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那边曾有个大人物叫袁守谦,坐过“中央评议会主席”的交椅。
这人看对手眼光很毒,他曾经指着一支共军部队,撂下过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这绝对是共军里最难啃的一块骨头。”
被他点名的这支队伍,就是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第4师,后来的解放军第21军61师。
人们常说“彪悍”就是不要命。
可如果在战场上光凭一腔热血去送死,那叫鲁莽。
真正让袁守谦心里发毛的,恐怕不是这群人冲锋起来有多猛,而是他们的指挥官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时候,心里的算盘还能打得比谁都精。
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11月,舟山群岛的登步岛,就摆着这么一盘看一眼都让人头疼的死棋。
那会儿,金门那边的败仗刚过去没多久,三野正憋着劲要拿舟山群岛开刀。
61师领命去攻登步岛。
师长胡炜手里的牌烂透了:孤悬海外,老天爷还不作美,风向潮汐不对,后续援兵根本上不来。
反观国民党军那边,简直是发了疯地往岛上填人。
对手的增援不是几百几百的来,是整建制的第67军、第87军,一船一船地往岸上送。
天上飞机轰隆隆地炸,海里军舰咣咣地轰。
熬到11月5日,岛上的账已经很明朗了:61师在岛上满打满算只有5个营,对面却攒了6个多团,还掌握着海空绝对控制权。
这时候,摆在胡炜面前的就两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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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硬顶。
像以前那样,为了个“面子”死磕到底。
毕竟金门刚输,这边要是再撤,脸上确实挂不住。
再说,没有上头点头,私自撤退可是要掉脑袋的。
第二条:跑。
但这比打仗更需要胆量。
背后就是大海,敌人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就是全军覆没,金门的悲剧就会重演。
胡炜心里这笔账算得很透:敌众我寡,悬殊太大,手里已经没筹码了。
非要硬碰硬,这5个营的精锐全都得交代在这儿,最后岛还是守不住。
想给部队留点种子,唯一的出路就是撤。
可怎么在敌人眼皮底下玩消失?
这才是见真章的时候。
换一般人,肯定想着趁天黑偷偷摸摸溜走。
胡炜偏不,他来了个“反弹琵琶”。
他下了一道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命令:182团、183团各挑出一个营,组建敢死小分队,带上司号员,天一黑就开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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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号吹得震天响,那架势仿佛要把敌人撕碎。
国民党军那边直接被打蒙了。
按常理推断,共军搞出这么大动静,肯定是夜间总攻开始了。
既然是总攻,那就不可能跑。
于是,国民党军一个个缩回地堡,对着黑夜胡乱开枪,谁也不敢探头。
就在敌人被吓得瑟瑟发抖的这一夜,胡炜指挥了一场堪称艺术的撤退。
撤退的顺序那是相当讲究:先运伤员、烈士遗体,顺带捎上抓来的400多号俘虏;接着是机关干部和主力部队;最后才是那几个负责演戏、搞佯攻的小分队。
等到11月6日凌晨1点,最后一名战士跳上回桃花岛的船,国民党军的大炮还在对着空荡荡的阵地狂轰滥炸。
这一仗,岛虽然没拿下来,但61师付出了1487人的伤亡,却换掉了敌人3396人,还顺手干掉一个团长,打伤三个。
最关键的是,彻底打破了敌人想制造“第二个金门”的幻想。
能打胜仗不稀奇,能在这种死局里全身而退,那才叫真正的“彪悍”。
这支部队的这股子狠劲,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他们的老底子是大别山的红28军。
那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在大山里跟敌人周旋了三年的硬茬子。
这支队伍里有三个响当当的“红军团”,各有各的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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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团,前身是红218团,外号“金刚钻团”,专门揽那种谁都不敢接的瓷器活,攻坚那是拿手好戏。
182团,前身是鄂东北独立团,人送外号“铁锤子团”,特点就是头铁,敢跟敌人硬碰硬。
183团,也就是后来的“钢铁团”,虽然成立晚点,但底子是红军连队,守得住,攻得进。
这种基因,在1946年7月的朝阳集战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是解放战争刚开始,陈毅带着山东野战军南下淮北的第一战。
对手是国民党整编69师92旅,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当时的野战军还没怎么打过这种整建制的歼灭战。
怎么搞?
陈毅把主攻的重任交给了最能打的4旅(也就是后来的61师)。
这一仗,4旅给所有人演示了什么叫“生吞活剥”。
敌人占着朝阳集周围18个高地,火力网密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
4旅的打法很野:白天跟你耗,晚上往死里打。
最惨烈的争夺战发生在凤凰山。
那是制高点,敌人一个连守在那儿,4挺重机枪交叉扫射。
12团冲了几次都被打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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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办?
继续拿人命填吗?
旅首长脑子转得快,立马调整战术:正面牵制,侧翼突袭。
调10团3营从东北方向策应,12团从东南再次猛攻。
战士们顶着枪林弹雨,简直是把命豁出去在冲。
激战一个小时,硬生生把这个硬骨头给啃了下来。
这一仗打完,国民党整编92旅等部5000多人一个没跑掉,连少将副旅长在内的2600多人都当了俘虏。
陈毅乐坏了,当场赋诗一首《淮北初战歼蒋军92旅》。
这不仅仅是一场胜利,更是给全军打了一针强心剂:别看敌人拿着美式装备,照样能一口吃掉。
但这股子“彪悍”,不光体现在进攻上,更体现在绝境中的忍耐力。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遇到了大麻烦。
这就是著名的“七月分兵”,南麻、临朐两仗都没打好。
特别是临朐战役里的三岔店阻击战,4师(61师前身)简直是苦到了极点。
当时的情况是:我军主力正围着临朐打,国民党军好几个整编师像疯狗一样往北扑。
陈毅给2纵司令员韦国清下了死命令:“临朐这仗能不能赢,全看4师能不能把援兵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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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活儿太难接了。
4师刚从南麻撤下来,气还没喘匀,也没补充兵员,好多连队就剩三四十号人。
老天爷还跟着捣乱,连着几天大暴雨,战士们泡在泥水里,很多人鞋都跑丢了,脚板被乱石扎得稀烂。
而他们对面,是整整7个旅轮番轰炸。
熬到7月27日,形势危急。
陈毅亲自把电话打到师政委高志荣那儿:“大家都是党员,大局为重,哪怕拼光了,也要再钉在阵地上三天。”
拿什么守?
看看10团5连2排,守南横岭南侧无名高地。
副连长赵庆余手底下就剩23个人,对面是一个多团的兵力在冲锋。
这时候谈战术已经没意义了,拼的就是谁骨头硬。
子弹打光了,就搬石头砸,用枪托抡。
最后阵地上活着的就剩赵庆余和一个伤员。
赵庆余没退半步,手里攥着最后两颗手榴弹,纵身跳进敌群,跟敌人同归于尽。
这就是“红军师”的成色。
他们在泥水里泡了六天六夜,像钉子一样扎在阵地上,硬是把敌人的疯狂进攻给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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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战争这东西充满了遗憾和意外。
有时候,过于“勇猛”的作风,也会让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1948年3月的益林战役,就是个让人揪心的例子。
那是一场攻坚战,2纵集中主力围攻苏北重镇益林。
守敌是整编51师113旅,工事修得极其刁钻,大碉堡套小地堡,大圈套小圈。
3月17日,战斗打到了白热化。
4师和5师分头往里突。
在准备会攻东圩子的时候,出了个岔子。
4师师长殷绍礼是个典型的“前线派”指挥官,不亲自看地形不放心。
出发前,他特意问友军5师:“镇南河边那个桥头堡拿下来没?”
5师的人回得很干脆:“早拿下来了。”
听了这话,殷绍礼带着政治部主任胡炜,放心地摸到了最前沿。
谁知道,那个桥头堡里的敌人根本没死绝,刚才炮击的时候装死没吭声。
5师的副营长判断失误,层层上报,结果成了“已攻克”。
当殷绍礼走到河边,冷枪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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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身经百战的师长,头部中弹,当场牺牲。
这个代价实在太沉重了。
师长的牺牲,把4师所有人的眼睛都杀红了。
这一仗的结局是毁灭性的。
18日下午5点总攻开始,每一发炮弹都带着复仇的怒火。
11团1连的9班,只用了15分钟就撕开了两道防线,端掉了4个地堡群。
最后,益林守敌6000多人被一网打尽,敌旅长王匡化装想跑,结果被活捉。
但这场胜利背后,是包括师长殷绍礼在内的2000多名指战员的伤亡。
这笔账,是用血写出来的。
从大别山一路走来,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后来的抗美援朝。
这支部队确实像袁守谦说的那样,是一支“最硬”的部队。
这种彪悍,不是无脑冲锋。
是在朝阳集,敢一口吞掉美械旅的胃口;
是在三岔店,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拉垫背的骨气;
是在登步岛,敢在敌人眼皮底下玩撤退的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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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益林,为了复仇爆发出的惊人战斗力。
七十多年南征北战,这支部队走出了徐海东、胡炜等上百位高级将领。
1985年,该师被正式确认为“红军师”。
历史反复证明,能被称为“英雄部队”的,不光要能打胜仗,更要在无论是进攻、防守还是撤退的每一个生死关头,都能把大局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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