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译丨BioArt编辑部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经历了政府政策的转型,这些政策旨在支持创新并使药物的发现、开发和审批流程现代化。中国的生物制药公司利用这种支持建立了开发高度复杂药物的平台,例如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和双特异性及多特异性抗体。
不久前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发布了 创新抗体研发的比较分析 。分析比较了特别是过去十年( 2015-2024 年)中国与美国和欧洲在开发此类“增强型”抗体疗法方面的趋势。重点关注在首次临床研究、首次全球批准、临床成功率以及在这两个地区开发的分子特征方面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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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启动和全球首次批准的趋势
ADCs 和多特异性抗体是具有增强功能的高度创新药物,与传统的单克隆抗体(mAbs)相比具有更强的功能。 ADCs 旨在将小分子毒素递送到肿瘤,而多特异性抗体则结合目标蛋白或蛋白质上的两个或更多不同的抗原位点。由于其增强的功能性,这两种抗体形式作为治疗复杂疾病(尤其是癌症)的下一代疗法具有巨大的前景,但这些分子的创建和制造比传统的 mAbs 要复杂得多。
中国近期对政策驱动创新的关注,包括增加研发投资、改善制造以及提高临床试验效率,导致自 2020 年以来进入临床研究的中国公司增强型抗体数量大幅增加(图1a)。事实上,目前中国公司创建的临床阶段增强型抗体数量已超过美国和欧洲公司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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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中国与美国或欧洲公司开发的增强型抗体疗法首次临床研究和全球批准的趋势。 a, 2015-2024 年进入临床研究的增强型抗体首次人体( FIH )研究的趋势( n = 776 ),按分子来源地区(美国或欧洲,n = 424;中国,n = 352)和一般分子类别分层。 b, 2015-2025 年(截至 2025 年 9 月 1 日)获批的增强型抗体首次全球批准的趋势,按分子来源地区和一般分子类别分层。增强型抗体包括双特异性及多特异性抗体、双特异性免疫偶联物、抗体 - 药物偶联物( ADCs )和双特异性 ADCs 。欧洲包括欧洲经济区国家、英国和瑞士。
由于临床试验和监管审查过程很少短于 5 年,截至 2025 年 8 月, 本数据中 的增强型抗体疗法中只有 16 个( 12 个双特异性抗体和 4 个 ADCs )获得了上市批准,其中大部分( 11 个,占 69% )源自美国或欧洲公司。考虑到所有增强型抗体的批准(即不考虑开始临床试验的年份),在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期间,共有 28 个源自中国、美国或欧洲的增强型抗体疗法( 16 个双特异性抗体和 12 个 ADCs )获批(图1b)。
临床成功率的比较
研究还 计算了增强型抗体疗法的临床阶段转换和批准成功率,重点关注用于癌症治疗的药物,因为数据集中近 90% 的分子是用于癌症治疗的,并且已知成功率 随治疗 领域而异。 因此分析 的结果是初步的,因为大多数源自中国的分子是在 2020-2024 年期间进入临床研究的,因此大多数的最终命运(批准或终止)尚不清楚。
截至 2025 年 8 月,该队列中只有一个分子 曲妥珠单 抗 - rezetecan ( trastuzumab rezetecan )获得批准。尽管如此,数据显示,与源自美国或欧洲公司的增强型抗体疗法相比, 中国公司创建的增强型抗体疗法在临床开发过程的每个阶段被终止的可能性都较小,导致总体的批准成功率分别为 57% 和 15% (图 2a ) 。 当这些队列的数据按形式分层时结果显示,源自中国的 ADCs 和多特异性分子的表现都大大优于美国或欧洲公司创建的分子(图 2b )。这些成功率需要在未来得到证实,届时更多的临床评估将使公司能够确定更多分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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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中国与美国或欧洲公司开发的用于癌症的增强型抗体疗法临床成功率和类型比较。 a, 2015-2024 年进入癌症首次人体( FIH )研究的增强型抗体的阶段转换率和 I 期 至批准 成功率,按分子来源地区分层。 b, 2015-2024 年进入癌症 FIH 研究的增强型抗体的阶段转换率和 I 期 至批准 成功率,按分子来源地区和一般分子类别分层。增强型抗体包括双特异性及多特异性抗体、双特异性免疫偶联物、抗体 - 药物偶联物( ADCs )和双特异性 ADCs ,后者包含在 ADC 组中。 c, 中国与美国或欧洲公司开发的用于癌症的 ADCs 有效载荷作用机制分布。 d, 中国与美国或欧洲公司开发的用于癌症的双特异性及多特异性抗体作用机制分布。 MA ,上市申请; TAA ,肿瘤相关抗原; TME ,肿瘤微环境。
形式和作用机制的趋势
分析 数据显示,中国公司正日益关注用于癌症的增强型抗体疗法的创新形式。例如,源自中国的双特异性 ADCs 进入临床的数量有所增加,相比之下,源自美国或欧洲公司的数量有所减少(中国, 12% ;美国或欧洲, 5% )( 2024 年)。
此外, ADC 有效载荷的分布显示,与源自美国或欧洲公司的 ADCs 相比,中国 ADCs 缺乏成熟的 DNA 结合有效载荷,而新型拓扑异构酶 I 抑制剂有效载荷的比例更高(图 2c ) 。此外,双特异性及多特异性抗体的一般作用机制分布显示出差异:缺乏免疫调节特性的成熟细胞接合剂占美国或欧洲公司创建的分子的 59% ,而只占中国公司的 30% ;而具有免疫调节特性 并靶向 肿瘤相关抗原和 / 或肿瘤微环境的更具创新的双特异性及多特异性抗体则占中国公司的 25% ,而只占美国或欧洲公司的 6% (图 2d ) 。有效载荷、形式和作用机制的这些差异可能有助于解释源自中国的增强型抗体疗法比源自美国或欧洲公司的临床阶段转换率更高的原因。
展望
这项 分析提供的证据表明,中国近期对政策驱动创新的关注使得位于中国的公司在复杂抗体疗法开发方面超越了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因此,美国和欧洲在该领域处于竞争劣势,特别是考虑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关键政府机构近期工作人员的削减和科学项目的资金不足,美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
生物制药行业正日益专注于开发 ADCs 和多特异性抗体疗法,因为它们相对于 mAbs 具有增强的功能性。在 2015-2024 年期间,全球共有 29 个( 17 个双特异性抗体和 12 个 ADCs )增强型抗体 疗法获 批(补充表 1 )。然而,预计未来十年( 2025-2034 年)获批的总数将大幅增加,因为 2025 年迄今已有 3 个获批,另有 4 个上市申请正在评估中,且近 70 个处于后期临床研究阶段(补充表 1 )。 全球临床管线目前包括近 500 个增强型抗体疗法,其中一半以上是由中国公司创建的。如果当前情况持续,中国公司可能在未来 5 年内主导生物制药行业的抗体疗法领域。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73-025-00185-w
制版人: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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