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船长眼中的“新型大国关系”

沧 海 见 证一位老船长眼中的“新型大国关系”

深圳远洋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船长：蔡明

合上《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后一页，窗外是深圳不眠的灯火。作为一名在远洋漂泊二十六载的老海员，我合上书本，却合不上奔涌的思绪。二十六年间，我从巴拿马运河的晨曦航行到好望角的怒涛，从鹿特丹的机械轰鸣听到新加坡港的繁华喧嚣。手中的航行日志，记录的不仅是经纬度与气象数据，更是一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动态史诗。

《新型大国关系》书中阐述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理念，于我而言，不是抽象的外交辞令，而是甲板上每日见证的现实。1996年我初次远航时，中国船队还在国际航运界边缘徘徊。在欧洲港口，我们的船舶常被安排在偏僻泊位，装卸效率低下。彼时，发达国家港口的基础建设、管理效率，确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中国海员感到震撼，也暗生追赶之心。

变化始于无形，成于累积。书中提到的“海洋强国”战略，在我的航行图上，是一条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的生动轨迹。早期，变化体现在船舶本身——从购买二手船到自主建造超大型集装箱船、液化天然气船，中国造船业的崛起让我们的航迹更加自信。接着，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的变迁。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便是一例。2010年前，这个古老港口设施陈旧，运作迟缓。中国投资入驻后，不仅港区焕然一新，更成为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枢纽。作为海洋强国的践行者，我们这一代航海人目睹了它从萧条到繁荣的蜕变，这正是“合作共赢”理念的港口实践。

十八大以来，这种变化从量变进入了质变。书中论述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我眼中有了最直观的注解。在非洲吉布提，我见到中国建设的高标准港口如何提升区域物流效率；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我亲历“港口城”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这些不是殖民时代的资源掠夺，而是真正的基础设施共建、管理经验共享。当地员工与中国技术人员并肩工作，先进的港口管理系统提升了整个区域的航运标准。这种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正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生动写照。

与此同时，航行世界二十六载，我也目睹了西方某些港口的相对停滞。欧洲一些历史悠久的大港，基础设施多年未有大更新，效率提升缓慢；美国部分港口则受制于党派政治和工会博弈，自动化改造举步维艰。这种对比让我深思：《新型大国关系》中强调的“发展导向”何其重要。中国在港口建设、航运管理上的创新，不仅是技术超越，更是发展理念的更新——将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技术、绿色能源深度融合，创造了21世纪的“智慧港口”样板。

作为老海员，我尤其关注海上安全的变革。本书提及的“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在我经历中有切身体会。从亚丁湾护航到国际海事合作，中国海军为各国商船护航已成常态。2015年，我司一艘货轮在亚丁湾遭遇海盗威胁，正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及时出现化解危机。这种超越国籍的安全保障，是新型大国关系中“责任共担”理念的实践。如今，中国参与的国际海事救援、反海盗行动已成常态，这背后是国家综合实力与全球责任感的同步提升。

航海人的视角是独特的——我们站在甲板上，目睹的不只是海浪，更是国家力量的海上投射。书中阐释的“海洋强国”内涵丰富，包括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在我的航行日志中，这些宏大战略化为具体场景：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系统，在偏远海域为我们提供精准定位；绿色船舶技术的应用，让我们通过排放控制区时更加从容；深海探测技术的突破，则预示着未来海洋资源开发的新格局。

二十六年的漂泊，我目睹了中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正是《新型大国关系》所揭示的：不再重复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老路，而是通过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开创海洋治理新格局。当中国制造的巨型货轮停靠在曾经由西方主导的枢纽港口，当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海事组织讨论的焦点，当中国倡议的“海上丝绸之路”获得百余国家支持，我深深感到，我们航行的不仅是地理上的海洋，更是历史进程的海洋。

合上书本，望向窗外上海港的璀璨夜景——自动化桥吊如钢铁巨人般有序工作，无人导引车在码头精准穿梭，数字系统协调着每一艘船的进港出港。这里不再是追赶者，而是领跑者之一。从1996年到2022年，我的航海生涯恰逢中国海洋事业腾飞的关键期。手中的《新型大国关系》为这段经历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注解：中国走向深蓝的航程，不是霸权更迭的旧剧本，而是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新叙事。

作为一名已经告别远洋生涯的海务主管，我深信，中国的航船将继续沿着“新型大国关系”指引的方向，驶向更加广阔、更加和平、更加繁荣的深蓝。而我们的航行日志，将是这段伟大航程最真实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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