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大捷虽胜，115师却向延安汇报不可常战

1937年10月，繁峙失守的噩耗传回大本营，被称作“山西王”的阎锡山身子一沉，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

这一口气叹出来，意味着他半辈子积攒的家底和那盘精心布局的大棋，彻底崩盘了。

倒退回19天前，这老汉还在作战室里神采飞扬。

当时他猛地一拍地图，大手一挥，圈出了从平型关到雁门关这一百里的防线。

手里攥着8个军、10万号人马，他给日军板垣师团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算盘打得很精：把日本人放进繁峙盆地这个“口袋”里，绳子一勒，连皮带骨头一口吞了。

局设得天衣无缝，人多势众，地形也熟。

谁成想？

这个原本以为是铜浇铁铸的口袋阵，连三个礼拜都没撑住，就成了漏风的筛子。

十万大军哗啦啦地垮了下来，兵败如山倒，只能全线跑路。

外头人都说是因为鬼子武器好。

这话没错，但没说到点子上。

把这盘棋复盘一遍，你会发现阎锡山输得一点都不冤枉。

因为这个“口袋阵”还没等敌人来攻，先被自己人从里头捅出了三个填不上的大窟窿。

头一个窟窿，坏在“心神不定”上。

仗还没开打，阎锡山心里先打起了退堂鼓。

照着老剧本，这本来是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

阎锡山甚至把心腹陈长捷、郭宗汾叫到跟前，把作战地图塞到他们手里，千叮咛万嘱咐：大门敞开，让鬼子进平型关，等到沙河那块儿再关门打狗。

偏偏这时候，第六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孙楚插了一嘴。

他的担忧很实在：把狼放进自家院子，万一这门关不上咋办？

这买卖风险太大了。

这话直接戳到了阎锡山的肺管子。

作为一个在地方上割据多年的军阀，想赢是肯定的，但他更怕把看家的本钱输个精光。

就在火烧眉毛、马上要开打的节骨眼上，阎锡山犯了兵家大忌：临场变卦。

他一道死命令下去，把“放进来打”改成了“堵在大门外”。

这命令一改，前线直接炸了锅。

原本埋伏好准备捉活的，现在得变成硬顶死扛；原本该修的碉堡战壕还没挖好，机枪大炮的位置也全是乱的。

等日军的坦克车开到眼皮子底下时，晋军还在手忙脚乱地搬家、换防。

这一折腾，先手棋彻底变成了后手棋。

第二个窟窿，坏在“各怀鬼胎”上。

9月24日，老天爷其实给过一次翻盘的机会。

名将傅作义眼睛毒，一眼瞅见日军第21旅团成了孤军，这会儿要是豁出去全线压上，绝对能把这股敌人吃掉。

干不干？

按说必须干。

可就在这要命的时候，担负重任的71师师长郭宗汾心里的小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

他给上面报了个理由：“部队跑累了”。

这几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地方杂牌军的老毛病——保本。

谁先上谁倒霉，谁把兵拼光了谁就成了光杆司令。

郭宗汾这一磨蹭，机会就像手中的沙子，流没了。

等到第二天大清早，队伍终于想通了准备动手时，形势早就翻了天。

原本守在团城口的高桂滋部，心里憋着火，觉得“你们晋军想保存实力坑我”，一赌气把阵地丢了。

日军顺势占了山头，居高临下，反过来给准备进攻的中国军队来了个迎头痛击。

当时在一旁配合打仗的八路军115师，看着这乱象，在战报里写得那叫一个透彻：“友军定好了计策不动弹，打起仗来磨磨唧唧。

这种仗，以后没法打。”

第三个窟窿，坏在“顾头不顾腚”上。

当十万人的眼珠子都死死盯着平型关正面时，大伙儿都把一个要命的后门给忘了——茹越口。

那是恒山和雁门山搭界的一个口子，正对着平型关的后背心。

阎锡山原本也没忘，安排了杨澄源的34军守在那儿。

可前边打得太紧，他就跟拆墙补东墙似的，不停地从这儿抽人去填正面的坑。

抽到最后，那么大个茹越口，就剩下梁鉴堂的203旅孤零零守着。

9月28日一大早，日军混成第15旅团五千多号人，跟饿狼扑食一样冲向了这个软肋。

梁鉴堂没得选，只能拿命去填。

他带着预备队发起反冲锋，脖子上挨了一枪，当场殉国。

旅长一死，茹越口彻底崩了。

日军跟决堤的洪水一样，直奔繁峙城而去。

直到这会儿，平型关前线的守军才吓得魂飞魄散：自己在前头拼命，后路早就被人抄了。

脚底下的阵地，瞬间变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座孤岛。

阎锡山听到信儿，只撂下一句：“茹越口没了，平型关也完了！”

仗打成这样，底裤都输没了。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指挥系统里的“看人下菜碟”。

你看战场上这两组对比，就知道这个“口袋”为啥兜不住风。

第一组对比：

一边是第17军的高桂滋，因为背后是中央军的背景，觉得晋军在拿他当炮灰，一犯浑就把要命的团城口给扔了。

另一边是晋军434团的团长程继贤。

面对鬼子的刺刀，他吼着“全团只能往前死，不能往后退！”

带着一千五百个弟兄冲进鹞子涧拼刺刀。

结果呢？

程继贤全团壮烈牺牲，阵地上最后响起的，是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的爆炸声。

第二组对比：

早先大同会战的时候，李服膺的61军死守天镇，阎锡山让他守“三天又三天”。

李服膺把家底打光了撤下来，结果被阎锡山安了个“擅自撤退”的罪名，拉出去毙了。

可轮到这次弃守阵地的高桂滋，阎锡山嘴上骂得凶，说他“比那个刘汝明更该死”，可就因为人家背后有南京撑腰，阎锡山连个指头都不敢动。

这种赏罚不论功过、只看派系的指挥环境，才是最毒的药。

甚至还出了这种荒唐事：郭宗汾手底下的428团，明明是吓破了胆不敢打，躲在山沟沟里，跟上头撒谎说“被日军挡住了”。

直到八路军把鬼子收拾了，他们才灰溜溜地摸回来。

汪精卫说过一句很难听的话：“中国哪有什么国防，只有省防。”

这话虽然刺耳，但在当年的山西战场上，不幸让他说中了。

阎锡山的“口袋阵”画得再漂亮，也算不过人心的自私。

他想打阵地战、打消耗战，可八路军115师打完这一仗，跟上级汇报时直摇头：“咱们的队伍不适合这么硬碰硬。”

八路军用一场平型关大捷，虽然自己也伤亡了一千多人，却用铁的事实证明：那种“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是当时唯一的活路。

战后总结会上，阎锡山难受得直掉泪：“这不是弟兄们不卖命，实在是当官的指挥出了岔子。”

可惜啊，这岔子，不是调换几个师的位置就能修好的。

当所有人都在算计自己的坛坛罐罐，当保全实力比消灭鬼子还重要的时候，你这口袋张得再大，注定也只能是个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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