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商朝时期每当抓住羌人就要处以极刑？考古学揭开谜底

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黄河中游一带的天空似乎被火焰熏红了。那几年，商王武丁反复占卜，龟甲一次次被烈火烤得噼啪作响，裂纹像一只只伸出来的手，指向西北的方向。那里，有一个名字在卜辞中频频出现——羌。

对于后来的人来说，“羌人”三个字往往只停留在课本一行注释里，可在武丁时代，这两个音节背后，是真实的血与火。战争、祭祀、政治恐惧，一层层叠在一起，最终形成一个让商人既忌惮又极端残酷对待的对象。

要看懂商朝为何“见羌必杀”，必须把时间线拉开，从甲骨卜辞和考古坑位中，慢慢把那条被遮蔽的脉络勾勒出来。

一、烈日、龟甲与“羌”字的阴影

公元前十二世纪的一场大旱，被记在不少学者推测的武丁时期气候变化之中。田地龟裂，小河断流，连城邑周围的树木都枯得发白。那个年代的人没有气象记录，只会把这类天灾理解为神灵震怒，于是王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占卜。

龟甲钻孔，兽骨上架，火焰一逼，裂纹迅速扩散。卜辞中常见的几句话，大意无非是“雨”“风”“祭”“战”，但有意思的是，和“雨”“祭”一起出现得极为频繁的，还有一个字——“羌”。

商人相信，灾异与鬼神紧密相关，要安抚神灵，就必须用生命做交换。所谓“人牲”“人殉”，在那个时代是残酷却真实存在的礼制。甲骨卜辞里屡屡记载某日“砍首若干”“用羌若干”，说明在商王和贵族的观念中，羌人几乎已经被固定成一种“可被耗费的祭品”。

让人不安的是，这种认知不只是停留在祭文里，还清楚地写在文字的造型当中。

甲骨文里的“羌”字，早期的写法明显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形象，头上有类似羊角的装饰，学界普遍认为与牧羊、牧畜有关。也就是说，“羌”最初更多是职业或生活方式的标记，指的是那些以畜牧为主的西部族群。

可是到了商晚期，同一块龟甲上，“羌”的写法出现了变化。原本只是人形加羊角的图像旁，多出了绳索、刑具一类的符号，那种被索缚、被制裁的意味非常直白。字形的演变背后，折射的是地位的急剧下坠：从“放牧者”，变成“俘虏”“刑徒”，甚至是“人牲”。

这种变化绝不是书吏心血来潮的涂鸦，而是长期政治现实的沉淀。卜辞统计中，羌几乎是出现次数最多的“敌族”之一，也几乎是被用于祭祀最频繁的一支群体。换句话说，在商人的日常话语里，“羌”两个音节，已经与“战俘”“血祭”“惩罚”牢牢绑在一起。

站在今天回看那一堆堆龟甲，裂纹早已静止，但当时那种带着恐惧和敌意的眼神，几乎能从字缝里透出来。

二、从牧羊人到“建国者”：羌人的远古身影

喜欢翻古书的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往早期，越难把一个族群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画上等号。羌也一样。它既是族群名，又像一个泛称，指向一大片在西北、青藏高原边缘活动的牧畜和半农半牧部落。

传统文献中，羌人的源流往往被拉得很长，有时直接追溯到大禹。按照《尚书》《逸周书》等典籍的记载，大禹的出身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夏王朝的统治集团中，确实裹挟着羌族成分。用一句简化的话说，夏人和羌人之间，很难摆出一条绝对分明的界线。

从考古角度看，甘青地区、河湟流域、黄河上游的一些遗址中，人骨形态、陶器风格、牲畜遗存都显示出与中原地区不同的特点，有明显的高原牧畜文化痕迹。这些遗存被不少研究者视为早期羌人或羌系部落的活动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羌人参与大禹治水的说法，在传统记载中屡屡出现。禹治水本身具有很强的神话色彩，但里面提到的“西方之族协助疏导河川”，很可能保留了一点历史记忆：在黄河水患治理过程中，来自西部的部落确实起过不小的作用。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部落中一部分逐渐南下东迁，进入黄河中下游一带。部分人群定居下来，和当地原有居民融合，慢慢形成一个新的集团，这就是后来常被称为“姜姓之族”的那一支。

古籍中，姜姓和羌族之间的关系被说得很直接。部分学者通过甲骨文字形比较后提出一种颇具画面感的观点：“羌”更偏向男性，“姜”则带有女性意象。换成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同源不同支，一个偏向族称，一个后来成了姓氏。

姜姓之族中，最有名的自然是姜子牙。无论是史书里的姜尚，还是民间传说中的“封神“人物，他背后都带着浓厚的西方、边地色彩，而这层背景，与“羌”的传统印象不谋而合。

这样一来，羌人的身份就立体起来了：他们并不只是商卜辞中那一串冷冰冰的被杀数字，而是在更早的历史阶段，实实在在参与过中原王朝早期建设的一股力量。只是后来，站在审判席上的角色换了位置，昔日的协作者，变成了眼中钉。

三、夏灭商起：仇怨的历史根源

如果把时间轴再往后拨一点，可以看到两道关键的分界线：一条是夏商更替，一条是周人崛起。这两道线，几乎把“羌——夏——商——周”之间的复杂关系连成一串。

按照文献记载，夏朝具有明显的西方血统，其中不乏羌人的成分。商的兴起，则是在东方的亳、殷一带。等商王朝最终取代夏王朝，原本拥有统治地位的那支旧贵族，自然被挤到了弱势位置。站在商人的角度看，新政权是在“战胜了夏”之后建立起来的，而在不少商人的观念中，“夏人”“羌人”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

简单一句话：商朝的立国，带着“灭夏”的烙印，而许多夏系后裔，在商人的心中就自然被归入敌对人群的那一栏。羌人，恰好就成了这个模糊群体的符号。

更麻烦的是，商王朝并不是在真空环境下独自统治。它西边，还有一股逐渐强大的势力在慢慢聚拢，这就是后来推翻商的周人。周族的起源，从现有资料看，与西方的羌系部落关系极深，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周集团内部本身就有大量羌人血缘或羌化成分。

这意味着什么？商王朝在中原坐在高台之上时，西北方向有一股深受羌系影响的势力在壮大，内部还在不断吸收、整合周边羌族部落。对商人来说，这不仅是外部威胁，更是“旧仇新怨”的集中体现。

周族在商统治晚期的表现，已经不是简单的附庸，而是渐渐有了“自立为王”的野心。商廷一方面要应付东方的东夷方国，另一方面还要顾西边日益活跃的周与羌系部落。这种前后受敌的局面，使得商王对羌人的态度彻底硬化。

史料中不止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形：商王把西方边地的骚动，归结为“羌”的骚扰，把周的某些行动，也视作羌人的联合。于是，“羌”这个字就被写得越来越阴沉：它不再只是指一群牧羊人，而成了反叛者、旧王朝后裔、潜在替代者的汇总标签。

在这种氛围之下，“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逻辑一步步生长，最终延伸到祭祀台上。每一次边地反叛被镇压，每一次对西方的征伐获胜，卜辞上常常紧跟着对羌人的大规模处置。字里行间，透出的不仅是冷酷，更有一种不安：不把这群人压下去，政权就没有安全感。

从这一层看，所谓“抓到羌人就处极刑”，其实是一个复杂政治心理的极端表现。羌人被视为曾经的主人、现在的仇敌、未来的威胁，三重身份叠加，很难指望统治集团对他们留有空间。

四、妇好、战车与祭坑：残酷“真相”的考古画面

把视线从宏观的族群关系挪开，落到具体人物和实物上，商人如何对待羌人，就不再只是概念，而是可以被挖出来、摸得着的现实。

武丁时期，是商王朝权力相对巩固、对外战争频密的黄金阶段之一。在众多甲骨卜辞中，有一位女性的名字反复出现，那就是妇好。她既是武丁的王后，又承担了军事统帅的角色，这在以宗法、父系为主导的商代，是非常罕见的。

卜辞多次记载妇好“征土方”“伐羌方”“御蛮方”，里面涉及她率军万人、远征西方的记录。结合考古发现，妇好确实曾主持过一系列颇具规模的战争，其中针对羌族的战役，尤为引人注目。

1976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发掘出一座保存相对完好的大墓，经考证为妇好墓。这座墓规模不算最大，却出奇地丰富。墓中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海贝、象牙，还有几件极具象征意义的重器，其中一把大钺尤为醒目。大钺在商代常常不仅仅是兵器，更是军权、刑权的象征，能与之相配的，必然不是一般王后。

这些出土品说明，妇好的军事身份在当时的确得到高度认可，她不是被后人捧出来的“女战神”，而是有硬邦邦物证作为支撑的实权将领。

不过，更让人心里发凉的，不在王后墓里，而在周围那些祭祀坑和殉人坑里。

在安阳殷墟一带，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出大量祭祀遗址。这些遗址有几个共同特点：坑内堆叠着人骨和动物骨骸，许多已经被火焚烧碳化，有的被整齐摆放，有的则凌乱堆叠。按层次判断，不少坑位显示出多次使用的痕迹，是长期、反复进行人牲祭祀的现场。

在一些祭坑里，人骨排列紧密，肢体扭曲，显示出死前剧烈挣扎的状态。结合骨骼上的砍击痕迹和炭化程度，有理由推断，这些人很可能是被集中杀死后投入坑中，部分还伴随焚烧过程。

甲骨卜辞对这些场景给出了一种极其冷漠的简化表达：“用羌若干”。在商人眼中，这不过是完成了一次向神灵“报数”的仪式，而在被抛下去的人而言，则是以极端痛苦的方式结束生命。

卜辞中曾出现过大规模使用羌人作祭品的记录，有时一个祭祀活动中，被杀人数达到数百。研究者在统计卜辞时发现，“羌”群体被用于祭祀的频次和数量都远高于许多其他方国。这个差距，很难简单用“俘虏多”四个字带过去，更像是一种刻意选择：遇到要用活人祭神，优先想到羌人。

试想一下，当妇好率军从西北带回大批俘虏时，宫中贵族讨论的也许不是如何分配劳动力，而是如何“敬神”。在那个以巫祭为中心的政权体系里，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一种“政治安全感”的

遗憾的是，对被杀者来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考古坑里除了骨骼，别无文字。能推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是卜辞中那些被称为“羌”的俘虏。

有意思的是，当年那场被认为由妇好主持的大型祭祀，确实被卜辞记载为“求雨”。在一个极度依赖农业却又惧怕旱灾的王朝，祈雨几乎是最重要的国家大事之一。杀羌求雨，成为那段时间里固定的仪式步骤。

一次次的“求雨成功”，在当时人眼中也许就是神灵满意的明证。雨水落下，干裂的土地重新变得潮湿，田地恢复生机，而羌人的血迹，早已被掩埋在祭坑深处。自然与人祸，就这样在同一个故事里纠缠在一起。

五、羌人与商：从敌方到历史深处

如果把散落在文献、甲骨和遗址中的碎片拼起来，可以看到一幅并不简单的画面：羌人既是中原早期国家治理中的参与者，又是后起王朝眼里的“祸根”“余孽”；他们曾与夏系集团一起站在权力中心附近，也在商的鼎盛时期沦为血祭的主要对象。

商朝为何对羌人下手如此狠辣，一条线是现实政治——西北势力对中原正统的威胁，周人与羌系部落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让商王始终不安；另一条线是历史记忆——夏的余绪、旧政权的影子，被统治者不断投射到羌人的身上。

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极刑”“献祭”不再只是刑罚手段，而被赋予了肃清隐患、安抚神灵的多重意义。羌人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只要这个符号存在，商人的警惕和敌意便不会消失。

考古发掘将这种敌意定格在一个个具体的坑位里。殷墟之下，一层是宫殿，一层是作坊，再往下，就是整片整片与祭祀相关的遗迹。人牲坑、牲畜坑、车马坑连成一片，许多骨骼已经难以分辨身份，只能通过摆放方式和随葬物判断用途。那些在卜辞中被称为“羌”的人，很大概率就静静躺在这些坑底，不再有声音。

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羌人并没有随着商的胜利而消失。商亡之后，周人在镐京建起新都，西方的羌系部落仍旧活动在高原和河湟地区，时而归附，时而冲突。在此后的西周、春秋乃至战国时期，史籍中“羌”的名字仍不断跳出，不过其分布范围、具体族群构成，已经和商代大不相同。

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在武丁时期被驱赶着走向祭坛的羌人，只是漫长历史中的一小段。对他们的记忆却被定格在极端残酷的场景之中，这确实带着几分悲凉。商朝需要一个可供恐吓和牺牲的对象，而羌人，刚好被放在了那个位置上。

从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出发，商人对羌人的态度绝非偶发的残暴，而是制度化、持续性的一种选择。卜辞上的“用羌若干”，妇好墓旁一坑坑碳化的人骨，还有不断变化的“羌”字字形，共同勾勒出那个时代真实的轮廓：政治恐惧、宗教崇拜和族群仇视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抓到羌人就要处极刑”的冷酷逻辑。

等到殷墟化为黄土，宫殿化为土台，能说话的只剩下埋在地底的骨骸与龟甲。在它们留下的有限信息里，羌人的名字并不耀眼，却足够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