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跋

司马迁说：“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汲，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史记·孔子世家》）又说：“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按子思在汉代以前的地位并不突出，因《中庸》在六朝隋唐时，渐渐受到注意，宋代“四书”结集，《中庸》的地位大大提高，子思的地位也变得重要起来。同时，子思地位的提高与孟子升格的运动也密切相关，孟子为子思再传门人，《孟子》书中论“诚”与“天道”的思想与《中庸》完全一致，更使得宋代思想家重视子思作为孟子思想来源的意义，如朱子在《中庸章句序》里明确把颜、曾、思、孟作为孔子之后道统相传的线索。此外，《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把子思、孟轲连称，而加以批评，也证明子思、孟子思想有一致性。近代以来，郭沫若等根据这些历史记述，始用“思孟学派”的概念分析先秦儒家思想史，现在已成为学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史概念。

《汉书》艺文志“子思子二十三篇”，其书隋唐皆有著录，但宋代以后已经遗失，故现代思孟学派的研究，除了《中庸》、《孟子》而外，难以深论。自1970年代以来，简帛文献的出土和释读，为思孟学派的研究带来新的动力，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缁衣》等篇，都燃起了学者重新认识思孟学派的极大热情，出现了不少新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从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方面，对《中庸》等思孟学派的文献的新的诠释，也在中、英文学界不断推陈出新，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兴趣，其中尤以杜维明先生关于《中庸》的著作在英文世界影响最大。

2006至2007年度，哈佛燕京社的中国访问学者里，中国哲学专业的学者特别多，其中有常规项目的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也有合作研究项目的访问学者。于是，杜维明先生和我商量，这么多中国哲学方面的学者会聚哈佛，十分难得，应该一起读读书，共同研讨一些问题。最后决定大家一起参加杜先生主持的读书会，每星期五下午在4 Bryant的Yen-ching House进行经典会读。

这个读书会是杜先生为哈佛东亚系的博士生开设的，近几年一直在读思孟学派的文献。这样，从2006年9月开始我们许多人都参加其中，形成一个思孟学派的研讨班（seminar），以期集中讨论有关思孟学派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广泛涉及思想、文献、历史。参加的人除杜先生和我以外，有哈佛燕京的访问学者，也有在哈佛的其他访问学者。其中：陈静、梁涛、张丰乾是专门研究先秦两汉思想的学者，自然是研讨班的主力；干春松研究近现代儒学，刘宁研究古代文学，宣方研究中国佛教，方旭东研究宋元明理学，不同的专长和视角，交映成趣；龚群、卢锋则是西方伦理学的专门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也对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东亚系的博士生，如吴荣桂(Micheal Ing)、钱观长(Clint)，陈丹丹等，在讨论中都提出了有见地的问题及见解。康州大学的桂思卓（Sarah Queen）中间也来了几次，她是《五行》的英译者和专家，她的加入促进了对相关文本的深入理解。我们第一个学期念竹简《五行》，第二个学期念《中庸》，每周会读，从不间断，在杜先生外出的时候，我也帮忙主持一下。在问题意识上，我们特别注重围绕杜先生关于《中庸》的诠释，展开对思孟学的研讨；在若干重要之点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相当精彩。

在第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跟大家约定，希望大家在会读过程中，写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到了2007年4月底第二个学期即将结束，在杜维明先生的主持下，由张丰乾负责会议准备工作，我们在哈佛大学人文中心举办了一次工作坊（Workshop），大家都宣读了论文，进行了评议和讨论。在工作坊上，大家同意尽快修改论文，然后把这一年会读研究的成果结集出版，贡献给学界。2007年8月，趁在山东师范大学开会期间，由杜先生主持，我们大家又进行了一次讨论，并确定了集结论文的安排。

在某个意义上说，本书可谓哈佛会读思孟文献的一个纪念，但其中的论文对思孟学派的研究确实都有相当深入的推进，在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解上都达到了新的水平。我们期望，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将推动对有关思孟学派的概念、问题、文本的深入探讨，促进思孟学派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感谢哈佛燕京社为会读提供的方便，感谢所有参加哈佛思孟会读的学者的参与和贡献，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张凤珠女士的支持与安排，感谢责任编辑工作的耐心和细致。

其实这本由杜维明先生主编的书，本来不需要一个跋语。因为此书快要出版时，杜先生的序文迟迟不见发来，责任编辑就跟我商量，看怎么办。我知道杜先生非常忙，于是我就一面催促杜先生，一面也做了万一杜序不能按时发来的准备，而写了这篇文字，作为后备。后来杜先生的序文终于发来，责任编辑觉得我的文字废弃了也可惜，就把我预备的这篇文字作为跋语了。这是我要向大家交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