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里，我送外卖撞见当局长的亲哥，假装不认识后，他的电话来了

饭店里人声鼎沸，大哥那声“老四”像根针，扎进我耳朵里。我攥紧外卖袋子，塑料提手勒进手心，头也没抬，从他那一桌旁边挤了过去。

取餐台前挤着三四个骑手，黄蓝制服混在一起。我盯着手机上的单号，手心有点潮，在裤子上蹭了蹭。

“A57好了没？”我朝里面喊。

服务员端出两个大塑料袋，沉甸甸的。我接过来转身，大厅里乌泱泱全是人。西装，衬衫，酒杯碰得叮当响。我侧着身子往外挤，袋子擦过别人的椅背。

“老四？”

声音不高，但像根针，穿过嘈杂直直扎进耳朵。我后背一紧。

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那声音太熟了，小时候喊我回家吃饭，长大了过年坐在炕头说话，都是这个调子。我脚步没停，甚至更快了点，眼睛盯着前面玻璃门反光里自己模糊的影子——黄头盔，蓝口罩，一身汗味的冲锋衣。

“哎，老四！你现在送外卖呀？”

声音追过来了，带着点笑，还有酒桌上惯有的洪亮。我感觉到旁边几桌有人往这边看。塑料袋勒得手心生疼，我把它往上提了提，遮住半边脸，头埋得更低。从他那桌旁边挤过去时，眼角瞥见一桌子菜，几个穿着体面的人，还有大哥半抬起来的手。

我没停。玻璃门一开一合，外面的热浪和里面的冷气撞在一起，我打了个哆嗦。

电动车晒得烫屁股。我把外卖塞进保温箱，扣好。拧动钥匙，车子窜出去。风灌进领口，汗慢慢凉了，贴在背上。

心里那点不自在，却像鞋里的沙子，硌着。

我排行老四。上头三个哥。

大哥不一样。打小就不一样。别人下河摸鱼，他蹲树底下看书。那书页都卷了边，黄乎乎的。高中毕业他没考上，爹抽着旱烟说：“回来吧，跟我学泥瓦匠。挣点钱，给你盖房娶媳妇。”

大哥把脖子一梗：“我想再读一年。考不上，我就回来砌砖。”

妈没说话，去集上卖了家里正下蛋的三只大公鸡，又粜了五十斤稻谷。钱用旧手绢包着，塞进大哥书包里。他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书包去了学校，那年假期没回来。妈蒸了馒头，炒了咸菜，让我爹骑二八大杠送去。回来说，你哥一个人住宿舍，啃馒头就咸菜，头发里都有白茬了。

第二年，通知书来了。山东师范大学。大哥拿着那张纸，又笑又哭。妈摸着他头上的白头发：“儿啊，这还能变黑不？”大哥咧着嘴：“妈，几根白头发算啥。”

他成了我们村头一个正经大学生。

后来，他当老师，考公务员，从乡镇秘书干到县委办公室。前几年，调去某局当了局长。电话里告诉爹时，爹就“嗯”了一声，蹲在门口抽完那袋烟：“当官了，更得踏踏实实。”

和大哥比，我们哥仨就像田里长得歪歪扭扭的秕谷。二哥在化肥厂，三哥在鸭厂车间。我？我什么都干过。卖菜得起早，扛包靠力气，刷盘子腰疼，后厨油烟呛人。后来在县城租了房子，为了孩子上学。媳妇接点手工活，一天三十五十，掰着指头过。

大哥忙，回村少。有时晚上八九点，他的车突然亮着灯开进村，停一会儿，跟爹妈说几句话，又走了。只有过年过节和爹妈生日，他一定在。

村里不是没人动过心思。村书记拎着点心上门，想让我爹找大哥“给村里谋点福利”。爹把点心推回去：“他的事，我不过问。你自己找去，看他见不见你。”书记再没提过。

爹妈还是住老屋。大哥提过几次凑钱翻盖，爹摆手：“折腾啥？住惯了。”屋里墙皮掉了，用旧年画糊着；灯泡昏黄，爹看新闻都得眯着眼。

前年爹心梗，没救过来。大哥红着眼圈说：“按说该让爹在家多待几天。但我单位要求厚养薄葬。咱爹活着时，咱都尽了心，这就够了。当天就安葬吧，以后孝心都给妈。”我们都点头。

丧事办得简单。账本上来的都是亲戚邻居，这家三百，那家两百。没见大哥一个同事。事后，大哥把妈接进了城。

我咳嗽了小一个月，发烧，浑身没劲。媳妇逼着我去医院。检查完，医生指着片子说，肺上有个结节，得手术。但没床位，先在走廊加床等着。

媳妇急了，背着我给大哥打电话。我蹲在走廊尽头，听见她声音越来越高，又慢慢低下去，最后挂了电话，眼睛红着走过来。

“大哥说……他认识领导，但不能让人把病房里的病人赶出来。”她声音发哽。

我拍拍她手背：“等等吧，大哥有他的难处。”

好在第二天就有床位了。手术顺利，结节是良性的。大哥没来，大嫂来了，放下八百块钱和两箱牛奶。钱用信封装着，没写一个字。

孩子一天天长大，花钱的地方像雨后地里的草，冒个不停。上学，以后买房……我们租的房子朝北，冬天阴冷。村里的老屋，屋顶漏雨，墙根长了青苔。我得让我儿子住上亮堂的楼房。这念头像根鞭子，抽着我。

在小区里，我帮一个外卖员修好了电动车。他谢我，跟我聊起来。他说跑得勤快，一个月能挣万儿八千。就是累，晚上躺下，腿都不是自己的。

“不怕出力就行。”他说。

我心里那点念头，忽地烧成了火苗。我怕出力吗？这些年，我出的力还少吗？

他带我入行，办手续，租车，租电池。我成了骑手。头几天不熟，跑错路，超时，被投诉。慢慢才顺了。风里雨里，手机一响就抢单。保温箱里的饭香，闻多了也就那样。最盼着红灯，能喘口气，拧开水壶灌几口凉白开。

电话响的时候，我刚送完一单，坐在路边花坛上歇脚。是大哥。

“老四，”他声音听着有点沉，“今天在饭店，你明明看见我了。”

我捏着手机，没吭声。

“是不是还因为住院那事，生我气？”他问。

“大哥，你说哪儿去了！”我赶紧说，“那次是没床位，你让领导咋办？我懂。今天……今天我是怕给你丢人。你桌上都是体面人，我一身外卖衣服……”

电话那头静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大哥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像从很累的胸腔里挤出来的。

“老四，你这倔脾气，从小到大，光替别人想。”他声音缓下来，“你是我亲弟弟，我嫌你什么？送外卖怎么了？靠力气吃饭，挣得不比坐办公室的少。劳动者，都该被尊重。”

“以后再见着我，不许这样了。啥局长不局长，我就是你哥。生活上有难处，我用工资帮你。但工作上的关系，我不能动。你得理解。”

我仰起头，天灰蒙蒙的。喉咙里堵着东西，嗯了一声。

“听见没？”他又问。

“听见了，哥。”

挂了电话，我坐在花坛边上，没动。电动车脚撑有点松，车微微晃着。旁边便利店门口，一个老人牵着孙子出来，小孩舔着冰淇淋。

我抹了把脸，戴上头盔。手机又响了，系统派了新单。

取餐地点，是另一家饭店。

我拧动油门，车子汇入车流。黄蓝制服的身影，在这个小城里，到处都是。我们低着头看导航，追着时间，穿过大街小巷。

保温箱里，装着别人的一顿饭。

车兜里，手机下面，压着一张儿子的照片，笑得见牙不见眼。

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有人坐在桌边点菜，有人在路上送菜。桌边的人，也曾是从路上走过去的。

日子还长，路还得一步一步走。但心里那点硌脚的沙子，好像被风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