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郑庭笈为何拉着戴安澜之子戴复东问：告诉我，那些人都是谁

1942年初夏的滇缅丛林里，潮湿得连枪油都要发霉了。雨水顺着树叶一滴一滴地往下砸，泥水没过脚踝，鞋一拔出来，能带出一长串黑黏的泥浆。第五军第200师残部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往回撤，往祖国方向挪。部队里有个说法：只要翻过眼前这一片“野人山”，活着走出去，就是第二次投胎。

戴安澜，这个名字在那支部队里分量极重。师长身被重伤，却坚持躺在担架上跟着部队一起往回撤。他嘴里常常喃喃几句，话不成句，战士们却都听得懂——那是把生与死都押在一起的倔强。也正是在这一段最艰难的路上，一个叫郑庭笈的副师长，被推到了命运的岔路口。

有意思的是，故事要从一种几乎“注定会出几位将军”的家庭氛围说起，又要落在个人选择和大时代碰撞留下的余波上。

郑庭笈出生在这样的氛围里。长辈讲辛亥、讲护法、讲孙中山，少年听得两眼放光。等到1925年，他二十岁，南方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黄埔军校已经成了无数热血青年的归宿。那一年，他背着行李北上广州，去考黄埔。

郑庭笈是黄埔五期。相比两个兄长，他更像一名线上的指挥官，整天泡在部队，和士兵打成一片。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已经是独立第五旅旅长，在正面战场上和日军硬碰硬。有一仗打到最后，子弹打光，不得不拼刺刀。战场上灰尘、血水、汗水混在一起，砍到手发抖，眼前几乎只剩下本能和一股不肯后退的劲。

那一战，他身中数弹，被卫士拖下阵地时，几乎已经昏死过去。救回来后，他给自己起了个号：“重生”。对他来说，那一次就像从鬼门关绕了一圈。也正因为这样，他后来对生死、对荣辱的看法，与不少同期军人有些不一样。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将原有的战车营和装甲汽车队合并扩编，成立第200师。这是一支罕见的机械化部队，坦克、装甲车、机动车辆集中配属，成为当时国民党军队里装备最好的部队之一。后来又以200师为基础扩建第五军，这一军也就成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雏形。

在这个过程中，郑庭笈一路在“铁甲之路”上往前走，从第五军荣誉第一师副团长、团长，到第200师步兵指挥官、副师长，逐渐成了戴安澜身边最倚重的左膀右臂。两个人一个刚硬，一个沉稳，配合得挺默契。

二、野人山的托付与战败后的“广播稿”

1942年初，滇缅战场的局势急转直下。英军节节败退，日军长驱直入，中国远征军被裹挟在这一片泥泞和烟火里。第五军第200师奉命入缅，与盟军并肩作战。按说这是一场对外作战、扬国威的大仗，谁都知道风险不小，却没人愿意退缩。

然而局势发展得出乎许多人预料。盟军接连失利，中国部队的补给线越来越长，最后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突围撤回国内。突围的路，被一片被称作“野人山”的原始密林挡在前方。环境恶劣，瘴气遍布，再加上日军尾追，几乎每一天都要付出不小代价。

在这样的环境里，第200师伤亡极重。戴安澜在不断转移、掩护中多次负伤，最后伤势恶化，感染加重。到了1942年5月下旬，他已经虚弱到连一整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伤员担架被战士们小心翼翼抬着，跟在部队中间艰难挪动。

那天他招手，让人叫来副师长郑庭笈。帐篷里昏暗，空气里混着药味、血腥和潮气。郑庭笈握着师长的手，俯在床边，只听见那条嗓子里一字一句挤出话来：“只要你还不死……你就是200师……代理师长，记住了吗？”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是在下命令，又像在交代后事。郑庭笈一瞬间心如刀绞，却只能咬牙应下。

临终前，戴安澜还挤出几句断断续续的话：“告诉校长，海鸥……飞不动了，飞不到他身边了。”所谓“校长”，是指当时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海鸥”则是戴安澜自称。话说出口，呼吸渐弱，他再也无法起身。那一年，他才三十多岁，正是一个将领最旺盛的年纪。

不得不说，这样的牺牲，对第200师打击极大。更要命的是，高温多雨，遗体难以长时间保存。蒋介石、杜聿明都下令，一定要想办法把戴安澜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等到部队在林中辗转几天后，郑庭笈看着师长的遗体，很清楚如果再继续拖下去，恐怕会出现让人无法承受的局面。最后，他只好下令就地火化，将骨灰带回。

大概也从那时起，他心里留下一个结：师长的托付没有完全做到，牵挂的事越来越多，心里也多了几分愧疚。

归国后的第200师，因为在远征军中的表现，声誉大涨。郑庭笈以代理师长的身份，带着残部回到祖国，名声随之水涨船高。战场上的威望，本该成为他仕途上的助力。可是形势瞬息万变，时局对个人好坏从来没有固定的安排。

1947年8月，他升任整编第49师师长，不久恢复第49军番号后，出任军长。但这一军并非最核心的嫡系，原属东北军序列，后来才被“中央化”。在此之前，军长一直由东北军出身的将领担任。郑庭笈接手，表面上是一步大棋，实则也是接过一个烫手的摊子。

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10月28日，配属第九兵团的第49军与廖耀湘部一起，在东北野战军的合围之下全军覆没。枪声渐稀，炮火渐远，最后一波突围失败后，郑庭笈和众多国民党将领一道，被俘。

被俘那天，他身上只穿一件单薄军服。解放军战士见他衣衫单薄，给他送来一件棉大衣。他接过来，心里却凉透了。有人后来听他轻声说了一句：“只待一死，冷又何妨。”在他的观念里，打败仗是军人的耻辱，更难受的是，这意味着半生戎马生涯在“失败”二字上画了句号。

有意思的是，随后的安排完全打乱了他原来的心理预期。被押送到哈尔滨一处院落时，他以为会看到高墙铁窗，结果迎面却是一个普通的院子，俘虏将领三三两两散坐在院里聊天。警戒森严，但气氛并不压抑。

没过几天，解放军负责人找他谈话，希望他写信劝告正在华北坚持抵抗的弟弟郑挺锋。那时郑挺锋担任第94军军长、天津防守区副司令，正准备迎接大战。郑庭笈在房里踱了一夜，最后还是提笔，写下了一封广播稿。

稿子很简单，却很犀利。他对当时的时局做了一个比喻：“国民党江河日下，共产党如日中天。”这句话后来被人反复引用，既有现实观察，也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谁也没想到，这封广播稿，经空投传单、广播电台，一点一点传到北平城里，改变的不只是局部战局，而是更多人的选择。

傅作义后来回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自己一度犹豫不决。就在这时，他在北平街头看到解放军空投下来的传单，上面印着郑庭笈这封广播稿。那句“江河日下”“如日中天”的对比，让他感触很深。多年之后，他亲口对郑庭笈说：“确实要感激你的及时点拨。”

三、功德林里的家庭命运与一段复婚

辽沈战役后的俘虏，将领级的被先后送往黑龙江绥化的战俘管理所，后来又有一批转到北京功德林。郑庭笈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人生这一段经历，和枪林弹雨同样刻骨。

从1948年底被俘到1956年转往功德林，他在黑龙江的那些年，环境艰苦，气候寒冷。但真正磨人的，是内心的煎熬以及家人的处境。很多战犯在得知家里妻子改嫁、家庭分散时，情绪崩溃。对他们来说，战争的后果不只留在战场，更蔓延到家门口。

途中，本来打算去北平投靠郑庭笈的弟弟郑庭铭。机缘巧合，她在北平遇到郑庭笈老战友黄翔的妻子张琴。黄翔曾在第五军任职，后来当过92军军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随傅作义起义，随后在水利部工作。张琴见到这位带着五个孩子、拖着行李的南方女人，很快就明白了对方的身份和难处，于是把她们接回自己家里。

不久，郑庭笈也被转送到北京功德林。夫妻两个人隔着围墙，隔着管教制度，但至少在同一座城里，消息容易多了。黄翔夫妇把自家四合院的西厢房腾出来，让冯莉娟一家居住，这样一来，孩子有了栖身之所，她也能有机会更频繁地探望丈夫。

值得一提的是，功德林里的生活氛围，与外界想象中的“铁窗生涯”仍有差别。郑庭笈被分配管澡堂，一到周六就吹着口哨安排战犯们轮流洗澡，海南口音把“洗”说成“死”，常惹得大家半是好笑半是心酸。“第一组先洗，第一组洗完第二组洗”，听在耳里像“第一组先死，第二组后死”，难免有人没好气回一句：“要死你自己去死，我们可不死。”

这段略带调侃的插曲，证明他的心态在那几年并不消沉。可命运总喜欢在人稍微放松的时候抛来新的难题。有一次周六，冯莉娟照例来探望。郑庭笈刚准备说笑话缓和气氛，妻子却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怔怔地放在桌上。

“为什么？”这位曾在战场上面对死亡都能冷静的人，那一刻是真懵了。

冯莉娟哭着解释：因为丈夫战犯的身份，几个孩子在升学、就业上屡屡碰壁。她四处奔走打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夫妻名义上分开，孩子们也许能少受一点牵连。她不是不想守着这个家，只是现实一步步逼来了。

听完这些，郑庭笈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是喃喃重复一句话：“我后悔，我后悔啊……我后悔没有在忻口抗战中被日本人打死。”忻口会战在1937年，是他早年最惨烈的战役之一。他知道，如果那一仗死在阵地上，和戴安澜一样成为公认的民族英雄，妻儿会被称作烈士家属，日子虽然艰难，却有一层光环；而现在，他活着，却拖累了一家人的前途。

这场离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并没有破裂，反而是一种被迫的牺牲。多年以后，儿子郑心校在回忆中说，母亲当年对父亲的感情，从来没有动摇过。1942年滇缅作战时，国内曾传出郑庭笈阵亡的消息，官方死亡通知甚至发到了家里。冯莉娟拿着通知书，却坚决不去领抚恤金，反而自费跑到云南保山，一心要打听清楚部队的下落。她说：“就算他死了，我也要见到他的部队，见到他的尸首。”说到底，这是把夫妻情分看得比生死更重的选择。

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两人之间的深情。得知丈夫在东北被俘、而国民党高层准备撤往台湾时，她手里曾有一张极为珍贵的船票。她最终决定退掉船票，带着孩子、带着婆婆，从海南一路奔向北方，只因为心里认定：人还在，就不能走。

遗憾的是，战犯身份对下一代的影响仍旧存在。郑庭笈被关押、改造的那些年，与儿女之间的沟通并不多。等到1959年以后陆续获特赦、恢复一定自由时，家庭关系已经出现许多难以弥合的空白。郑心校后来坦言，自己和父亲真正能坐下来长谈的机会少之又少，很多问题想问，却已经来不及问了。

旁人看得明白：这一对“名义上已经离婚”的夫妻，感情从未断过，只是被现实硬生生扳开。现在环境变了，重聚的机会摆在眼前。1961年国庆节，两人终于正式复婚。没有排场，没有宴席，只是在家里包了一顿素馅饺子。让他们意外的是，当天第一个上门道贺的，竟然是傅作义。

傅作义在屋子里坐下，开口却是一句“该我来谢谢你”。看到郑庭笈满脸疑惑，他笑着解释北平和平解放前自己举棋不定的那段日子，提到当年看到“广播稿”时的震动。“我最后能够回到谈判桌上，确实要感激你的及时点拨。”这一番话，把多年之前那张薄薄的纸，与此刻屋里的热气腾腾饺子，奇妙地连在了一起。

四、弥留之际的相见与“那些人”的问题

那就是当年戴安澜临终前的托付——“照顾我的子女”。对他来说，这是战场上接过的嘱托，又是朋友之间心照不宣的交代。可现实很残酷：自己在战后走过曲折路，长期作为战犯被管束，连家中的子女都照顾不周，更别说去关照烈士的后人。他一直觉得无颜登门。

戴安澜的家庭，走的是另一条艰难的路。1942年他牺牲时，大儿子戴复东14岁，小儿子澄东才2岁，几乎对父亲没有记忆。妻子王荷馨从那之后再没考虑过改嫁，只靠自己的力量，把孩子带大。蒋介石曾一次性给了20万法币抚恤金，她却把这笔钱全部捐出，用于在广西全州修建安澜学校，希望用丈夫的名字去办教育，而不是用这笔钱换取一家人的安稳。

结果可想而知，家庭经济极为拮据。戴复东在贵阳读中学，衣服常常打着补丁，学费要一笔一笔凑。更令人唏嘘的是，1943年秋天，戴安澜的灵柩从广西全州迁往安徽芜湖小赭山故里，途中竟遭一队国民党士兵粗暴拦截。士兵饥饿已极，看到几辆卡车，以为是“吃的来了”，根本不管车上有将军灵柩，硬是往车上挤、往车顶爬，枪托敲碎车窗玻璃。有一块碎玻璃扎进小儿子的眼睛，留下终身遗憾。

再加上后来生活所迫，家里不断变卖物件。有时候急着用钱，只能低价出手。买东西的人，有的是邻居，有的是昔日同僚，甚至还有父亲生前的下属。这些人中，有人趁火打劫，拼命砍价。夜深人静时，王荷馨一边收拾空空的柜子，一边忍不住抹泪，对儿女说：“人在人情在啊……”这一句带着血泪的感慨，刻在戴复东记忆里，很久很久都无法抹去。

1943年秋，灵柩辗转到了芜湖，最终安葬，小赭山上多了一座新坟。谁也没想到，很多年以后，这座墓前会立起两块新碑，上面刻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挽词。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追授戴安澜“革命烈士”称号，并向其家属颁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戴复东和兄弟姐妹，也逐渐走上各自的学业与事业之路。

1948年，戴复东考入国立南京大学建筑系，后来调至同济大学任教，长期扎根建筑领域。他谈起父亲，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平静地说：“是我父亲对国家、对民族的一腔忠诚，义无反顾。所以看问题，总要从大处着眼。只要是对祖国建设有利的事，就要一丝不苟地去做好。”这种“从大处着眼”的思路，是烈士后人身上常见的特点，也是一种家风。

郑庭笈对戴复东的情况并非全然陌生。八十年代以后，通过一些老战友、旧部的牵线，两家开始偶有往来。但真正意义上、带着“交代”意味的会面，则发生在1996年6月。

戴复东却笑着劝他：“有郑叔叔惦记，我父亲也会感到欣慰的。”说完，又把父亲牺牲后家里的经历，原原本本说了一遍。说到那段“靠变卖东西过日子”的时光，说到母亲在夜里低声哭泣，说到那些趁人之危的砍价，病床上的老人忍了许久的怒火，终于压不住了。

“告诉我，是哪几个狗杂种如此无情无义、丧尽天良？”这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激动得几乎要坐起来，“就是去了台湾，我也不会放过他们！我那两个兄弟郑介民、郑挺锋，在台湾有权有势得很呢！”这句话听在年轻人耳里，也许有些过激，但在他这个年龄、这样的状态下说出来，倒更像是一种迟到了半生的直爽。

戴复东赶紧宽慰：“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只是向郑叔叔倾诉一下。”语气平和，却带着说不尽的轻重。过去的事不可能重来，但说一说，总算把心里压着的石头放下一块。

弥留之际，郑庭笈忽然问出那句：“告诉我，那些人都是谁？”这一问，表面是在追问当年逼迫烈士家属的那些人，实际上，指向了更广的范围——那些曾经同袍、同僚、上下级关系密切的人；那些在战争中并肩，在和平年代却选择不同道路的人；那些在利益面前忘掉情义的人。

他在心里把人分成几类：有像戴安澜那样，为国捐躯的；有像王荷馨那样，守节一生、咬牙撑起家庭的；有像戴复东、郑心校这样，在战火余烬上重建人生的；也有那些借机占便宜的、见利忘义的。九十一年的生命走到尽头，他回头看，已经不再执着于荣辱功名，反而更在意：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人究竟是怎么被揭开一层一层真面目的。

从远征军野人山到功德林小院，从广播稿影响的和平解放到晚年的一次握手，一条线勾连起来的是复杂的国共关系，是建国前后那段翻涌不息的历史，更是每个人在时代洪流中艰难做出的选择。郑庭笈之所以在1996年的病床上，仍要问一句“那些人都是谁”，也算是为自己那一代人，做最后一次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