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考，进考场前一个道士给我算命，说我命里无功名。

1998年7月7号，河南南阳淅川县的高考考点门口，空气闷得像一笼刚掀开的蒸笼，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得发软，蝉鸣扯着嗓子喊得人心慌。我叫陈建军，那年19岁，是县一中的复读生，手里攥着磨得起毛的准考证，指节因为用力泛着白，后背的衬衫早就被汗浸透了，贴在身上又黏又闷。

我爹蹲在路边的老槐树下，手里捏着个军用水壶，烟袋锅子在手里转了半天，也没舍得点着——考场周边不让抽烟。我娘站在我旁边，手里攥着两个煮鸡蛋，反复叮嘱：“建军，别慌，会的先写，不会的先放放，仔细看题，别马虎。”

她的声音带着抖，哮喘病犯了刚好没几天，说话还带着点喘，却非要跟着我爹，骑了二十多里地的二八大杠自行车，从村里赶到县城，就为了给我送进考场。

那年头，高考是我们农村孩子唯一能跳出农门的路。前一年我第一次高考，差3分够本科线，查完成绩的那天晚上，我在村口的丹江河边坐了一夜，看着黑沉沉的江水，觉得这辈子都没脸见爹娘了。

我家在丹江口边上的小山村，几亩薄田，几棵橘子树，就是全家的生计。我娘有哮喘，干不了重活，常年离不开药；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就盼着我能考上大学，不用再像他一样，在地里刨一辈子食。

为了让我复读，我爹把准备盖新房的木料全卖了，又挨家挨户跟亲戚借钱，五块十块地凑，凑够了我的复读费和生活费。复读这一年，我每天早上五点准时爬起来，在院子里就着煤油灯背书，冬天手冻得裂了口子，墨水都能渗进伤口里；夏天晚上停电，就点着蜡烛做题，蚊子咬得满腿是包，就把脚泡在水桶里，一坐就是半宿。一年下来，光用完的笔芯就装了满满一罐头瓶，蜡烛烧了几十捆，课本翻得页边都卷成了麻花。

我娘总说，我是村里第一个考进县一中的孩子，是全家的指望。我心里清楚，这一考，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爹娘半辈子的期盼。

就在我深吸一口气，准备跟着人流往考场里走的时候，我娘突然拉住了我，眼睛盯着不远处的一个卦摊，跟我说：“建军，咱去算一卦吧，求个心安。”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考点围墙根下，坐着个穿藏青色道袍的老道士，白胡子垂到胸口，面前摆着个八卦图，旁边立着个牌子，写着“批八字，看前程，算祸福”。卦摊前围了不少家长，都想在高考前给孩子求个好彩头，都说这老道算得准。

我本来不信这些，摇着头说：“娘，算这干啥，能不能考上，全看我自己学的咋样。”

“就当求个心安。”我娘拉着我，硬是挤到了卦摊前，跟老道报了我的生辰八字，又让我伸出手给他看手相。

老道眯着眼睛，掐着手指算了半天，又盯着我的手心看了半天，最后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我娘的脸瞬间就白了，赶紧问：“老师傅，咋样？我儿子能不能考上？”

老道抬眼看向我，声音慢悠悠的，却像一块冰坨子，狠狠砸在了我的心上：“小伙子，你命里无功名，别费这个劲了。就算进了考场，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注定与读书这条路无缘。听我一句劝，考完早点回家，学门木匠活，跟着你爹种地养家，这才是你这辈子的正道。”

这句话一出，周围的家长都看了过来，眼神里带着同情，还有点看热闹的意味。我娘当场就急了，声音都抖了：“你这老道胡说八道什么！我儿子天天学到半夜，成绩在学校都是前几名，怎么就命里无功名了？”

我爹也黑了脸，拉着我娘和我就走，嘴里骂着：“江湖骗子的话，听他干啥！走，咱进考场！”

可那句话，还是像一根针，狠狠扎进了我的脑子里，在我心里扎了根。我浑浑噩噩地跟着人流走进考场，安检、找座位、坐下，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那句“命里无功名”，耳朵里嗡嗡作响，连监考老师念考场规则，都没听进去几句。

第一科考语文，卷子发下来，我看着上面的题目，眼前一阵阵发黑，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前面的选择题，平时闭着眼都能选对的字音字形，我盯着看了半天，愣是选不出来。好不容易熬到作文，题目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我看着题目，脑子里全是老道的那句话，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离交卷只剩半个小时了，我的作文本还是空白的。监考老师走到我身边，敲了敲我的桌子，低声提醒：“同学，抓紧时间写作文。”

我猛地回过神来，看着空白的作文本，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在卷子上。我想起了复读这一年的日日夜夜，想起了我爹卖木料凑学费时佝偻的背影，想起了我娘半夜起来给我煮鸡蛋，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想起了村里人的期盼，想起了自己在煤油灯下发过的誓。

就算命里真的无功名，我也不能就这么认输！

我咬着牙，攥紧了笔，在作文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笔尖划破纸页的那一刻，脑子里的杂念突然散了，那些背过的范文，那些积累的素材，全都涌了上来。我奋笔疾书，在交卷铃响的前一分钟，写完了最后一个字。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太阳晃得我睁不开眼，我腿一软，蹲在老槐树下，把脸埋在膝盖里，眼泪无声地掉在了滚烫的水泥地上，瞬间就被烤干了。我知道，语文考砸了，作文写得太仓促，前面的选择题也错了不少，这一科，怕是要拖垮整个分数。

我娘看到我这样子，没敢问考得咋样，只是偷偷抹眼泪。我爹蹲在我身边，把手里一直攥着的冰汽水递给我——那是他跑了半条街买的，五毛钱一瓶，平时他连一毛钱的冰棍都舍不得买。

“建军，”我爹的声音很沉，带着庄稼汉特有的朴实，“爹没读过多少书，但是爹懂一个理。地里的庄稼，不是算命先生说收多少，它就收多少的。你浇了多少水，施了多少肥，除了多少草，它就给你结多少穗。”

“这一年，你每天学到后半夜，蜡烛用了多少捆，笔芯用了多少盒，爹都看在眼里。就算今年真的考不上，爹也不怪你，大不了再复读一年，爹砸锅卖铁，也还供得起你。别信那老道的胡说八道，你的命，在你自己手里，不在他嘴里。”

我爹的话，像一盆温水，浇灭了我心里的慌，也冲散了那句魔咒。我抬起头，看着我爹黝黑的脸，看着他眼角的皱纹，看着他手上厚厚的茧子，狠狠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考点附近最便宜的小旅馆里，五块钱一晚的通铺，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我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一夜没睡，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闪过这一年的点点滴滴。

冬天的早上，天还没亮，我就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里背书，哈气成霜，手冻得握不住书，就放在嘴边哈两口热气，接着背；模考没考好，我把错题抄在本子上，一道题一道题地啃，直到凌晨两点，蜡烛烧完了，才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为了省饭钱，我每天中午就啃两个馒头，就着从家里带的咸菜，只有周末回家，才能吃上一顿带肉的饭；前一年落榜，村里的人背后说闲话，说我不是读书的料，我躲在家里不出门，转头就背着铺盖回了学校复读。

我吃了这么多苦，流了这么多汗，凭什么要被一句算命的话，就定了这辈子的命？

就算命里无功名，我也要拼到最后一刻，就算撞了南墙，我也要把墙撞破了看看。

第二天考数学，我走进考场的时候，心里异常平静。卷子发下来，我深吸一口气，从第一题开始，一道题一道题地做，会的先做完，不会的先标上记号，等全部做完了，再回头慢慢啃。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我连头都没抬，直到交卷铃响，才放下笔。

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底了。数学是我的强项，这一科，我发挥得极好，甚至最后一道最难的压轴题，我都完整地解了出来。

接下来的理综、英语，我一科比一科稳。每考完一科，我就把它抛在脑后，专心准备下一科，再也没想过老道的那句话，再也没慌过神。

考完最后一科英语，我走出考场，看着天上明晃晃的太阳，听着周围考生的欢呼和议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管结果怎么样，我尽力了，我没有对不起自己，更没有对不起爹娘。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等待。

回了村里，老道说我命里无功名的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开了。村里的人见了我，要么躲着走，要么就阴阳怪气地说两句：“建军，考完了？老道说你命里无功名，我看悬啊”“复读一年也白搭，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点钱实在”“老陈家这钱，怕是要打水漂了”。

那些闲言碎语，像针一样扎人。我躲在家里，不出门，天天跟着我爹去地里干活，锄地、浇水、摘橘子，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地里，手上磨出了新的茧子，皮肤晒得黝黑，只有这样，才能不去想成绩，不去想那些闲话。

我娘天天在家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嘴里念叨着“我儿子这么努力，老天爷一定要开开眼”，眼睛都快哭瞎了。

7月25号，是能打电话查分的日子。我爹凌晨三点就起来了，把二八大杠自行车擦得锃亮，带着我，骑了二十多里地，赶在邮电局开门前，就等在了门口。

邮电局的公用电话亭前，早就围满了查分的考生和家长，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紧张和期盼。轮到我的时候，我的手抖得连号码都按不下去，是我爹替我拨了查分热线，把听筒贴在耳边，屏住了呼吸。

我站在旁边，看着我爹的脸，心提到了嗓子眼，连呼吸都忘了。

听筒里的电子音报着分数：语文92，数学135，理综278，英语82，总分587。

我爹拿着听筒，反复问了三遍：“你再说一遍？总分多少？”

确认了三遍，总分确实是587分，我爹猛地挂了电话，转身一把抱住了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庄稼汉，一辈子没在人前掉过眼泪，那天当着邮电局里所有人的面，嚎啕大哭，嘴里反复念叨着：“我儿子考上了！我儿子考了587分！”

我也哭了，一年的委屈、辛苦、压力、不甘，在那一刻全都随着眼泪涌了出来。围观的人都围了过来，说着“恭喜啊小伙子，考得真好”，我看着我爹通红的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做到了，我没让爹娘失望。

那天，我爹带着我，在县城的小饭馆里，点了一碗红烧肉，两瓶啤酒。他喝了一口啤酒，笑着笑着又哭了，跟我说：“建军，爹就知道，你行的。”

那年河南理科重点线是569分，我超了18分，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消息传回村里，那些之前说闲话的人，瞬间闭了嘴，纷纷上门道喜，村支书专门带着鞭炮来我家，在门口放了长长的一挂鞭炮，说我给村里争光了。

八月初，大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村里，是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水利水电建筑工程专业。我娘把通知书贴在了堂屋最显眼的墙上，逢人来家里，就指着通知书，骄傲地说：“看，这是我儿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开学那天，我爹送我去武汉，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在学校门口，他反复叮嘱我：“好好读书，别辜负了自己，别做亏心事，家里不用你操心。”

大学四年，我没敢有半分松懈。从农村出来的我，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英语只会写不会说，计算机课连键盘都不会摸，看着身边城市里的同学见多识广，我自卑得连话都不敢多说。

可我没认输，就像当年高考一样，我认准了一个理：只要肯下苦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普通话不好，我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跟着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一个字一个字地练；英语不好，我天天泡在英语角，抱着单词本背，跟着磁带练口语，从最基础的音标开始补；计算机不会，我天天泡在学校的机房，从打字开始学，别人玩游戏的时间，我全用来啃专业书。

上课我永远坐在第一排，笔记记得工工整整，图书馆闭馆了，我才回宿舍，年年都拿一等奖学金。课余时间，我去做家教，去工地打零工，挣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大学四年，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还经常往家里寄钱，给我娘治病。

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留在了武汉，或者去了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找了高薪的工作。可我想都没想，就签了河南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回了河南。

我忘不了丹江口边上的老家，忘不了村里那些靠天吃饭的乡亲们，忘不了每年旱季，村里的水井都干了，乡亲们要走几里地去挑水；忘不了雨季，河水涨上来，冲毁了田里的庄稼，乡亲们蹲在田埂上哭的样子。我学水利，就是想回老家，用自己的本事，给乡亲们做点实事。

工作之后，我几乎天天泡在工地上，跑遍了淅川的山山水水，每个村子，每条河道，每座水库，我都了如指掌。我参与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的移民安置工程，库区的水土保持项目，晒得黝黑，跟民工一起吃住在工地，一点架子都没有，乡亲们都喊我“陈工”，都说我是从村里走出去的，没忘本。

有一年，老家的几个村子遭遇大旱，地里的庄稼都快旱死了，村里的老井也干了。我带着设计院的团队，在山里跑了半个月，勘测地形，找水源，设计了引水工程，把丹江口的水引到了村里，解决了十几个村子的灌溉和饮水问题。通水那天，村里的老人们拉着我的手，给我塞煮鸡蛋，流着泪说：“陈工，谢谢你，你给我们解决了一辈子的难题啊。”

那一刻，我心里满是踏实。我终于明白，当年那个老道说的“功名”，到底是什么。

他眼里的功名，是古代科举入仕，当官掌权，光宗耀祖。可我这辈子的功名，不是当了多大的官，挣了多少钱，是我用自己学的本事，护了一方水土，养了一方百姓；是我给村里修了水泥路，建了希望小学，让村里的孩子能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不用像我当年一样，为了学费发愁；是我爹娘安享晚年，我家庭美满，儿子也考上了重点大学，走了正路。

十几年过去，我成了设计院的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持设计了河南十几个大型水利工程，拿了不少国家级的奖项。可每次回老家，我还是那个跟着我爹下地干活的农村小子，还是那个在高考前，被算命先生说命里无功名的少年。

2018年，是我高考二十周年，县一中的校长请我回去，给高三的孩子们做个演讲。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一张张稚嫩又紧张的脸，像极了当年的自己，我没讲什么大道理，只讲了1998年高考前，那个老道士给我算命的故事。

讲完之后，我跟孩子们说：“我这辈子，不信命，只信手。你手里的笔，能写自己的未来；你脚下的路，能走自己的人生。所谓的命里有没有功名，从来不是算命先生说了算的，是你自己说了算的。你写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道题，流的每一滴汗，吃的每一份苦，都是在一笔一划，写你自己的命。”

演讲结束，我走出学校，在门口又看到了一个算命的卦摊，一个白胡子老道坐在那里，跟二十年前那个老道，像得很。

我走过去，笑着坐在他对面，说：“老师傅，给我算一卦，看看我命里有没有功名？”

老道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手相，笑着捋了捋胡子：“先生一看就是有功名在身的人，不是掌大权，就是成大事的人，还用得着我算？”

我笑了笑，放下卦钱，转身走了。开车回村里的路上，路过当年的高考考点，门口依旧是熙熙攘攘的考生和家长，蝉鸣依旧，阳光依旧，仿佛又回到了1998年的那个夏天。

那个被说命里无功名的少年，怎么也想不到，二十年后，他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车开到丹江口水库边上，我停下车，站在我亲手设计的大坝上，看着清清亮亮的江水，顺着渠道，流进了千家万户的田里，流进了乡亲们的家里。手机响了，是妻子打来的，说儿子高考模拟考了年级前十，问我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我笑着说回，挂了电话，江风吹在脸上，满是安稳。

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什么天定的命数。所谓的命里无功名，不过是懦弱的人，给自己找的借口。真正能决定你这辈子活成什么样的，从来不是算命先生的一句话，而是你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坚持，自己流的每一滴汗。

毕竟，这世间所有的功名，都是人自己挣出来的，从来不是老天爷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