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版“对越反击战”：苏缄率领两千八百勇士坚守城池四十二天，力抗八万敌军入侵

熙宁八年十二月的岭南，天气闷热得有些反常。邕州城头的更鼓刚刚敲过，夜色却迟迟落不下来，城外远处传来的，是隐约的号角声，还有若有若无的象鸣。这一年，公元1075年，北宋与南方的交趾国之间，正逐步走向一场无法避免的血战。

这一仗，本不在宋神宗的计划之内。朝廷的视线，多半还停留在西北战场和京师的变法争论上。谁也没有想到，真正让南疆变成火海的，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失意进士和一座偏远的边城。

有意思的是，后世很多人提起北宋，想到的是“外战外行”的印象，但邕州城上那两千八百名守军的故事，却很难用“孱弱”二字去概括。他们撑了整整四十二天，城破之后，尸积如山，江水为之一滞。

一、边陲生变：从考场失意到战云密布

熙宁年间，神宗赵顼正力推变法。公元1069年至1073年前后，王安石陆续出台青苗法、募役法等措施，朝堂争论不休，史书里留下了很多文官唇枪舌剑的描写。然而在千里之外的岭南，另一条线索悄悄展开。

为稳住南疆，朝廷陆续任命沈起、刘彝等人出任桂州知州，加强防务。造战船，练士卒，看似只是边务例行公事，却让交趾方面警觉。交趾王李乾德注意到北方邻国的动静，心中不免多了一层防备。

就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原本就不稳的格局。此人叫徐百祥，岭南人，出身不算低微，却在科举场上一再受挫。仕途无望，他索性转身投奔交趾，这一步，走得相当决绝。

史书记载，他向交趾王进言，大意是宋朝此时内有变法之争，西北用兵不息，国力虽强，却分身乏术。如果趁机北上，用兵钦、廉、邕等地，很可能一举得手。他还主动表示，可以在宋境之内做内应。试想一下，一个熟悉宋朝制度、语言、地理的读书人，站到了对面，这种危险程度不难想象。

不得不说，从国家角度看，徐百祥的选择，无异于亲手点燃导火索。交趾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大规模整军备战。公元1075年冬天，交趾集中兵力，据传达八万人之众，目标直指宋朝南部边城，钦州、廉州、邕州皆在其进攻计划之内。

这一年，辽国仍在北方虎视眈眈，西夏也时有摩擦。对于宋神宗来说，多线用兵绝非好事，可边疆一旦受侵，就不可能坐视不理。这场战事，最终还是被硬生生推到了台面上。

二、一座孤城：两千八百人与八万大军的对峙

交趾大军抵达邕州城下的时间，是熙宁八年十二月。邕州，是今日广西南宁一带的重要城镇，地处南疆要冲。城中主官，是时年不算太大的苏缄，职任邕州知州，肩上既有军政，也有城防。

敌军还没完全展开，苏缄已然明白局势。城中原有守军本就不多，再加上平日里军政松弛，匆忙点齐后，能够上城的，只有两千八百人，多是老弱病残。城外，则是声势浩荡的交趾军，还有在热带雨林中颇具威势的战象。

有人问他：“寡不敌众，此仗何以能守？”这类问题毫不奇怪。苏缄的回答在史书里没有完整记录，但从他的后续行动来看，退缩并不在他的选项之内。

为了补足城防，他立刻在民间征募壮丁，将城中尚有力气的青壮集中起来，发放衣甲兵器，分配守城任务。他还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大意是“若有人带头出城逃亡，当并其家属一并斩首”。这句话听上去残酷，可在兵力极度悬殊的情况下，稍有动摇，整座城就会瞬间崩塌。

有的百姓已经收拾行李，准备连夜出走。军令一下，脚步停住，人人噤声。有老者小声抱怨，身边人却拉了拉他的袖子，只说了一句：“如今也只好相信他了。”在极端局势下，人们要么乱作鸟兽散，要么被铁血纪律勉强凝聚，这一次，是后者。

值得一提的是，交趾军虽然来自相对偏远的地区，但战斗力并不差。尤其是战象冲阵，对心志不坚的守军来说，威慑力极大。苏缄很清楚这一点，他没有选择缩在城里被动挨打，而是筹划了一次主动出击。

他从守军和募来的青壮中，精选数百名死士，趁夜出城，沿邕江水路截击交趾先头部队。这一战极为凶险，苏缄亲自坐船督战，双方在江上不断接舷搏杀。根据记载，宋军斩首二百余级，还射杀了十余头战象。战象中箭后失控倒地，压倒了不少交趾士兵，这一幕，让城中军民的胆气一下子涨了起来。

打退这次水上交锋后，交趾军没有退兵，改为合围邕州。由此开始，漫长的围城战拉开帷幕。

三、四十二天血战：弓弩、云梯与土山之争

交趾军将邕州团团围住之后，先是以常规攻城方式试探。冲车、云梯、抛石器，轮番上阵，战象不时在前列摇摆。按理说，以八万人之众打两千八百人守的一座城，时间不会拖得太久，可战事的发展，却远比他们预期的艰难。

宋军守城的关键利器之一，是当时颇为先进的神臂弓。与普通弓弩相比，神臂弓力度更大，射程可达二三百步。这样的武器部署在城墙之上，只要交趾军稍微靠近，就会遭到密集射击。一次冲锋下来，尸体成堆，后军想上前都要先翻过倒下的战友。

邕州守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做轮换，白天守城，夜晚修补城垛、加固门扇，苏缄本人几乎没有合眼。他在城上巡视时，会停下来和士兵多说两句：“咬牙再撑一下，朝廷知道了，援军就该到了。”有人问：“真有援军吗？”旁边的人一时无言，城墙上只剩下火把噼啪作响。

不得不说，这样的宽慰话，更多是为了稳住军心。从整体战略形势看，宋廷在短时间内很难迅速调集大军南下。苏缄并非不懂，只是这种话，不说出来，更撑不住。

交趾军一开始还指望通过猛攻快速破城，却发现付出大量伤亡后，城墙依旧矗立。被神臂弓射杀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只好换一种方式。云梯攻城被城上火箭焚毁，冲车在城下被滚木石块砸烂，日复一日，死伤堆积，士气也开始摇摆。

就在交趾军有意减缓攻势，准备考虑退兵之时，一个新的谋划出现了。有人向交趾将领献计，指出宋朝此时在南疆兵力薄弱，邕州未必等得到援军。如果改用土山堆筑之法，在城外堆起高大的土包，使其与城墙高度相当，便可从高处俯攻城内，这比反复撞城门要有效得多。

从结果看，这个建议成为战局的转折。土山法，本就是破城的一种老办法，只是搭建费力。交趾军人多，最不缺劳力。日夜不停运土、堆筑，很快就在城外堆出高高的土坡，对准城墙要害位置。宋军即便用弓弩射击，也难以阻止这类工程。

邕州城内的情况越来越糟糕。粮食早在前期激战中大量消耗，后来不得不开始削减配给。水源因为城外被围，取水困难，只能依靠井水勉强维持。时间一长，尸体堆积、污水横流，瘟疫也随之出现。有人在城头昏倒再也没能爬起来，有人被抬下阵后，几日之内便染病身亡。

遗憾的是，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仍然没有人选择开门投降。不是因为不怕死，而是知道，一旦城破，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并不是饶恕。消息传言交趾军在其他地方的烧杀行为，早已在民间流传，无人敢赌这一把。

当城外土山渐渐与城墙齐平那一刻，局势开始逆转。交趾军的部分部队顺着土坡接近城头，从高处俯击，用弓矢、火具压制城上守军。城墙的一些角落不断被攻占、夺回、再失守，来回拉扯。终究是在绝对兵力面前，宋军再顽强也有极限。

某一天，城门旁的城墙在连番攻打之下崩塌，交趾军如洪水一般涌入城中。长期高压守城的两千余人，已经疲惫至极，面对城内巷战，反而比之前更吃亏。原本还能借城墙之险阻挡八万人正面冲击，一旦进入街巷，狭路相逢，数量差距就暴露得淋漓尽致。

邕州守军依旧顽抗，街巷之间刀光乱舞，尸横路旁。苏缄没有离城，他率领残余兵卒继续在城中转战，边退边战，连家宅都变成最后的据点，却终究难以扭转局面。

四、家国两难：三十七口殉城与血仇的清算

城破那一刻，苏缄明白，形势已不容挽回。对于一个手握兵权、肩负地方军民安危的主官来说，活着被俘意味着什么，他心里很清楚。更严酷的是，一旦落入敌手，家人几乎没有任何指望。

史载，在邕州治所内，他做出了极为决绝的举动。他先将家人召集到一起，将情况坦白说明。具体的话语已无人知晓，但可以想见，当时的空气必然凝滞到令人窒息。最后，他亲手杀死家中三十七口亲属，将尸体掩埋，避免落入敌手遭受辱虐。其后，他纵火以焚，自焚殉城。

这样的选择，从人伦角度看极其惨烈。可在战乱之中，这类“先杀家属再自尽”的举动并非孤例。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家国往往绑在一起，个人没有余地可退。这一点，在苏缄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极端。

与此同时，城中的其他军民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交趾军在攻下邕州后，实行了大规模屠杀。史料中记载，邕州军民被杀者，达五万余人乃至近六万人之众。尸体被按百具一堆堆叠，共五百八十余堆，用以填塞城池缺口和江岸。这种做法，不仅是报复，更带有明显的恐吓意味。

在此前的四十二天里，城内粮尽水绝，病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却依然无人开门投降。这一点，不得不说很难得。宋军在其他战场上不乏溃败的例子，但在邕州这一役，大规模哗变、投敌的情况并未出现。人心被铁血纪律和家园意识死死捆在城中，直到最后一刻。

从战果上看，这两千八百人的抵抗，让交趾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史籍记载，交趾军在围攻邕州期间，死伤者多达一万五千余人，仅在城下就堆满了尸体。对于一支总兵力八万的军队来说，这个损失并不轻微。

然而，邕州之殇在当时却显得有些孤立。北方的朝廷，信息传递滞后，待到完全了解南疆惨状，已经是第二年的事了。消息逐级上报，苏缄殉城、邕州被屠的细节，逐渐摆在神宗和中枢大臣面前，震惊之余，如何回应，成为新一轮讨论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的宋朝，已经不再是仁宗朝那种偏保守的“重文轻武”局面。王安石变法虽争议很大，但在军备建设和财政收入方面，确实有一定效果。面对交趾的挑衅和邕州的血案，宋廷最终决定，不再只守不攻。

公元1076年，朝廷命郭逵为安南行营马步军都总管，率大军南征交趾。郭逵是北宋较为老练的将领，曾在对辽、西夏战场上积累了不少经验。这一次，他肩负的不仅是收复失地，还有为邕州军民讨还血债的意味。

宋军南征过程中，整体表现出了与以往对辽作战时不同的状态。一方面，战线相对较短，补给压力较小；另一方面，面对的交趾军，无论装备还是训练都不如辽军、夏军那样强硬。富良江一带的会战中，宋军取得大胜，交趾军损失惨重，连太子李洪真也战死战场。

接连遭到打击之后，交趾国王李乾德不得不主动求和。宋廷在衡量利弊后，并未选择继续穷追猛打，而是在一定惩戒之后，重新恢复了册封关系。南疆表面上恢复了平静，但邕州城中那一大堆堆尸体和被烈焰吞噬的治所，已经深深刻在当时人的记忆中。

这一场战事，从1075年冬天的突然入侵，到1076年宋军南征告一段落，时间并不算长，可对南方边陲的影响，却延续了很久。苏缄的名字，从此被写入史册，与那两千八百名无名守军，一起构成了一个极其惨烈却又非常坚硬的节点。

从军事角度看，邕州之战折射出北宋在边防布局上的不少问题，例如南疆兵力薄弱、情报反应迟缓等；但同时也能看到，在武器装备和个体勇敢程度上，宋军并不像后人印象中那样“不堪一击”。神臂弓的威力、巷战的坚持，都说明这支军队并不缺血性。

从人物角度看，苏缄身上有典型的宋代士大夫气质：既有读书人的礼法观念，又在危局之际展现出近乎偏执的决绝。杀家殉城的做法难免引人唏嘘，却也说明他将“守土有责”四字看得比个人亲情更重。

从国家命运来看，这场战事虽非宋辽、西夏那样的大规模边境战争，却在宋神宗时代的军事布局中，留下了一段浓墨重彩的记录。它提醒当时的统治者，南疆并非永远安稳之地，边陲的小火星，一旦处理不当，也会烧成难以扑灭的大火。

邕州的城墙早已不复存在，江水依旧向东流去。当年用尸体堆成的土丘早被冲刷殆尽，连确切位置都难以辨认。但熙宁八年十二月那一场围城，苏缄以及城中军民的四十二天死战，仍旧在纸面上留下一串冷静的文字：守城四十二日，军民死义，几无叛者，杀敌一万五千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