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史书美化的女中尧舜：高滔滔八年垂帘葬宋

她出身顶级权贵，一生顺风顺水，却在毫无治国经验之时执掌天下，短短八年，尽废新法、挑起党争、自毁长城，让北宋朝政彻底陷入无休止的内斗。后世越赞美她贤德，越显得这段历史讽刺至极。今天，我们撕开史书的美化滤镜，看清这位“女中尧舜”，如何亲手断送大宋江山！

高滔滔生于1032年，她的人生起点，便是北宋无数人奋斗一辈子也无法触及的顶峰。

曾祖父高琼，是澶渊之战力挽狂澜的功臣，一战稳住大宋国本；祖父高继勋常年镇守边疆，战功赫赫，人称“神将”。母亲更是出身顶尖名门，是开国功臣曹彬的孙女，也是宋仁宗曹皇后的亲姐姐。这样的家世，在北宋朝堂之中，天生就站在权力最中心。

因为姨母是皇后，高滔滔自幼便被接入宫中抚养，与宋仁宗的养子赵宗实一同长大，两人年纪相仿，朝夕相伴，青梅竹马。当时朝野上下流传着一句话：“天子娶媳，皇后嫁女”，说的正是她与赵宗实的婚事。后来赵宗实即位为宋英宗，高滔滔顺理成章成为皇后，婚礼之盛大、恩宠之隆重，在北宋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可她的性格里，天生带着极强的控制欲。宋英宗一生共有四子四女，全部都是高滔滔所生。史书中一句：

不留情面的戳穿了真相：并非英宗专情，而是高滔滔绝不允许丈夫亲近其他女子。在后宫之中，她说一不二，强势到近乎偏执。这种不容半点忤逆的性格，在后宫只是家事，可一旦用到朝政之上，便成了国家灾难。

宋神宗在位的十八年里，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试图为大宋富国强兵。高滔滔身居后宫，看似安分守己，从不干预朝政，实则自始至终站在变法对立面，冷眼旁观，心中早已埋下彻底推翻新法的种子。

1085年，宋神宗病危，临终前做出了一个颠覆性决定：任命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吕公著为太子老师，他就这样亲手否定了自己十八年的治国路线，这也为高滔滔日后全盘清算新法，铺好了最关键的道路。

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赵煦登基，是为宋哲宗。按照北宋惯例，高滔滔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掌握王朝最高权力。

可这位久居深宫的太后，既无治国理政的经验，也没有清晰的执政理念，更缺乏掌控朝堂的手腕与大局观。她唯一的政治逻辑，就是全盘否定神宗朝的一切，用极端手段清除变法派，以此巩固自己的统治。

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火速召回隐居十五年的司马光，将其奉为唯一的执政核心，赋予他无限权力。司马光进京之日，开封城万人空巷，百姓将他视作救星，高滔滔更是将他当成自己的政治支柱。在她眼里，司马光就是真理，新法就是祸乱，任何反对司马光的人，都是她的敌人。

于是，一场疯狂的清算开始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王安石十八年呕心沥血的变法成果，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司马光和高滔滔扫得一干二净。司马光甚至逼着朝臣在五天内废除免役法，扬言“不办则死不瞑目”，连保守派内部的章惇都看不下去，直言“轻易更张，反更为害”，可高滔滔充耳不闻，她只信司马光一人。

更荒唐的是，面对西夏战事，宋军明明占据优势，司马光却力主割地求和，将北宋国土白白送给敌国。这不是仁厚，是赤裸裸的投降主义；这不是治国，是拿国家命运泄私愤。

1086年，王安石在江宁含恨而终，五个月后，司马光也撒手人寰。高滔滔的政治支柱轰然倒塌，她彻底暴露了政治素人的真面目——连自己一手扶持的保守派，都驾驭不了。司马光一死，保守派瞬间分裂成洛党、蜀党、朔党三派，互相攻讦厮杀，把朝堂变成了骂战和倾轧的战场。

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为首，三派为了争夺话语权，无所不用其极，整个朝廷再也没有了富国强兵的共识，只剩下“打倒对手”的内斗。高滔滔毫无政治手腕，只会情绪化决策：程颐说她不该多见外臣，她就减少朝会；朱光庭说苏轼不忠，她就贬谪苏轼；刘挚说要严查蔡确，她立刻点头同意。

她没有自己的政治原则，谁的话顺耳，她就支持谁。

就连主张渐进改革、最理性的苏轼，都成了党争的牺牲品。他既不赞成王安石的激进变法，也反对司马光的全盘否定，这种理性态度，在党争环境下成了罪过。洛党攻击他“不忠不义”，朔党说他“立场不坚定”，连同为保守派的同僚，都把他当敌人。苏轼被迫多次请求外调，最理性的声音，被最愚蠢的派系斗争彻底埋没。

元祐八年（1093年），高滔滔病重，她终于意识到自己与宋哲宗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临终前，她告诫吕大防等保守派大臣：“我死之后，皇帝不会重用你们，你们应主动退避。”可惜一切都太晚了。高滔滔一死，十八岁的宋哲宗终于摆脱了束缚，他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高滔滔信任的保守派大臣通通赶出朝廷。

吕大防被贬岭南，范纯仁被贬永州，刘挚被贬衡州，苏轼被贬惠州，保守派大佬一个不留。赵煦重新启用章惇，这个狠人早就等着这一天。章惇上台后，以“绍述”为口号，全面恢复神宗新法，凡是元祐时期所改，全部恢复。更狠的是，他要为死去的变法派复仇。

他请求挖掘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砍断他们的棺材，幸好赵煦没有同意。章惇设立“元祐提制局”，审查元祐时期大臣的言论，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重罪者千余人，连死去的人都不放过。章惇和蔡卞甚至联手，要追废高滔滔为庶人，理由是：

高滔滔八年主政，看似安稳无事，实则掏空了北宋的所有根基。她尽废新法、自毁边防、纵容党争、压制皇权，一系列错误决策，让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境愈发严重，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

从她去世到靖康之变，短短三十余年，北宋朝堂始终在党争与内耗之中挣扎，国力日渐衰退，军备废弛，财政空虚，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富庶与强盛。外敌虎视眈眈，而北宋朝廷却依旧沉浸在内斗之中，毫无抵御外敌的能力与准备。

公元1127年，金军大举南下，腐朽不堪的北宋军队不堪一击，金军轻而易举攻破开封，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俘，宗室、宫女、大臣数千人被掳往北方，繁华的北宋都城沦为人间炼狱，靖康之耻彻底降临。这个延续了一百六十余年的王朝，最终在无尽的内斗与衰败之中，轰然倒塌。

史书将高滔滔赞为“女中尧舜”，可正是这位被美化的贤后，用八年时间，亲手毁掉了北宋的未来，她的偏执、守旧与无能，让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所谓的治世贤后，不过是史书粉饰的假象，北宋覆灭的根源，早已在她垂帘听政之时，就已深深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