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陈长捷后来很少主持过大战役？当年忻口战役打得太狠了！

时间走到1949年1月15日，坐标天津。

国民党吹得震天响的这套城防体系，在解放军的重炮轰击下，就像纸糊的一样，仅仅撑了29个小时就垮了。

守城的指挥官陈长捷，最后只能乖乖当了俘虏。

往后几十年里，提起陈长捷这三个字，大家伙儿总觉得他是个笑话，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典型。

战前他拍着胸脯说能守一个月，结果连一天半都没坚持住。

这位保定军校第七期出来的老资格，看起来也就是个只会吹牛皮的草包。

可要是把日历往回翻十二年，还在华北这片地界上，你看到的陈长捷，那是完全另外一副模样。

那会儿，站在他对面的可不是解放军，而是号称日军“钢军”的板垣师团。

那会儿，谁也不敢说陈长捷是软柿子。

就连狂得没边的板垣征四郎，想啃下他这块骨头，也崩掉了好几颗牙。

怪事儿来了：同一个陈长捷，怎么在1937年的忻口战役硬得像块钢板，到了1949年的天津就脆得像块饼干？

咱们把政治立场先放一边，单从带兵打仗的决策上看，你会发现，陈长捷在忻口的那一仗，简直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弱势方怎么绝地反击”。

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硬是做对了三道难于登天的选择题。

1937年10月，山西忻口。

那时候的情况别说“糟糕”了，根本就是快要完蛋。

日本人为了吞下山西，把压箱底的板垣师团都拉了出来。

这支部队在日军里是个什么分量？

那是王牌中的王牌，装备好得流油，兵也傲气，之前在华北战场上简直是横着走，没人拦得住。

守这边的呢，是阎锡山的晋军。

老阎这人平时是出了名的“算盘精”，抠门得很，但在保老家这事儿上，他确实没含糊，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往上顶。

没辙啊，忻口后面就是太原，太原要是丢了，山西也就没了。

可打仗这事儿，光有决心没用。

仗刚打起来没多久，前线总指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就牺牲了。

这就好比两军对垒，主帅先没了，这是兵家大忌。

更别说对面还是板垣师团这种狠角色。

就在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阎锡山把指挥棒塞到了第61军军长陈长捷手里。

这哪是指挥棒啊，简直是个烫手的山芋。

陈长捷一接手，立马碰上第一个死局：阵地根本守不住。

日本人的打法很呆板，但是真管用：飞机先炸一轮，重炮再犁一遍地，坦克掩护步兵冲锋。

在这种铺天盖地的火海面前，你要是还玩传统的阵地战，那就是把士兵往绞肉机里送。

这时候，一般的国民党将领通常就两条路：要么死磕，把人拼光拉倒；要么脚底抹油，保存实力。

陈长捷偏偏不信邪，这两条路他都不走。

他心里有本账：死守是拿人命换炮弹，亏本买卖；撤退是把太原送人，这事儿不能干。

既然硬顶顶不住，那就换个玩法。

他下了一道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全军听令，给我挖坑。

这可不是普通的挖战壕，而是一整套立体的“弹性防御”。

陈长捷把防线划成了三层：最前面是前沿，中间在忻口村后面弄个斜切阵地，最后面在金山铺做个兜底。

最绝的是这三层防线怎么配合。

第61军参谋处长李铭鼎后来回忆说，陈长捷琢磨出一套“躲猫猫”的战术：把各部队之间的交通壕全挖通。

只要日本人的炮火准备一开始，前沿部队谁也不许硬顶，全都顺着交通壕溜到第二线去躲着。

等日本人炮火一停，步兵嗷嗷叫着冲上来的时候，守军再顺着交通壕杀回第一线，近距离甩手榴弹、拼刺刀。

这笔账算得太精了：日本人的炮弹再多，也只能炸个寂寞，全砸在空阵地上；等双方步兵搅在战壕里肉搏，日本人的重炮就成了废铁，怕误伤自己人不敢开火。

这招土办法，一下子就把日军的火力优势给抹平了。

板垣师团引以为傲的炮火覆盖，在忻口变成了“犁地运动”，看着动静挺大，其实根本没炸死几个人。

守是守住了，陈长捷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又来了：难道只能当沙包挨打，不能还手吗？

晋军虽然是地方军阀，但阎锡山经营山西这么多年，太原兵工厂那可是下了血本的，造出来的火炮数量和质量，在当时各路军阀里绝对排得上号。

麻烦的是，天上有日本人的飞机盯着。

晋军的炮兵只要敢露头，日本人的飞机立马飞过来教做人。

所以之前的仗打得憋屈，好多大炮都藏着不敢用，成了摆设。

这时候，陈长捷拍板了第二个关键决策：把正规炮兵当“游击队”用。

他给炮兵立了个死规矩：白天谁也不许动，把大炮藏严实了，谁敢暴露位置，军法处置。

那是认怂不打了吗？

当然不是。

等到天一黑，日本人的飞机回窝了，晋军的炮兵就推着大炮出来了。

陈长捷不让炮兵打步兵，觉得那是浪费好东西。

他让炮兵专门盯着两个地方揍：一个是鬼子的睡觉的地方，一个是他们前线的临时机场。

而且，打完几轮齐射，哪怕没打过瘾，也必须立马转移阵地。

这种“夜间游击炮”的打法，把板垣师团折腾得够呛。

白天他们炸晋军，晚上轮到晋军炸他们。

特别是对日军机场的那几轮炮击，直接把停在地上的飞机给废了不少，一下子就把日军的空中优势给削掉一大截。

这在国民党军队的战史上可是稀罕事。

通常国军的炮兵要么是“一次性用品”，打完就被炸废；要么是“吉祥物”，藏着当宝贝。

陈长捷硬是把重武器玩出了游击战的精髓。

如果说前两招显示了陈长捷脑子活，那么第三个决策，就透着一股子狠劲儿，也暗示了他后来的下场。

忻口战役打到最惨的时候，每天死的人都不是按个算的，是按团算的。

在那种高压锅一样的环境里，人都是肉长的，谁能不害怕？

部队里开始出现逃兵，甚至有人对自己下狠手弄伤自己，或者装作重伤员，想借机撤下去。

当老大的，这时候该怎么办？

是好言好语安抚？

还是杀几个人立威？

陈长捷选了最狠的那一手。

他在阵地上转悠的时候，正巧碰上个士兵装重伤想往后跑。

陈长捷一句话没说，拔出枪来，“砰”的一声，当场就把人给崩了。

紧接着他撂下一句死命令：轻伤不下火线，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撤下来，这就是榜样。

这一枪，确实把摇摇欲坠的防线给镇住了。

在陈长捷这种拿枪逼着脑袋的督战下，忻口前线硬是顶住了板垣师团一轮又一轮的疯狂进攻，哪怕阵地丢了又夺回来，晋军也没崩盘。

但这这一枪的代价也是大得吓人。

这种不计代价、把人命当数字往里填的打法，让国民党其他的友军部队看得心里直冒寒气。

当时的战场上出了个怪事儿：各路部队听说要调给陈长捷指挥，一个个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跟着陈长捷打仗，那是真的会把老本都拼光的。

对于军阀部队来说，兵就是权，兵就是钱。

谁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给一个“疯子”去挥霍？

甚至闹到后来，连总指挥卫立煌都不得不亲自出面和稀泥，才勉强把指挥调度的问题给解决了。

这也成了陈长捷军事生涯的一个缩影：他是个纯粹的战术执行者，为了达成目标可以把什么都豁出去，但他忽略了（或者说根本改不了）那个烂摊子内部勾心斗角的逻辑。

在忻口，他能用这种狠劲逼出部队的战斗力，是因为那是保卫山西的生死关头，大家伙儿心里还有个“守土抗战”的念想。

但这种狠劲，也让他成了同僚眼里的异类。

忻口战役的结局，挺让人唏嘘的。

陈长捷在正面上确实把板垣师团给挡住了，甚至可以说是把日本人“中央突破”的算盘给砸了。

这是抗战初期少有的、让日军王牌部队吃瘪的战例。

但打仗从来不是这一条线的事儿。

就在忻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侧翼的娘子关防线漏了。

日本人从屁股后面包抄过来，太原眼看就要不保。

这会儿的陈长捷，面临着最后一次选择。

按道理说，侧翼都丢了，正面再守也没意义了，赶紧撤退保存实力才是正经事。

可陈长捷犹豫了。

有人说他是杀红了眼，有人说他是舍不得那些阵亡兄弟的血白流。

总之，他没在第一时间组织撤退，甚至接到命令后还不想走。

这种犹豫，在战术上是要命的。

虽然最后晋军还是撤了下来，但这慢半拍的撤退让部队多吃了好多不该吃的亏，也成了后来很多人攻击他的把柄。

1937年的忻口，陈长捷打出了他人生最露脸的一仗。

他证明了只要脑子好使，中国军队哪怕装备破点，也能和日军精锐掰手腕。

但他没明白的是，忻口能打成那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晋军还是抱团的，是为了保家卫国拼命的。

而到了1949年的天津，世道全变了。

那是内战。

他面对的不光是攻坚能力极强的解放军，更是一个四分五裂、各怀鬼胎的国民党阵营。

在忻口，他的“狠”能换来坚守。

在天津，他的“狠”只能换来迅速的众叛亲离。

当他把大炮架在天津街头，想复制当年的“寸土必争”时，他可能忘了：当年在忻口战壕里和他一起拼命的那些士兵，是为了不让日本人进家门。

而在天津，早没人愿意为了一个烂透了的政权去送死了。

1949年，当陈长捷走出天津城防指挥部举起双手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想起12年前忻口的那个晚上。

那时候，炮火连天，但他心里踏实，知道自己是在做对的事。

而如今，只剩下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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