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重庆,夜色裹着湿冷的雾气,军统局长的官邸隐在半山腰。洋钟敲过十一下,秘书周志英整理完最后一份密电,正欲离开,却被戴笠一声“辛苦了”留住。灯影下,她的脸颊泛着疲惫的嫣红——三年前那个杭州警校的校花,如今成了他案头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床榻间最温顺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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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相遇始于一场视察。戴笠在食堂瞥见这个扎麻花辫的姑娘,指尖敲着桌面对校长说:“机要处缺人。”她就这样被推进命运的漩涡。初入军统时,她惶恐又天真,熬夜学译电码,笨拙地模仿他抽雪茄的姿势。而他呢?一边手把手教她写情报摘要,一边在无人处解开她衬衫的第一粒纽扣。某个暴雨夜,他把她抵在档案柜上,湿热的呼吸碾过耳垂:“跟着我,亏待不了你。”
承诺来得比情话更轻易。床笫之间,他抚着她汗湿的鬓发说:“等局势稳定就娶你。”她当真了,把青春熬成他茶杯里的酽茶,把身体折成他书桌边的盆景。直到某天推开休息室的门,撞见他搂着新来的译电员——那姑娘唇上还蹭着鲜亮的丹琪口红,是她从来不舍得买的舶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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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闹过,换来的是一间不见天日的暗房。霉斑在墙角蔓延,像爬进血管的毒虫。戴笠再来见她时,皮鞋依旧锃亮如镜,照出她蓬头垢面的影子。“送去息烽静静心。”他掸着西装袖口并不存在的灰,仿佛在讨论天气。贵州的集中营里,同监的老妓女嗤笑:“第七个自称戴太太的啦。”她却把囚衣叠得方正,每天求狱卒带话:“告诉戴先生,我等他。”
1943年出狱那天,她摔在军统总部的台阶上。指甲缝里还嵌着息烽的泥土,却用最后半管口红抹了唇。门内传来戴笠的声音,冷得像淬火的刀:“疯女人也配进来?”三天后,白公馆的电刑室响起非人的惨叫。档案记载她受过三次电击,却没人写下她痉挛时仍念叨着“洞房要用红烛”。
戴笠死讯传来时,她正蜷在南京街角,裹着件发霉的军装外套——是他当年披在她肩上的那件。怀表早已停摆,她却总对着秦淮河的倒影整理头发:“雨农说他喜欢卷发。”初冬的薄雾中,卖炊饼的老汉看见她踉跄着走向河心,怀里还抱着块捡来的红绸布,像捧着一盏不存在的花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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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的罗曼蒂克,终究是场见不得光的谋杀。那些午夜的呢喃、档案室的喘息、囚牢里的哀求,最终都成了办公厅抽屉里泛黄的纸片。没有悼词,没有墓碑,只有秦淮河上的晨雾,年年如期升起,又无声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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