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万亿信贷压在房地产！一旦爆雷后果不堪设想，谁在为你兜底？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金融体系总体保持了稳定，没有出现类似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系统性崩溃，这本身是一项重要成就。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会发现银行体系的问题其实从未真正消失，而是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不良贷款周期性抬头、影子银行膨胀、同业套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个别中小银行流动性危机……这些事件并非孤立，而是同一套结构性矛盾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也正因为如此，强监管从来不是“过度反应”，而是一种必要的纠偏。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增长速度，在相当长时间里远快于实体经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在过去二十年增长了数十倍，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体系之一。资产规模快速扩张，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扩张的质量和约束机制是否同步建立。如果风险管理能力、资本约束和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速度跟不上资产膨胀的速度，那么风险就会被不断向后推迟，而不是被真正消化。

银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这种风险具有极强的外溢性。制造业企业经营不善，影响的是股东和员工；互联网公司破产，影响的是投资者和部分用户；但银行一旦出现问题，影响的是存款人信心、支付体系稳定乃至社会预期。这种外溢性决定了银行业必须接受比其他行业更严格的监管，而不是更宽松的环境。

中国银行业风险反复出现的第一个深层原因，在于长期存在的“软预算约束”。

在相当长时间里，市场普遍相信银行不会倒闭，地方金融机构尤其如此。这种预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金融稳定，却也削弱了市场约束。当资金提供方不再关心银行的真实风险水平，银行内部就容易出现激进扩张、期限错配和关联交易等问题。

2019年包商银行被接管，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是中国金融监管部门首次对一家中型商业银行实施市场化处置，打破了“银行不会倒”的预期。此后，一些中小银行陆续进行重组或引入战略投资者，表明监管层正在逐步改变隐性担保的格局。但这一过程也揭示出，过去多年积累的问题已经相当复杂。

第二个深层原因，是银行与地方经济之间形成的高度绑定。

中国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信贷支持。地方融资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问题在于，这种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以运转良好，而在增长放缓、土地收入下降的背景下，风险就开始显现。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相当一部分贷款，与地方财政收入和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一旦后者出现波动，银行资产质量就会承压。

房地产行业调整后，不良贷款压力逐渐从开发商向上下游传导，一些中小银行的资产质量明显恶化。这种风险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在过去十多年高速扩张中逐步累积的结果。

第三个原因，是金融创新在相当长时间里跑在监管前面。

影子银行就是典型例子。通过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和通道业务，大量表外融资迅速膨胀。在高峰时期，影子银行规模一度达到数十万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重要比例。这些业务在形式上分散在不同机构之间，但风险最终仍然回到银行体系。

监管部门随后展开整顿，推动资管新规落地，影子银行规模明显收缩。这一过程说明，强监管并非抑制金融，而是防止风险在体系内无序积累。事实上，影子银行的收缩，并没有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全面萎缩，反而提高了资金流向的透明度。

第四个原因，则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关。

一些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复杂，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或资金占用，将银行资源用于自身企业，导致风险集中。一旦关联企业经营恶化，银行资产质量就会迅速恶化。这类问题在多个案例中反复出现，也成为监管重点整治的领域。

监管部门近年来强化了对银行股东资质和关联交易的审查，这正是针对这一结构性问题的回应。强监管的意义，不仅在于事后处置，更在于事前约束。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银行业问题频发，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背景——金融体系长期承担了过多政策性功能。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银行往往需要承担逆周期调节的任务，通过增加信贷支持实体经济。这种安排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增长，但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就可能削弱银行的商业属性，使风险定价机制变得扭曲。当贷款利率不能完全反映风险水平时，资源配置效率就会下降，潜在风险也会逐渐累积。

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监管层不断强调金融机构回归本源，强化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和流动性管理。这些指标看似技术性很强，实际上是金融稳定最基础的防线。

有人担心，强监管会抑制金融创新和信贷投放，但历史经验恰恰说明，真正威胁金融体系的往往不是监管过严，而是监管滞后。上世纪美国的储贷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与金融机构在监管不足环境下过度冒险密切相关。银行业的规律始终没有改变：繁荣时期积累风险，危机时期集中暴露。

中国银行业至今没有出现系统性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监管部门在关键时点采取了较为果断的措施。无论是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还是压缩影子银行规模，抑或推动房地产金融政策调整，都是在风险尚未全面爆发前进行的干预。

从长周期看，金融稳定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它的价值往往只有在失去时才会被真正认识，而那时付出的代价往往极其高昂。银行业的强监管，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看不见的保险”，它降低了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却很少被感知。

回顾这些年银行体系暴露的问题，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高速扩张带来风险积累，复杂结构削弱风险识别，隐性担保削弱市场约束，宏观环境变化触发风险暴露，而最终承担后果的，往往是整个金融体系。

正因为风险具有滞后性，监管也必须具有前瞻性。等到问题全面显现再收紧政策，往往已经为时过晚；而在风险尚未完全暴露时加强约束，反而容易被误解为“过度监管”。

但金融史反复证明，对银行业而言，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监管太多，而是监管太晚。

在一个资产规模超过数百万亿元的银行体系中，任何微小的风险如果缺乏约束，最终都可能演变成影响全局的隐患。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银行业的强监管，不仅永远不会过时，而且永远有其必要性。因为金融稳定从来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制度、纪律与约束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