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岁转让公司住进山里，老公说我疯了，如今他求我回去

四十八岁那年，我把经营十五年的公司转手了。

签字那天，合伙人把文件夹摔在桌上，金属扣弹起来，砸在地砖上，滚了两圈。

他说我疯了，说我临阵脱逃，说这一辈子看错人。

我没捡那个文件夹，办公室很静，窗外是北三环的车流声，十五年里第一次觉得那声音离我那么远。

老公站在走廊尽头，没进来。后来发来一条消息：你这是报复谁？

女儿全程没抬头。她坐在待客区的沙发上，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把眉眼染成冷蓝色。她初二了，已经不屑跟我吵架。

三天后，一辆皮卡拉走了两只行李箱。我自己开车进了浙南山里。

房东说那间土屋三十年没人长住过了。我说正好。

山里没信号，快递只到镇上，最近的邻居在两公里外。

头一个月，我是被鸟叫醒的。不是闹钟那种驯服的滴滴声，是啄木鸟梆梆地敲树干，硬碰硬，像要把整个早晨凿开。

五点天刚透亮，我已经蹲在灶口烧柴了。柴是湿的，烟倒灌进来，熏得眼泪直流。手被锅沿烫出水泡，挑水的扁担压在肩窝里，晚上脱衣服都是一道紫痕。

一个月瘦了八斤。夜里躺下，四周静得像浸在深潭底，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脏一下一下地泵血。

那是我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听见自己。

手机扔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看一眼，满格信号的地方要走二十分钟。后来索性不看了。

再后来，我开始画画。

镇上只有十块钱一盒的水彩，十二色，缺了湖蓝。我画柿子树，画腊梅，画自己泡皱的手指。画不好，但手在动的时候，脑子里那些翻腾的声音会慢慢停下来。

村里人猜我是谁的外室，来躲事的。

我不解释。见了面点个头，照旧挑我的水，劈我的柴。他们把猜测嚼成闲话，风一吹就散了。

直到那天，村支书站在院门口。

他搓着手，老皮粗糙，骨节凸起。半天才开口，说村里留守的女人多，守着笋干、蜂蜜、红薯粉，卖不出去。问我会不会弄那个……电商。

我愣了一下。

十五年没碰过这个词了。它属于另一个女人，那个穿着高跟鞋在北京晚高峰里狂奔的女人，那个凌晨三点还在改方案的女人。那个女人已经死了。

可我听见自己说：我试试。

那晚我拨了一个电话。

那头接起来，是我以前的助理。她的声音绷得很紧，像随时会断的弦：“老板……您要复出？”

“不是。”我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外面是黑黢黢的山，“就想问问，当年那个滞销的土蜂蜜，你们后来怎么解决的。”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然后她轻轻说了三个字。

我道了谢，挂掉。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笔记本走进祠堂。

日子还是一个人过。

但门口的竹篮里，开始有人放青菜，放鸡蛋，放还带着露水的南瓜藤。我没刻意去谢，只是把从城里带来的几箱书搬到祠堂角落，摞成半人高，扔了两个蒲团在地上。

孩子们放学后进来翻书。

他们趴在地上看绘本，叽叽喳喳，指着画页上的恐龙、宇宙飞船、海底世界。祠堂里的阴凉被这些声音搅热了。

有个扎辫子的女孩站在边上，手指绞着衣角，不敢靠近。

半天，她怯怯地问：“阿姨，你是老师吗？”

我说不是。

她点点头，走了。

第二天她又来了。蹲在蒲团上看同一本图画书，看到日头西斜，祠堂里落满橘色的光。

我画了一幅画给她。

歪歪扭扭的柿子树，两只青柿子挂在枝头。她捧着画跑了，辫子在背上一跳一跳。

入冬，女儿来了。

不是来劝我回去。她背着一个灰扑扑的双肩包，站在院门口，说请了三天假。

那三天她没提公司，没提她爸，也没问我到底图什么。

我腌酸菜，她蹲在旁边递盐，手冻得通红。我往灶膛里添柴，她就坐在小板凳上看火苗跳，一动不动，像在数有几层颜色。

我们几乎不说话。

临走那天早晨，雾气很重。她站在院门口，突然捏起我的手，翻过来看掌心。

“妈，你手变粗了。”

“嗯。”

她上车后，我收到一条消息。很长。

最后一行字我看了很久——

“但你眼睛又亮了，像小时候给我讲睡前故事时那样。”

我把手机按在胸口，站在柿子树下。那天的风很冷，但太阳很好。

过年那天，手机响了。

是他。

我以为他会像以前那样问“你闹够了没有”，像质问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但他开口第一句是：

“院子里的腊梅开了吗？”

我站在树下。腊梅刚绽了几朵，花瓣薄得像宣纸，香味淡得几乎被风吹散。

“开了。”

他沉默很久。我听见他那边也有风，也许是阳台，也许是窗户。

“真不回来了？”

“这里也是我家。”

他没挂。我也没挂。

最后还是我先说的。新年好。

他嗯了一声，像哽着什么。

开春，他来了。

住了两周。

没提要复婚，没道歉，甚至没怎么开口说话。只是每天早起，把我劈好的柴重新码一遍，垛得整整齐齐。把漏水的水管拆下来，换上新垫圈。把院墙边那棵歪脖子柿子树下的杂草拔干净，又拿竹竿把低垂的枝丫撑起来。

我站在灶台边炒菜，他从院子走进来，往灶膛里添两根柴。转身又出去了。

我们像两个合租的房客，客气、生疏，共用一片屋檐。

走那天，他在车边站了很久。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他后脑勺那几根白头发上。他回头看了一眼院子，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都没说。

我没送。站在灶边，锅里炖着笋干老鸭，咕嘟咕嘟冒着泡。

够我一个人吃三天。

傍晚我去画架那边拿东西，愣住了。

少了一幅画。

是最早画的那张柿子树，歪歪扭扭的枝丫，两只青涩的果子，落款只有一个字：冬。

那是他来之前画的，就靠在窗边。

他没问。我也没问。

前天女儿发来一张照片。

是他爸的书房。书柜旁那面墙上，新挂了一幅巴掌大的水彩。歪脖子柿子树，青果子，落款是“冬”。

她用语音问我：“爸什么时候买的？落款名字跟你一样。”

我听完，没回。

那幅画不是寄回去的。

是他走那天，从画架上抽走的。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

我五十岁了。后悔这个词太重，背着它走不了山路。

年轻时总怕不被需要，怕被人忘记，怕活成一座孤岛。现在发现，孤岛也有潮水、有鸟、有自己长出来的树。

一个人不是等来的。

是一个人走过泥地、烫过水泡、咽下所有沉默，然后坐在腊梅树下喝一杯凉掉的茶，慢慢品出回甘。

最好的后半生，从来不是有人陪。

是终于敢把自己，还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