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岁受冲击，54岁任江西省委书记，57岁任副书记

2021年10月18日，南昌城里，一位94岁的老爷子走了。

在当地官场，这可是位响当当的“老资格”。

可你要是细查他的底细，准会觉得新鲜：他压根不是本地人，老家远在千里之外的辽宁绥中。

这人便是许勤。

一个地道的东北汉子，硬是在江西扎根了七十二载，从最基层的接管人员，一步步干到了省委书记的高位。

大伙儿读史书，往往爱看那些金戈铁马的厮杀，或是朝堂之上的勾心斗角。

其实，许勤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从政路，恰恰给咱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切片——看看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干部，是怎么在大时代的浪潮里做决断，又是怎么在几次要命的转折关口，踩准了点儿。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949年。

那会儿，许勤才21岁。

搁现在，也就刚出校门的毛头小伙。

当时摆在他跟前的路，无非两条。

头一条，留在关外。

那阵子东北早就没仗打了，又是大名鼎鼎的“工业老大哥”，底子厚，离家近。

再加上他是1948年就参加工作的“老资格”，又是坐地户，留下来那绝对是顺风顺水。

第二条路，南下。

这在当时，可绝不是个轻松的决定。

南下意味着啥？

意味着要去一个两眼一抹黑的地方，听不懂话、吃不惯饭，甚至还有土匪特务躲在暗处打黑枪。

对于一个喝惯了辽河水的年轻人来说，江西抚州，那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干巴巴的地名。

许勤二话没说，选了后面这条。

这一脚迈出去，就把自己这一辈子都搭进去了。

这背后其实藏着国家的一盘大棋：1949年的中国，急需拉起一套熟练的班子去接管刚打下来的南方城池。

这可不光是去当个官老爷，而是要去把那个“旧社会”彻底翻改成“新中国”。

许勤跟着大部队一路向南，扎进了江西抚州。

这一待，就是一辈子。

到了地头，他没钻进那些看着风光的衙门，而是直接扎进了最底层。

建国初那阵子，基层的活儿最烫手。

为啥烫手？

因为得动真格的。

“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农业互助，每道令下来，那都是在割别人的肉，重新分配社会的利益大饼。

作为抚州地委办的一个小秘书，后来又下到一线，许勤得在乱如麻的关系网里找到那个平衡点。

你要是细琢磨他在江西的升迁路子，准会发现这人是个标准的“实干派”。

最能说明问题的，得数六十年代。

那会儿，许勤被顶到了南城县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

这把椅子不好坐。

那是六十年代初，国家刚在大跃进上栽了跟头，经济那是相当困难。

上面定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个字。

这八个字，嘴上说得轻巧，真干起来难于上青天。

因为这不光是算经济账，更是在算政治账。

在那个脑子发热的年月，要“调整”，就等于承认之前步子迈劈叉了；要“巩固”，就得让发烧的脑瓜子降降温。

作为一个县的当家人，咋整？

是接着喊号子、吹牛皮，随大流保住乌纱帽？

还是顶着雷，老老实实抓生产，让大伙儿肚里有点油水？

许勤选了后者。

他在南城县干了件挺枯燥、但特管用的事：把国民经济搞起来。

他老老实实执行上面的八字方针，把心思从政治运动挪到了搞建设上。

在那个特殊时期，这种“务实”是得有点胆量的。

结果明摆着，南城县的经济那口气缓过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稍微能过下去了。

这段经历，算是给他后来的行事风格定了调：不看上面脸色，只看底下实情。

可偏偏，个人的这点奋斗，终究挡不住时代的大浪头。

1966年，风暴来了。

这年许勤38岁，正是年富力强、经验老道的时候。

按说，这是仕途的黄金期。

可那场运动一来，直接让他按下了暂停键。

转过年，39岁的许勤挨了整，工作也被迫停了。

这一停，就是好几个年头。

直到1971年，因着形势变了，工作也离不开人，许勤这才复职。

这时候的江西，甚至整个中国，经济那叫一个乱。

许勤复出后的头一站，还是回抚州，当了个地委常委。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烂摊子，比1949年刚接手时还烫手。

当年是一张白纸好画画，现在是一地鸡毛。

咋整？

许勤没发牢骚，也没在那几年的恩恩怨怨里纠缠不清。

他火速把劲儿都使到了“抓生产”上。

在那种还得天天喊口号的环境里，能把心思死死钉在经济重建上，这本身就是种定力。

到了1975年，许勤的履历里出了个挺有意思的小插曲。

他被调去非洲，当了中国支援塞内加尔农技组的组长。

头一个，说明上面信得过他搞农业的本事。

援非，那是国家的脸面，派出去的人必须是行家里手、能干实事的。

再一个，这也是种磨练。

在异国他乡，面对完全两样的气候、地皮和风俗，咋带着队伍把中国的种地本事传下去？

许勤在塞内加尔干得漂亮。

这不光给国家挣了面子，也让他自己的眼界从一个地方官，一下子跳到了国际频道。

1977年，随着那“四个人”垮台，国家到了个新拐点。

许勤回了国，先后当了抚州地委书记、省委副秘书长。

这时候，历史又给他出了道难题。

那阵子，最棘手的活儿是啥？

不是经济，是“人”。

十年的折腾，造了无数冤案，留下了堆成山的老大难问题。

作为一方诸侯，咋处理这些事？

处理不好，人心不齐，改革开放就没法谈。

许勤的态度板上钉钉：公道、实在。

他带头揭批那“四个人”，更要紧的，他费了老劲给那些受委屈的干部平反。

这笔账他心里门儿清：江西要翻身，光靠几个人喊号子没戏，得把那些被打倒的、有经验的、懂技术的能人都请回来。

让他们气顺了，重新回到岗位上，这才是最大的生产力。

这一步棋，走对了。

1982年，54岁的许勤迎来了仕途的高光时刻——出任江西省委书记。

大伙儿注意这个时间点：1982年。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铺开的要命年份。

农村的包产到户正在推，城里的经济改革也箭在弦上。

在这个位子上，许勤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他得从一个“革命者”的脑回路，彻底转成“执政者”的脑回路；从搞运动的行家，变成搞建设的里手。

他当家这几年，江西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挺稳。

不管是搞钱，还是稳局面，都上了一个台阶。

他不光盯着GDP那个数，更盯着老百姓的菜篮子和米袋子。

1985年6月，赶上干部年轻化，许勤转任省委副书记。

三年后，1988年，他又当选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到了人大，他也没闲着去“养老”。

他把眼光瞄向了法制建设。

在那个年月，大伙对“法治”这俩字还挺模糊。

许勤一心想把地方人大建成个真正干事、贴近老百姓的立法监督机构。

这其实是他政治智慧的延续：兜里有钱了，要是没有法制兜底，社会早晚得乱。

2021年，当许勤闭上眼时，距离他头一回踏上江西这片红土地，已经过去了整整72年。

回过头再看许勤这一辈子，你会发现，他其实代表了整整那一代“南下干部”。

他们年轻时候背井离乡，把他乡认作故乡。

他们在乱糟糟的岁月里忍着，在搞建设的年代里拼命。

他们身上最金贵的东西，不是那种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而是一种在乱局里始终保持清醒、始终能解决实际麻烦的本事。

从1949年的抚州接管干部，到六十年代的南城县委书记，再到八十年代的省委书记，许勤的每一个脚印，都踩在了江西现代史的节点上。

他用一辈子，回答了那个1949年出发时的选择题。

值吗？

瞅瞅今天江西的模样，答案还用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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