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强则资本强，大概率侵蚀民生国本，唯有财政强才可能国富民强

这些年，我们经常听到大力发展金融，于是乎各类银行如雨后春笋——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金融产品琳琅满目——资产证券化、收益权转让、信托计划、理财嵌套。

似乎万物皆可金融，一切皆可证券。

但在这股浪潮背后，有一个被刻意忽略的问题：

那些本可以由财政完成的事，为什么非要通过金融走一圈？

我们先理解两个基本概念：

财政，依托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信用。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财政支出投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国防教育——这些是一个国家运行的根基。

金融，依托的是市场机制和资本回报。金融机构通过吸存放贷、发行产品获取利润，利润来源于资金成本与投资收益的差额。

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财政讲的是公共利益，金融讲的是资本回报。

现在，我们看到一种普遍的倾向：

修一条高速公路，本可以用财政资金投入——因为路是公共设施，服务全民。

但偏偏要走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项目公司融资，银行放贷，收费还本付息。

建一所学校，本应是财政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

但有些地方搞教育资产证券化，把未来的学费收入打包卖掉，提前变现。

做一项民生工程，本可以通过财政预算安排。

但偏偏成立项目公司，向银行贷款，用未来若干年的税收偿还。

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问题：

本金当然要还，但利息呢？

利息，最终从哪里来？

——从未来的财政收入来。

——从你我的税收来。

——从全民创造的财富来。

也就是说，原本只需要一次性财政投入就能解决的事，经过金融化运作后，变成了“财政+利息”的双重负担。

而这份利息，流向了谁？

流向了银行股东，流向了理财产品持有人，流向了各种金融资本的受益人。

这是什么呢？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剩余价值的转移——

全社会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以税收的形式进入财政，这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当财政资金被用来偿还金融资本的利息时，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无声无息地流向了金融资本的持有者手中。

而且，这个转移是不产生实质性财富的。

金融本身不修路、不盖楼、不培养人才。它只是在资金流转的过程中，从实体经济创造的财富中，切走了一块又一块。

有人会反驳：金融有风险，资本要回报，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是的，合理的金融回报天经地义。

但我们需要追问：这种回报是否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

如果金融资本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比如全民所有的国家金融机构，利润最终归入国库，用于公共服务——那么这种循环是良性的。

但如果金融资本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私人手中，利润通过分红、薪酬、资本增值，源源不断地流向少数群体——

那么，这种机制本质上就是：以全民的税收为担保，为少数资本提供稳定的利息收益。

用全民的信用，滋养少数人的财富。

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它每天都在发生：

你交的所得税、增值税，一部分被用来偿还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利息；

你未来的养老金，可能被配置到各种资管产品中，为金融资本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

你孩子上学的学区建设，可能捆绑着开发商的融资成本，最终体现在房价里。

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财富转移。

它不叫掠夺，它叫“市场化运作”。

它不叫剥削，它叫“金融创新”。

它不叫财富集中，它叫“资本回报最大化”。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的金融，不能是少数人收割多数人的工具。

社会主义的财政，不能成为资本利息的提款机。

我们追求的，不是金融强而资本肥，而是财政强而国强民富。

当国家信用足够强大，能用财政低成本完成公共事务时，为什么非要多此一举，让金融在中间再剥一层？

当税收来自全民劳动，理应用之于民时，为什么非要把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息送给金融资本？

我们不是要否定金融。

合理的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但我们必须警惕一种倾向：把本该用财政逻辑解决的问题，硬塞进金融逻辑里。

因为财政讲的是公平，金融讲的是回报。

财政服务的是全民，金融服务的是资本。

当公共事务被过度金融化，最后买单的，永远是普通百姓。

本金还了，利息也还了。

路修好了，学校建成了，项目完成了。

但那些流出去的利息，那个被稀释的财富，那场从全民到少数人的转移——

它不会写在账本上，但它刻在你我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