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说：村长的年货

腊月二十八，黑风口落了雪。

那雪下得怪。不是一片一片飘，是一团一团往下坠，像谁在天上撕棉花套子。马庄的狗都不叫了，蹲在墙根儿底下，把鼻子埋进尾巴里，偶尔抬眼，看那些白东西把天地填满。

村长马连良站在院子里，背着手，看雪。

他姓马，却不属马。他属虎，腊月生，冻死老鼠的节气。他娘生他那夜，听见西山头有虎啸，震得窗纸簌簌响。第二天他爹去找算命先生，先生说，虎啸庚寅，这孩子将来要管人。他爹问，管多少人？先生说，马庄六十七户，一户不多，一户不少。

那是三十八年前的话。如今马庄六十七户，果然一户不多，一户不少。

马连良站了半个时辰，雪在他黑呢帽顶上积了铜钱厚的一层。他不掸，也不动，就那么站着。院里那棵老石榴树，枝丫光秃秃的，托着雪，像托着孝布。

他忽然想起，这树是他爹手里栽的。那年他还没当村长，他爹也还活着。腊月里他爹从集上买回这棵树苗，根上包着湿麻袋，进门就说，栽上，明年结石榴。他娘说，腊月栽树，能活？他爹说，腊月栽树，根扎得深。

后来树活了，他爹死了。

马连良转身进了堂屋。炭火烧得旺，铝壶蹲在炉沿上，壶嘴吱吱响，像老鼠叫。他脱下帽子，帽檐上挂的霜化成水，顺着指缝往下淌。他用这只湿手去够桌上的茶缸，缸底碰着桌面，磕出闷闷的一声。

“爹。”

儿子马秋声掀开门帘进来，带进一股冷气，那冷气是青白色的，像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他二十四岁，在镇中学教语文，腊月二十三才放假回家。他像他娘，眉眼寡淡，说话也寡淡，不笑的时候嘴角往下撇，撇出一道苦相。

“雪还下？”马连良问。

“下。”马秋声把门帘掖严实，站在炉边烤手，“王大头家的羊棚塌了。”

“羊呢？”

“砸死一只，伤一只。”

马连良没吭声。他端起茶缸，呷一口，茶水烫着舌尖，他咂摸一下，咽了。

王大头是马庄最穷的一户。他女人瘫了三年，去年秋天咽的气。出殡那天，王大头没哭，只是跪在灵前，一跪一个时辰。马连良去吊纸，站在门口，看王大头后脑勺上几根白头发竖着，像深秋地里没收的荞麦茬子。他没进去，把纸钱交给账房，转身走了。

“村西王麻子家的年货送去了？”马连良问。

“送去了。十斤肉，一袋面，一桶油，还有那五百块钱。”马秋声顿了顿，“他不要。”

马连良抬起头。

“他儿子在深圳打工，今年没回来。他说，不回来，年就不用过了，要这些东西做什么。”马秋声看着炉火，火苗映在他脸上，一明一暗，“他把门关上了。我把东西放在门槛外边，站了一会儿，他又开门，把东西踢出来了。”

马连良放下茶缸。

“踢出来了？”

“踢出来了。”

父子俩都没说话。铝壶的盖子被蒸汽顶着，啪嗒啪嗒地跳。

“你王麻子叔，”马连良慢慢开口，“年轻时候跟我一块儿去黑风口割苇子。腊月里苇塘结了冰，冰上又盖了雪，一脚踩空，掉进冰窟窿里。是我把他拽上来的。他那条棉裤湿透了，脱下来晾，晾一会儿就冻成冰壳，立在地上，像站着个人。”

马秋声没接话。

马连良又说：“他那年才十九。棉裤冻硬了，他穿着单裤蹲在苇子垛后头，脸冻得乌青，上下牙打架，还跟我笑。他说，连良哥，等我发了财，给你打一条狐皮围脖。”

马秋声说：“他后来没发财。”

“没发财。”马连良重复一遍，“去年他儿子考上深圳的厂子，走的时候，他送到村口，送到镇上，又送到县里火车站。回来跟我说，秋声他爹，我儿子去深圳了。我说，好。他说，深圳离香港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那边的灯。我说，能看见。”

马秋声抬起眼睛看他。

“那时候我就知道，”马连良把茶缸攥在掌心，那茶缸是搪瓷的，掉了好几块瓷，露出黑铁，“他儿子不会回来了。”

雪还在下。窗玻璃上结了一层冰花，疏疏密密的，像老树的枝丫。马连良看着那冰花，恍惚看见四十年前的自己。

那年他二十岁，刚当上村长。腊月二十八，也是下雪天，他站在这个院子里，等他爹从集上回来。他娘在灶间蒸馒头，锅盖掀开，白汽涌满屋子，馒头的面香把冬天的寒气压下去三分。他娘喊他抱柴，他抱着柴火进门，他娘从笼屉里拣出一个馒头，烫手，在两手之间倒腾着，吹着气，递给他。

“你爹该回来了。”他娘说。

他咬一口馒头，烫得吸气，囫囵咽下去，食管里滚过一团热。

他爹回来的时候，雪已经没到脚踝。他爹没买年货，空着两只手。进门把棉袄一脱，挂在门后，钉子上挂不住，滑下来，落在地上。他爹也不捡，就那么在凳子上坐着，两只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喘粗气。

“货呢？”他娘问。

他爹不说话。

“钱呢？”

他爹还是不说话。

后来马连良才知道，他爹在集上让人骗了。一个外乡人卖狐皮围脖，说是关外来的，真正的大兴安岭火狐。他爹摸那皮毛，油润润的，手插进去，像插进一捧温水。外乡人要价八十，他爹还到六十五，把准备办年货的五十块，加上贴身藏的十五块，全掏出来。

回到家拆开围脖，里头是狗皮染的，颜色一遇热气就往下褪，把他爹的手掌心染红了一片，像血。

那夜他爹没吃饭，坐在门槛上，一直坐到后半夜。马连良起来撒尿，见他爹还坐着，雪落了他爹一肩膀，他爹一动不动，像院子里那棵刚栽下的石榴树。

第二年开春，石榴树活了，他爹病了。秋天石榴挂果，他爹躺在床上，已经起不来。他娘摘了一个石榴，剥开，把籽粒一颗一颗喂进他爹嘴里。他爹嚼着，汁水从嘴角流下来，他娘用袖子给他擦。

“甜。”他爹说。

那是他爹这辈子说的最后一个字。

马连良从回忆里挣出来，像从深水里浮上水面。茶缸里的茶已经凉了，他没再续水，把凉茶一口饮尽。

“王麻子那边，”他说，“我亲自去。”

马秋声看着他，没拦。

马连良穿上那件穿了八年的军大衣，领口磨得发白，袖口绽了线，他娘在世时给他缝过三回，现在他娘也去世五年了。他戴上黑呢帽，帽子上的雪水还没干透，凉意从头顶渗进来，像戴了一圈冰。

他出了门。

雪还在下，势头小了，变成了细细的霰，打在脸上，沙沙的，像谁在耳边搓草绳。马庄的街道被雪埋平了，看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脚底下咯吱咯吱响，那声音单调，像老牛反刍。

路过王大头家，他站了站。

羊棚塌了一角，王大头正弓着腰在雪里刨，刨出死羊，拖到墙根，又刨出伤羊，抱进屋里。那只伤羊在他怀里挣着，咩咩叫，叫声又细又嫩，像月窝子里的婴孩。王大头不言语，只是抱着，进了门，用脚把门带上。

门关严了。

马连良继续往前走。

村西王麻子家是马庄最靠边的一户，过了他家，就是往黑风口去的路。这条路马连良走过无数回，年轻时割苇子，一天走两个来回。那时他脚力好，挑着两大捆苇子，走在雪地里，扁担在肩上一颤一颤，他不觉得累，只觉得浑身是劲，黑风口的风灌进领口，他也不缩脖子。

他在王麻子家门口站定。

门槛边果然放着一袋面、一桶油、一块肉，肉上落了雪，雪没化，肉也没冻，证明放下没多久。五百块钱用塑料袋裹着，压在油桶底下。

他弯腰，把东西一件一件拎起来，放到门楼底下干爽处。然后他敲门。

敲三下，没人应。

他又敲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缝里是王麻子半张脸。那只眼睛浑浊，眼白泛黄，眼珠蒙着一层翳，像腊月天窗玻璃上的冰花。他看清是马连良，要把门关上。

马连良把手抵在门上。

“麻子，”他说，“那年割苇子，你说发了财给我打狐皮围脖。”

王麻子的手松了。

“你没发财，我也没戴上狐皮围脖。”马连良说，“可那年要不是你拉我那一把，我连这条命都没有。”

王麻子没说话。

“你儿子不回来，这个年我陪你过。”

王麻子的眼眶红了。那红色从眼角洇开，洇到眼白上，像宣纸落了一滴朱砂。他没哭，只是眼皮一颤一颤，像秋天的豆叶，风一吹，要落不落。

“东西你拿回去。”王麻子说。

“东西不是我给你的，是马庄给你的。”马连良说，“你给马庄守了三十年西边这道口子，这就是马庄还你的。”

王麻子不言语了。

马连良从怀里摸出一个东西，递过去。那是一瓶酒，玻璃瓶，商标磨得看不清字，酒液是淡琥珀色，在雪光里透着暖意。

“这是我爹那年被骗之后，剩下的最后十五块钱。”马连良说，“他没舍得给自己花，也没舍得给我娘，买了这瓶酒。他说，等连良娶媳妇的时候喝。后来我娶媳妇，他没喝。我娘去世，他没喝。他一直留着，一直没舍得开。”

王麻子接过酒瓶，手在抖。

“三十八年了，”马连良说，“该开了。”

王麻子把酒瓶贴在胸口，贴着那件旧棉袄。棉袄的扣子缺了两颗，用别针别着，别针在雪光里闪了一下。

那天晚上，王麻子家点起了灯。

那灯是二十五瓦的灯泡，蒙着多年的油垢，昏黄的光透出来，照在门前的雪地上，照出巴掌大一块暖色。马连良坐在他对面，两个人中间搁一张矮桌，桌上摆着那瓶酒，两只白瓷酒盅，一碟腌芥菜，一碟花生米。

王麻子启开瓶盖。酒香漫出来，不是烈酒的那种冲，是沉了三十八年的醇，软软地、厚厚地，像陈年的棉絮，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这酒，”王麻子吸了吸鼻子，“你爹这辈子都没舍得喝。”

马连良没接话。他端起酒盅，看那酒液微微晃动，灯光碎在里面，像细碎的金箔。

他想起他爹。想起他爹坐在门槛上那夜，雪落满肩。想起他爹临死前，嚼着石榴说，甜。

他把酒一饮而尽。

那酒不辣，是温的，从喉咙一直温到胃里，再从胃里暖到四肢。他放下酒盅，王麻子又给他斟满。

窗外雪停了。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清清冷冷的一弯，像谁剪下的指甲。月光照在雪地上，雪地泛着淡蓝的光，那光是凉的，凉的像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王麻子家的土墙在月光里泛白，墙根的积雪也泛白，白成一片，分不清哪是墙，哪是雪。

“你记不记得，”王麻子说，“那年咱们去黑风口，回程遇上狼？”

马连良记得。

那夜也是腊月，月亮也是这般冷。他和王麻子挑着苇子往回走，走到半路，苇塘那边传来狼嚎。一头，两头，三头。他把苇子一扔，拽着王麻子就跑。王麻子脚崴了，一瘸一拐，跑不动。他说，麻子你上我背。王麻子说，连良哥你走吧，别管我。

他没走。

他把王麻子背起来，走了二里地。狼跟在后头，不远不近，眼在黑暗里发绿，像坟头的鬼火。他一直走，一直走，走到村口，狼才散了。

他那时二十二岁，背着一百二十斤的王麻子，走了二里雪路，不觉得累。

“那年你说，”王麻子抿一口酒，“马庄六十七户，一户都不能少。”

马连良看着酒盅。

“我记了三十六年。”他说。

那天夜里，马连良从王麻子家出来，月亮已经偏西。他走在雪地上，脚步比来时慢。军大衣的下摆扫着雪，窸窸窣窣，像老鼠钻过草垛。

他路过王大头家。

王大头屋里的灯还亮着。窗户纸透出昏黄的光，光里有一个人影，弓着背，坐在炕沿上。那人影一动不动，像一尊泥塑。

马连良站住了。

他站在王大头家窗外，站了很久。雪停了，风也停了，天地间只剩下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他想起王大头瘫了三年的女人。想起她年轻时两条长辫子，走起路来辫子在腰后一甩一甩，像柳枝。想起她嫁到马庄那年，腊月里在河边洗衣裳，冰水把手冻得像胡萝卜，她还笑着，说，不冷。

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马连良抬起手，想敲门。手举到半空，又放下了。

他转身往回走。

走到自家门口，他看见马秋声站在院子里。马秋声没戴帽子，头发上落了一层霜，在月光下泛着细碎的白。他手里提着一盏马灯，灯芯挑得很高，火苗在玻璃罩里一跳一跳，把他的影子投在雪地上，拉得很长。

“爹，”马秋声说，“明早贴春联，你写还是我写？”

马连良看着他。灯光里，他儿子的脸年轻，还没有皱纹，还没有白头发，嘴角那道苦相也不那么明显了。

“你写。”马连良说。

马秋声点点头，把马灯举高些，照着马连良进门槛。

马连良走到堂屋门口，忽然回头。

“秋声，”他说，“你王麻子叔那瓶酒，还剩半瓶。”

马秋声等他往下说。

“留着，”马连良说，“等我老了，陪你喝。”

他推门进去。

门帘落下来，把月光挡在外面。屋里炭火还旺，铝壶还在炉沿上蹲着，吱吱响。马连良摘下帽子，挂上门后的钉子。这一次，帽子挂住了。

他在炕沿坐下，听铝壶唱歌。

他忽然想，他爹那夜坐在门槛上，想的是什么？是那六十五块钱，是那条染了色的狗皮围脖，还是他娘掀开锅盖时那满屋的白汽？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明天是腊月二十九，后天是年三十。他还要去给王大头送一只羊，还要去给村东头的五保户送饺子，还要带着马秋声去坟上请祖宗回家过年。

他把脚搁在炉边，让那热气烘着冻僵的脚趾。

窗外，月亮落下去了。雪地失去光泽，变成暗沉的白，像旧棉絮，像老羊皮，像他娘在世时弹过的那床被子。

马庄六十七户，一户不多，一户不少。

他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