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历史学家震撼之作：潜入莫斯科地铁，以侦探小说深掘当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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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梅里代尔是备受赞誉的俄罗斯及前苏联历史学家，曾多次获得非虚构类图书奖项。近日，她出版了首部小说《莫斯科地下》，故事背景设定于上世纪30年代的莫斯科。

她向普希金之家讲述了从历史学家转型小说家的心路历程，探讨了小说这一体裁在挖掘斯大林时代历史、塑造复杂人物以及处理争议性历史遗产方面的独特力量。

普希金之家（PH）：您为何决定创作《莫斯科地下》？

凯瑟琳·梅里代尔（CM）： 早在成为职业历史学家之前，我就梦想着创作小说。我热爱历史研究中的探险精神，但近年来在俄罗斯进行研究已变得不可能——甚至无法前往当地。于是，我抓住机会展开想象力创作，这段旅程虽性质不同，却同样令人满足。

PH：您早期的研究经历和口述历史学背景如何帮助您构建本书的情节、人物和场景？

CM： 尽管《莫斯科地下》是部小说，但创作时我始终想象着一位老人（安东）向我讲述他的故事。我那台忠实的录音机在脑海中嗡嗡作响，如同它曾数千次运转那样。当我斟酌措辞时，真实的声音在耳畔回荡，无数历史的幽灵随着故事在电脑屏幕上展开而时隐时现。

至于场景设定，书中几乎每条街道我都曾亲身走过，地下隧道也亲自探访过。老照片同样提供了帮助，包括我在俄罗斯档案馆研究时查阅的珍贵藏品。在许多方面，1934年的莫斯科对我而言比普京当下阴郁的拼贴画更真实。

PH：《莫斯科地下》探索了历史的层叠与迷宫——不仅深藏于莫斯科地铁隧道，更体现在斯大林统治下对过往的操纵。这似乎是贯穿全书的共鸣主题。能否详述？

CM： 地铁是思考深远历史的绝佳场所。它看似充满未来主义与雄心，实则属于亡者之国。所有政权都在操纵历史，而俄罗斯统治者如此行事已久。撰写克里姆林宫历史著作《红色堡垒》（2014年普希金书屋图书奖获奖作品）时，我通过建筑物的故事追溯了这一过程。但所有实体证据都具有微妙性。未得伸张者的遗骸或许沉寂多年，却始终深埋地下——这点我在1990年代与不知疲倦的尤里·德米特里耶夫探访桑多尔莫赫时深有体会。

修改历史课程大纲或建造庸俗纪念碑或许相对容易，但若深入挖掘——无论是比喻意义还是字面意义——过去终将发声。随后我发现，苏联政府曾雇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团队，企图铲除阻碍进步的古老遗迹。他们想战胜过去，征服历史。但他们只取得了一半成功。这个意象令我无法抗拒。

PH：创作过程中是否发现新奇或令人惊讶的事实？

CM： 考古学家的故事令我着迷。他们对自己极为严肃，但当发现世界领先的莫斯科地铁未来竟系于一处被遗忘的酒窖时，想必会感到欣喜。地铁的故事中充斥着这般惊喜。

PH：创作首部小说的过程如何？您认为小说（尤其是侦探题材）能否以非虚构作品无法企及的方式探索这段历史？

CM： 最艰难的是摒弃学者思维。起初我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这成了致命伤——笔下尽是史实罗列。后来我让安东的声音取代了我的叙述，一切瞬间变得自然流畅，写作过程也变得有趣得多。

从那时起，我对原始文献的深刻理解反而成为创作自由的源泉。我无需依赖他人的解读或语言选择——通过多年对那个时代的浸润，我深知哪些词汇和意象构成了斯大林统治下莫斯科的语言生态。我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内部写作；我确实就在那里，凝视着斯大林暴政的黑暗与不确定性——实际上是从安东的时代向前眺望——不知未来将发生什么，却与他共同感受着革命变革带来的迷失。

诚然，历史纪实写作同样是创造性过程：它需要取舍、构筑与塑形。但其目标在于解答疑问，应对当代的智力困惑，是与当下的对话。唯有虚构作品能将读者带回鲜活的过去。创作此书时，我并非身处书房，而是与笔下人物同在莫斯科。我目睹了混乱与泥泞，挤满不满工人的电车，货架空空的商店，以及克里姆林宫金色穹顶的闪光。我闻到汗臭，听见引擎轰鸣，吸入陈腐的马合烟烟雾。

然而存在一个关键缺陷：没人需要靠这类作品通过考试，也无人愿意生活在斯大林时代。书籍必须引人入胜，否则只会尘封书架。这正是侦探小说的优势所在：它结构严谨、节奏紧凑，最终总能带来慰藉。或许与现实截然不同，但读者从不介意。

PH：书中是否有你最喜爱的角色？或是哪个角色最令你着迷？

CM： 我当然喜欢厨师米沙，他的世界纯粹充满欢愉。但另有两个角色令我既着迷又惊讶。安东的父亲马克·贝尔金最初是红革命的艺术家。随着故事围绕他展开，我逐渐感受到这位老人对斯大林官僚主义、窒息文化的愤懑。

与此同时，维多利亚·马克西莫夫娜——维卡——的过往经历揭示了她离奇职业生涯的缘由。她是我笔下最复杂的主角（即便不是最迷人的），未来作品中将有更多关于她的故事。

PH：能否再谈谈维卡？她显然是个有着复杂背景的人物，同时又是推行意识形态暴力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在当今语境下，她似乎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你是如何处理这个角色的？是否参考了采访过的真实人物？

CM： 维卡这个角色完全是自我塑造的，并非基于任何真实人物。如同安东一样，她属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产物，我当然不认同她的任何选择，包括对契卡的意识形态忠诚。但我赋予她一个观点相左的家庭——家人既是她的妥协点，也成为她的威胁——并将她困在无路可逃的境地。于是她做了必须做的事，这些选择常常令我毛骨悚然。

在所有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及访谈中，我始终清醒意识到自己享有的特权：从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困境。我们这些安逸的西欧人（尤其是英国人，因未在二战中遭受入侵）很容易自以为永远站在正义一方，与暴政抗争且永不背弃人性。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倘若我的家庭、我的生命面临切实威胁？我又会如何抉择？

真相是：我们无从知晓。妄称道德优越，妄断任何必然性，无异于轻蔑那些竭尽所能生存下来的人们（他们或许做得比我更好——幸而我无从知晓）。我绝非纵容暴政、暴力或腐败——恰恰相反。唯有不断审视自身所为，我们才能直面当代严峻考验，找到一条未来访谈者不会轻率谴责的出路。

PH：您的著作在1934年的莫斯科与1919-1920年乌克兰的回忆片段间交织，那段动荡创伤的岁月至今仍留下高度政治化的遗产。以敏感细腻的笔触讲述那个时代及其亲历者的故事，肩负着重大责任。写作过程中您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CM： 我在2021年开始创作，那时俄罗斯尚未全面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已然发生，我深知冲突仍在持续，但遗憾的是，乌克兰当时并未成为欧洲邻国如今这般关注的焦点。在创作初期，我希望安东和维卡经历内战创伤，因为这深刻塑造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我熟悉基辅，熟悉南部地区（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因此将战争场景设定于此。当时我深知这会触及民族主义和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敏感神经，但这些元素同样是我需要探索的主题。

2022年2月俄罗斯对基辅发动无端攻击后，我重新审视了这个选择。我也考虑过用乌克兰地名替代俄语地名。但安东并非我本人，他也不生活在当代。他的声音与观点属于1930年代的俄罗斯人——苏联人——而非英国学者和作家。某种程度上，他是不可靠的叙述者，有偏见的见证者，但他的思想也深刻揭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歪曲表述及其引发的暴力。

我认为这进一步印证了历史写作（非虚构）与故事创作（虚构）的差异。前者本质上是与当下的对话，无论其如何深入探讨前辈及其所处的世界。后者虽诞生于当下，却力求让作者与读者沉浸于完整可信的过去——包括那些存疑的部分。

PH：您是否受到其他侦探作家或作品的启发？

CM： 当然！攻读博士期间，我读过翁贝托·埃科的《玫瑰的名字》和马丁·克鲁兹·史密斯的《高尔基公园》，这两部作品以不同方式启发了《莫斯科地下》。我始终是侦探小说的狂热读者，尤其钟爱那些为角色构建可信世界的作品。例如，我的爱丁堡深受伊恩·兰金笔下雷布斯警探的影响，而我的威尼斯则深受唐娜·莱昂笔下布鲁内蒂的影响。

PH：会有续集吗？

CM： 是的。安东已经着手调查另一桩案件。由于政治氛围日益严峻，这次的风险更高，而且他最珍视的朋友也身处险境。

作者介绍

凯瑟琳·梅里代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