头，她那天晚上躲起来哭了很久，心里既高兴也害怕，因为她明白考上只是开始，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钱的问题。
到了北京，学费、住宿费、画材费一笔接一笔，她很快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稳定的来源去承担，她在校外画室打扫卫生时，听人提到可以做人体模特，一天五百块，只要站着不动。
她为了钱还是去了，第一次脱衣服是在冬天，屋里有暖气，她却一直发冷，周围全是盯着她的眼睛，没有人说话，只在画纸上画线条。
她把那份钱领到手后没多说一句，直接去药店买了奶奶常吃的降压药，买了三盒，第二天就寄回宜昌。
她没有解释，也没有停下来，反而拍得更直接，发得更彻底，外界越骂，她越像是要把事情推到极限，把自己放到最刺眼的位置。
2010年12月，北京798艺术区开了她的摄影展，名字叫《WHO AM I》，展出了一排作品，都是她自己的身体，展览进行到第三天，学校方面介入，认定其中八张过于暴露，要求用黑布盖住。
还有老师当面训她，说不要以为挂上艺术的名头就能没有底线，她盯着那块黑布，心里很冷，觉得自己被否定得干干净净，后来她在很多媒体面前赤身站出来，把抗议做到了公开场合。
这件事很快传到家里，母亲打电话哭着骂她，说她是不是疯了，还问她还记不记得自己姓什么，父亲也托人捎话，说她给家里丢尽脸。
学校随后发公告，建议她休学自省，实际上就是让她离开，辅导员也打来电话，说她可以选择主动退学，学校不会公开处理。
那天下午，她把东西装进两个纸箱，离开宿舍就走了，门没关，人也没回头，她从全省唯一被录取的学生，到被学校劝退，只过了一年。
2011年春天，她和一个比她大二十二岁的画家领了结婚证，有人问她为什么会选他，她只说他不追问过去，结婚后，她像消失了一样，很少再出现在公众视线。
丈夫会当着别人的面改她的草图，对外还说是两个人一起做的作品，她提出不满，得到的回应却是嘲讽，说她还想回去当靠脱衣出名的人，她在婚姻里没有得到尊重，也没有得到空间。
2016年深秋，她在凌晨办完离婚手续，只带了三件衣服，坐夜班火车回宜昌，回去后她才知道奶奶已经去世，葬礼她也没赶上。
邻居递给她一个小布包，里面是一封奶奶留下的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大意是让她好好画画，也要记得吃饭，天冷了多穿点，她看到这些字，手一直抖，站在那儿很久都迈不开步。
从那一年开始，她用回本名王嫣芸，重新开社交账号，她不再拍裸照，不再提展览，也不回应外界追问，她把精力转去做纪录片，拍了《万悟生》，内容讲五位女性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
片子没有配乐，也没有刻意煽情，就是采访和真实生活片段，有记者问她为什么作为导演却不出镜，她笑着说这次不需要靠脱衣服来让人注意，内容本身就够了。
现在她三十三岁，经历过两次婚姻，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在云南的一处小院里，她偶尔参加节目，也会为弱势群体发声。
有人问她会不会为当年的事觉得羞耻，她只说，当年太用力想让世界看见自己，现在更想把自己看清楚，十几年过去，她不再用身体去顶撞外界，也不再靠争议去证明存在感，她把想说的话放进作品里，把日子过得更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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