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彩礼、高离婚率、低生育率，问题到底出在哪？

天价彩礼、离婚率高、生育率下降，表面看是风气坏了，实质是成本被“制度化”地抬上天。年轻人不是不想爱，是爱不起。

农村彩礼成本已到人均GDP的40倍到50倍。这是什么概念。基本等于一个人靠劳作要用“一辈子”去填坑。

婚姻还被切成了“细分市场”。

所谓头婚市场彩礼约30万，一般地方也要15万到20万。加上“要房子要车”，年轻人直接被挡在门外。

挡在门外会怎样。市场会给你一个“替代品”，于是出现了所谓二婚市场，彩礼大概10万左右。听着像笑话，但背后其实是一个字。人，被当成了“商品”。

当婚姻变成交易，后果就不是“少结几个婚”这么简单。很多人结婚不是因为恋爱，而是迫于压力去筹一大笔钱。

结婚后第一件事不是经营感情，而是还债。还债就会有矛盾。经济压力会把鸡毛蒜皮放大成战争。

于是离婚不再是“极端事件”，而成了“可快速退出”的日常选择。你甚至会看到春节前后“离婚排队”的荒诞场面。

婚姻一不稳，生育就更别谈。家庭不稳定就不愿生，出现丁克家庭。就算生一个，也不愿再要二胎，因为负担太重。

更现实的是“男孩焦虑”被反转了。以前是非要男孩，现在很多家庭一想到“家里有男孩将来结婚成本更高”，反而开始发怵。要是两个男孩，父母压力直接爆表。

问题到底出在哪？房地产资本的扩张，一路下沉到县以下，甚至乡镇都在搞房地产。

为什么县乡也要拼命建楼？

因为房地产严重过剩，要填过去捅下的窟窿。温铁军把链条说得很清楚，一个泡沫会带出一串泡沫。房地产泡沫带出金融泡沫，再带出债务泡沫。

于是就出现了两句关键词。房地产金融化、房地产债务化。这些债，靠正常卖房很难消化。那怎么办。就把公共资源当“引流工具”，硬把人往县城里赶。

最典型的操作就是把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城。你想让孩子上学，就得去县里，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买房。医疗也类似，把医疗资源集中到城里，看病也得进城。

疫情之后很多人才重新意识到乡村“缺医少药”，村里很多地方连像样的医疗设施都没有。可在此之前，资源集中这条路早就把农村逼成了“只能外流”。

而沿海劳动密集产业长期招工，只要最能干的那截“草尖”。企业喜欢招17、18岁到26、27岁这个“劳动最佳年龄段”。于是农村青年离土离乡。

年轻人被抽走，孩子上学被抽走，老人看病被抽走。你再回头看所谓“农村空心化”，它就不是“命运”，而是一步步被设计出来的结果。

关键在于，这些被抬高的成本，最后都会倒灌进婚姻家庭。房子、车子、教育、医疗，哪一样不是“硬成本”。当你必须为这些买单，彩礼就会跟着被抬。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因为制度成本不断加重，倒推彩礼不断上推，最后演化为市场化婚姻，把人变商品，把社会风气变交易规则。

而参与乡村建设体系的年轻人，婚姻反而更稳，生育率反而更高。

他们搞过两次集体婚礼，这些青年基本做到零彩礼。

不要车不要房，住出租房也能结。温铁军讲了一个细节，一对新人骑自行车参加婚礼。寒风里没豪车，人心却热。

而集体婚礼，离婚率为零。很多家庭两个孩子，最多的据说四个。这不是鸡汤，这是事实层面的反证。

为什么同样是年轻人，差别这么大？

因为他们不是被消费主义和房地产逻辑裹挟的人。他们在乡间体系里自由恋爱，为共同事业结成家庭，不把自己当“待价而沽”的商品。

所以讨论彩礼，别停在“骂农村”“骂女性”“骂男方家庭”，那都是情绪。真正该问的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会把结婚的门槛做成如此高的“金融关口”。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这件事的启示很硬。要想降低彩礼、降低离婚、提高生育，光靠劝风气没用，必须给年轻家庭“减负”，把成本从制度端降下来。

第一，县域公共服务不能再被房地产绑架。教育和医疗的供给如果只向县城集中，本质就是逼你买房。要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把“上学看病”从“购房资格”里剥离。

第二，县域经济要能提供体面就业。只有在本地能挣钱，青年才不用以“离开土地”为唯一出路。否则你让他结婚生娃，他会反问一句。钱从哪来。时间从哪来。

彩礼不是病根，它是“成本外溢”的症状。

病根在于过去那套激进城市化叠加房地产金融化的路径，把公共资源、家庭预期、社会关系一起推向了货币化。

这盘棋要扭回来，就得把人从“被定价”里解救出来。让年轻人敢结婚、愿生育，不靠口号，靠降低硬成本、重建共同体、让县域发展回到服务人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