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欣丨如何对自由免疫？

霍布斯的恐惧、洛克的财产、卢梭的公意、密尔的个性、托克维尔的民主、柏林的多元——这些概念如同散落的拼图，各自宣称揭示了自由与权力的终极真理，却又彼此矛盾、相互拆解。我困惑于一个根本问题：为何同样以“自由”为旨归，思想家们却指向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图景？与此同时，个体究竟愿意为了什么放弃自由，又愿意为了什么承受权力的重负？以这两个问题为索，本文尝试从权力和契约的诞生开始，梳理自由与权力博弈的内在逻辑。

一、权力的本源与契约建构：自然状态下的秩序奠基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绘了一个充满战争与恐惧的自然状态，认为人类的竞争、猜忌与荣誉本能，以及资源的稀缺性，让人与人之间陷入“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因为战争不仅存在于战役或战斗行动之中，也存在于人们普遍相信以战斗进行争夺的意图的一段时期之中”（霍布斯，2011:159）。对暴死的恐惧成为人类最根本的诉求，生命充满“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特质。为了摆脱这种无序状态，人们自愿让渡全部自然权利，通过理性缔结社会契约，催生了“利维坦”这一绝对的公共权力。在这一理论逻辑中，权力是自然状态的必然产物，其核心价值是维系和平与安全，绝对权威是权力运行的前提，公民放弃自主判断与反抗的权利，赋予利维坦绝对主权，而利维坦的唯一职责便是保障公民的生命与安全。霍布斯强调，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即便主权者存在不当行为，公民也无权违背契约进行反抗，因为任何分裂主权的行为都将重回自然状态的混乱，这将个体自由置于主权的绝对支配之下，形成了“秩序优先于自由”的契约关系。

洛克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进行了修正与重构，他眼中的自然状态并非全然的无序（战争状态），而是受自然法约束的、完备无缺的自由平等状态，人们拥有生命、自由与财产的天然权利。但自然状态存在缺乏公正裁判、执行力量薄弱等缺陷，在此基础上，人们让渡的并非全部权利，仅仅是执行自然法的权力（如裁判权、执行权），其目的不是臣服于绝对权威，而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自身的不可让渡的天然权利。政府并非主权的绝对拥有者，而是个体权益的受托人。在《政府论》中，洛克强调立法权是最高权力，但需受自然法与公民权利的约束，行政权与立法权需分离以防止滥用。若政府违背契约、侵犯公民权利，公民便拥有“革命权”可推翻现有政府重新订立契约。这明确了权力的契约本质：政府权力源于人民的同意，法治与分权是权力运行的基本准则，一旦权力背离了守护公民权利的初衷，人民便有权解除契约。

二、权力的异化与平等的悖论：契约框架下的价值冲突

如果说霍布斯与洛克完成了权力的建构，卢梭则以《社会契约论》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刺破了契约政治的完美构想，试图解决的正是霍布斯与洛克未能触及的问题：当个体自由汇聚为集体权力，如何避免异化？在这两本书中，他揭示了权力在运行中的异化轨迹，也提出了平等与自由、契约与公意之间的深层悖论，让对政治权力的思考从“如何建构”走向“如何反思”。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追溯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否定了自然状态下存在先天不平等的预设，他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是“高贵的野蛮人”，过着孤独、和平、自足的生活，彼此间仅存在生理上的自然差异，无本质上的不平等。而随着人类能力的发展、工具的发明、家庭的形成催生了私有制，私有制的出现是一切不平等的开端。第一个圈占土地并宣称所有权的行为，催生了贫富分化，富有者为维系既得利益，以保护共同安全为诱饵，诱使贫穷者缔结契约、构建政治权力。至此，权力彻底背离了矫正不平等的初衷，沦为少数特权者固化不平等的枷锁，将富有者的掠夺权与贫穷者的依附性制度化，从财富不平等到权力不平等，形成“强者对弱者”的统治。“为了维护我们的部分自由，就必须舍弃另一部分自由。这种观点与一个受伤的人为了生存下去而选择截掉一只胳膊并无不同”（卢梭，2023:195），契约政治从守护秩序的工具，反而变为制造不平等的根源。

《社会契约论》以“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开篇，卢梭批判传统社会契约理论的虚伪性，提出真正的社会契约并非个体权利的让渡，公民让渡权利的对象并非特定统治者，而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通过这一转让，个体融入共同体，成为“主权者”的一员，此时权力是公意的具象载体，其合法性源于契合全体公民的共同意志。在公意的框架下，在公共利益的核心价值倡导下，服从并非失去自由，而是获得“道德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实现个体意志与集体意志的统一，人们能够通过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实现真正的平等。政府作为主权者的执行机构，其权力来源于主权者的委托，若政府违背公意，主权者有权推翻它。但卢梭同时指出，公意存在被扭曲的风险，需要区分“哪些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哪些是派系的喧哗”（卢梭，2017:188），当某个小集体的意志超越多数人意志时，公意便会消失，权力会再次沦为少数人的工具，社会契约的信用也随之破裂，平等的实现伴随着权力失控的风险。

三、权力的制衡与自由的守护：民主社会的运行建构

当权力的异化与平等的悖论成为政治社会的核心问题，托克维尔与密尔将思考的焦点转向“如何约束权力、守护自由”，二人分别从制度设计与价值边界两个维度，为民主社会的权力运行提供了具体方案。

托克维尔以历史与现实为双重参照，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溯源性分析，揭示了中央集权的致命弊端。旧制度的崩溃源于其自身改革，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并非源于社会的极度贫困或压迫的加剧，而是源于旧制度后期的改革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失衡。旧制度下，贵族阶层逐渐丧失政治权力，却仍保留经济特权，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中央集权的强化摧毁了地方自治传统，使社会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启蒙思想的传播则为民众提供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当旧制度试图进行局部改革时，反而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加剧了社会对变革的渴望，而改革的不彻底性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最终导致革命的爆发。一切地方政府都被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国内各地的情况日渐趋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再采取行动时，就会遇到多种阻碍，其中既包括其先前准许存在甚或其亲自制定的各项制度，又包括那些年代久远的风俗习惯，往昔的社会潮流，甚至还包括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端。这些阻碍让很多人骨子里一直保有抗争的念头，让各种各样的特色一直稳定地保存了下来，且没有丧失其原有的个性”（托克维尔，2016:224）。当中央政府取代一切地方政权，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中央与个人之间便失去了中间社会力量的缓冲，民意的抗争会因缺乏疏导渠道而愈演愈烈，使得权力失控。这一理论从反面证明，单一的集权调控无法实现权力的稳定运行，多元的社会力量是权力制衡的必要条件。

而《论美国的民主》则从正面给出了权力制衡的制度方案，有效的权力制衡，不在于抑制权力，而在于分散权力，通过构建多元的社会力量，让权力与公民社会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没有平等的支持，自由无法建立起来；没有平等的支持，就连专制都无法得以实行”（托克维尔，2019:252），托克维尔发现，在人民主权原则前提下，美国民众具有身份平等的基石，催生了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此外，美国的联邦制、三权分立、基层自治以及结社自由，为平衡平等与自由提供了保障，让权力在基层得到稀释与监督，公民通过组建各类社团，形成了约束国家权力的严密网格，这些社团既成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也成为抵御政府专制的屏障，让国家权力在公民社会的网络中受到持续约束。但这种民主也存在潜在风险，“多数人的暴政”可能压制少数人的权利，物质主义的盛行可能导致公民精神的衰退，过度的平等可能催生个体的平庸化与对权威的盲从。

密尔的思考聚焦于价值边界，“当有权绝对地支配社会以强力和控制的方式处置个人的事情时，无论采取合法惩罚形式下的物质力量，还是公众舆论下的道德强压的手段，其准绳是自我保护，即人类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其唯一正当理由是旨在自我保护”（密尔，2010:61）。只有当对他人的行为构成伤害时，才能违背其意志对其行使权力，私人领域的自由应受到绝对保护。密尔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守护个体创造性和个性的前提，个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那些具有首创性的少数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而民主制度的最大风险，在于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通过舆论压力或立法手段，压迫少数与众不同的个体，让社会陷入思想的同质化。密尔警示，民主若不能包容个性，便会沦为压抑创新的精神牢笼，因此，守护个人自由的边界，就是守护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密尔的理论，为民主社会的权力运行设定了价值底线：权力的制衡不仅是制度的设计，更是对个体自由与个性的尊重。

四、价值的多元与选择的困境：自由的本质

柏林的价值多元论构成了对前述整个思想谱系的深刻反思，它揭示了政治哲学面临的根本困境：价值的不可通约性与冲突的不可消解性。他在《自由论》中将自由清晰地区分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免于干涉的自由，强调权力不可逾越的个体空间，是人类自由的底线，其核心是回答“主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积极自由是自我实现的自由，强调自我主导的自由，其核心是回答“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柏林指出，积极自由本是对更高层次自由的追求，却极易被扭曲——权力或意识形态往往以“真实自我”、“公共利益”为借口，将积极自由异化为强制个体的工具，最终走向自由的反面。这也呼应了前序思想家的理论分歧：霍布斯的绝对权力、卢梭的公意理论，其潜在风险均在于对积极自由的异化，而洛克的权利守护、密尔的伤害原则，本质上都是对消极自由的坚守。

在此基础上，柏林提出了价值多元的观点，人类追求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非都能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尺度上，有些目标根本无法相容，自由、平等、安全、公正等价值，并无绝对的优劣排序，也无法同时实现。从霍布斯到卢梭，从托克维尔到密尔，这些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假定：人类存在某种可被认识并实现的共同善，或者至少存在某种可以协调各种冲突的原则。柏林则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幻觉。他指出，价值选择往往是在“同样终极、同样客观、但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的取舍，不存在一个更高的原则可以调和这些冲突。

霍布斯与洛克的分歧，是安全与自由的价值排序之争；卢梭对洛克的批判，是平等与财产权的价值冲突；托克维尔与密尔的警示，是平等与个性的张力博弈。所有的政治理论，都是特定价值排序下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必然伴随着代价。柏林同时指出，现代人的自由困境，本质上是价值选择的困境：我们注定要在无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中做出选择，也必须承受选择的代价，而真正的自由，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多元性，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

结语

这八本书共同揭示自由与权力的关系本质上是辩证的，任何试图一劳永逸解决这一张力的理论，都会在其内部孕育出自我颠覆的种子。霍布斯教会我，恐惧可以是理性的起点，但将安全作为绝对优先，会使自由沦为权力的剩余物；洛克让我看到，权利本位可以制衡权力，但信托机制依赖于道德主体的先验设定，这本身就需要证明；卢梭的激进理想让我震撼——他敢于追求真正的自主，却暴露了“公意”概念中隐含的强制风险；密尔的伤害原则提供了操作性的边界，但当社会权力成为新威胁时，这一原则显得力不从心；托克维尔的历史视野让我明白，自由的问题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中考量，制度设计比抽象权利更紧迫；柏林的价值多元论则最终瓦解了卢梭式的普遍意志迷梦，将自由还原为“选择的自由”，但也承认了这种自由的残缺性。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慢慢从追求理论的“融贯性”到接受思想的“冲突性”。自由与权力的博弈没有终点，因为人性本身充满了自我保存与自我超越的张力。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对异见保持一种“逻辑上的宽容”，不再急于用一种价值去压倒另一种价值。

阅读完这套思想谱系也给了我一种思维上的免疫力，最终，我获得的不是一套可以套用的理论公式，面对任何关于自由与权力的宏大叙事，我都会本能地追问：这是谁的自由？这是何种权力？面对当下的各种纷争，我会尝试像托克维尔那样去审视背后的社会结构，像密尔那样去警惕多数人的压力，而不是被情绪裹挟。读书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也是为了在面对生活的复杂与不确定时，能拥有一份源于理论洞见的清醒与定力，这些追问和思考，也即是我阅读这八本经典获得的珍贵收获。

阅读书目

霍布斯《利维坦》（2011）

洛克《政府论》（2011）

卢梭《社会契约论》（2017）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2023）

密尔《论自由》（201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201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016）

柏林《自由论》（2011）

•本期作者：陈雨欣，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生

•本期编辑：J.M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