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6.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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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财经 维舟

这两年，你可能也有一种隐约的不安：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安定、繁荣的时代似乎正在远去，世界正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全球领域，一些政客横冲直撞的粗野做法让人目瞪口呆，而你原本以为有生之年都不会目睹这一切。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经典巨著《文明的进程》中曾着重指出，最能说明“文明化”这一过程之特性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将原先习以为常的事（例如随地吐痰、当众屠宰牲畜）渐渐看作是令人难堪的、最好将之“置于幕后”。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曾经被公认为应该克制或掩盖的行为，如今堂而皇之不当回事，就可说是反文明的。

不夸张地说，好几代人所理解的“现代文明”已经摇摇欲坠，在新时代的浪潮面前，似乎那已经成了一套过时的老派作风。然而，“文明”至少提供了一套规则，当所有人都竞相打破规则时，最有可能遭受伤害的，通常就是社会中的弱者。

实际上，很多人并不清楚“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虽然这个词人所共知，但只有在日常实践中才能体会其丰富内涵。正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言，“文明”这个概念，是在群体共同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有深切体会，但“对于那些没有这种经验的人来说，这些概念是苍白而非生动的”。

“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搞不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它为什么对我们如此重要。

《文明的追求：现代英国的礼仪与文化探源》

[英]基斯·托马斯 著 戴雷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1月版

作为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英国社会的文明进程有着重大意义，但现代意义上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英语里直到1772年才出现，那不仅是指“文明化的状况，蛮野粗鲁生活得到矫治后的状态”，且代表组织有序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当然，这不是说“文明”直到那一年才突然出现，毕竟“文明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演进过程，只不过在此前的漫长历史上，这被称作“礼仪”（civility）。

历史学家基斯·托马斯发现，civility一词虽然在14世纪就已出现，但对此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他认为，诺贝特·埃利亚斯“夸大和误解了中世纪人的暴力和不受约束的行为倾向”，“控制情感”并非文明进程的本质，“在近代早期，改变的不是个人自控力的程度，而是关于如何和何时公开表达情感的普遍惯例”。换句话说，“文明化”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一套社会共识，使得公众逐渐意识到应当如何恰当地自我表达。

有一种普遍的认知，相信在任何社会，“文明礼仪”最早都是先由上流社会采纳，然后逐渐向下渗透、普及的，但英国礼仪史的一个有趣发现是：商业活动能有力地推动文明化进程，因为那些待客无礼、缺乏诚信的商人，难免会失去生意。但这有个条件，就是商业竞争的存在，否则在卖方垄断市场的情况下，礼貌对他们没什么好处。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在一个国家里，需要彼此愉快打交道的人越多，礼貌就越常见。”基斯·托马斯认为，“文明”所需要的那种自我控制，是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但“强迫人们克制自己冲动的，并不是礼貌的传播、文学或模仿高贵习性的欲望，而是人类相互依存的加深。地主、雇主、赞助人、邻居和商业伙伴的善意越不可或缺，就越需要迁就行为；市场越大，劳动分工就越发达；沟通网络越复杂，文明礼仪就传播得越广泛。”（《文明的追求》第107页）

这也解释了“文明”为什么能传播开，因为在不间断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待人有礼是有回报的，长远来说，能给自己带来特别的好处，由此才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向善。也就是说，这乍看是利他的，其实却又是利己的。这种自利的动机，最终带来了一个更好的社会。

《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英]埃里克·邓宁 著 何江穗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版

体育与休闲是文明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实现对暴力的垄断和控制，就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比赛——竞技体育的本质，就是设计出一系列规则，使身体技能和力量展示非暴力化，至少使得激烈冲突、暴力实践处于控制之下。

足球、橄榄球、棒球、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这些现代体育项目，都起源于英国，这不是偶然的。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这背后隐藏着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性：“为什么游戏—比赛的文明化，以及通过需要大量个人自我控制的社会规则来限制针对他人的暴力，会首先在英格兰发展起来？其他国家相对快速地接受了英式的体育运动，这好像表明：其他国家也同样需要受到更严格管制、更不暴力，但又是令人愉快的、需要大量升华了的技能的竞争型的体力运用。”（《追寻兴奋》第36页）

在他看来，这首先是因为，英格兰的贵族、绅士最早打破了社会的暴力循环，到18世纪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使得本质上有敌意的群体可以在规则的框架内进行非暴力竞争式的斗争，无论是议会斗争，还是通过法律机制解决纠纷，本质上都是如此，而体育运动只是这一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

这样，“体育竞赛使人们可以在身体斗争中击败其他人，而没有在身体上伤害他们”（第69页）；与此同时，内部的长期稳定、持久的情感控制、法治社会的非暴力化，又使得公众自然产生了一种集体渴望：享受那种情感控制被解除之后的兴奋和愉悦。这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消磨了激情的人，会想着去坐过山车，体验一把刺激——当然是在系紧安全带的前提下。

凡此等等，都可以看出，“文明化”意味着在社会交往中，克制自发的情感，而必须在一个社会认可的框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表达和释放。社会当然不能没有规范，但规范也不是要完全压制那些看似“无序”的激情、暴力，这两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越是“文明”的社会，就越是追寻兴奋、渴望情感。

《为动物而战：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中的传统挪用》

李鉴慧 著 曾琬淋 译

光启书局2025年1月版

要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可靠的指针是看它如何对待那些弱势群体——女性、儿童、老人、移民，当然，还有动物。也只有到了文明社会，才会认真看待动物，因为动物伦理虽然以动物为重心，但实际上必然基于人道主义精神。

现代意义上的动物保护在19世纪兴起时，是不折不扣的新事物，而它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的英国兴起，是因为英国作为第一个现代国家，最早完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结构性变动，为动物保护理念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生计不再仰赖动物；城市化使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远离了自然，而宠物让人更容易对动物产生拟人化的情感；“自然”本身也开始被视为有待保护、不应去破坏的独立存在。

李鉴慧在回顾了19世纪英国公众关于如何“看待”和“对待”动物的种种争论后认为，“新观念”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在人们挪用原有的思想资源来为自身利益辩护时形成的。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想想看，尤其是在新事物诞生之初，传统的力量必然相当强大，如果能通过对传统的诠释，让人看到传统并不反对甚至支持新事物，那社会会更容易接受，而在此基础上，“传统”也因重新诠释、丰富内涵而更具弹性和活力。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历史、理解历史，因为当下的创造性行动，都必然要借助既有的思想资源，“历史行动者通过不断诠释和挪用其周遭世界环境，从而参与了社会的持续更新与改造。”（《为动物而战》第373页）

从这一意义上说，当人们“为动物而战”，其实是“为自己而战”，因为他们常常是在潜意识里将动物视为自己的同类，并把自身的理念投射、寄托在动物身上。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形形色色的动物保护者尽管信念出发点不同，但说到底都是因为无法忍受弱势者遭到不公正对待，而这本来也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毁灭与重生：二战后欧洲文明的重建》

[英]保罗·贝茨 著 陈超 译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4月版

不同的时代，对“文明”的理解也有所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场面，让人们意识到“文明”的脆弱，看似“文明”的国家竟能相互摧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所保卫的“文明”早已不是指上流社会的礼仪，而是生而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不限于一国之内。正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8年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文明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国际主义。”在一封战时的私人书信中，他宣称这场战争旨在“挽救文明免遭暴政摧残，后者将会毁灭文明和人类生活的所有尊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空前惨烈的现实提醒世人：文明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坚不可摧，“尽管文明被推崇为持久、连续和永恒不变的传承，但在1945年之后，文明大体上是一个诞生于毁灭与动荡的、渴望被重新恢复的虚构之物。”（《毁灭与重生》第15页）也就是说，一代代人都必须重新理解、解释并守护文明，才能使之延续。

到了全球化的繁荣时期，我们几乎已经忘了这一点，到如今，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为了应对危机，极右翼常常假扮成“保卫文明”的样子，但他们嘴里所说的“文明”是集体主义的，相当于自身认同的文化传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一些国家的右翼反对移民、攻击少数群体，乃至入侵邻国，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文明”已经岌岌可危，必须采取咄咄逼人的手段拯救它。

这可说是“打着文明的旗号反文明”，正是这种行为在威胁着文明，因为“文明”不应该被狭隘地定义为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防御的护墙，它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促使不同文化的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说到底，“文明”是为了让人摆脱蒙昧、野蛮的状态，让人活得更像个人样。

微信编辑| 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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