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中的权力制衡——从章武二年至建兴八年的军政演变

寄信的主儿叫李严，在蜀汉那地界，是响当当的二把手。

乍一看，这信写得那叫一个奉承，居然劝孔明：“您功劳这么大，加个九锡，封个王也不过分。”

这话听着，怎么听怎么别扭。

谁不清楚，孔明举的是“光复大汉”的大旗，平时最看不惯的，就是曹孟德那套名为丞相、实为窃国大盗的把戏。

所谓的“九锡”，那可是夺权上位的敲门砖，李严提这茬，分明是想把孔明往火坑里推。

李严为何要来这一手？

是他脑子进水了？

绝对不是。

这张信纸背后，压着蜀汉朝堂上最要命的一个死扣。

这扣子要是不解开，别提什么打回中原，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弹丸小国，自己内部就得先炸锅。

时间得倒回公元223年那个闷热的夏天，刘皇叔在永安宫闭眼之前，给大伙儿埋了颗大雷。

这就是那场著名的“白帝城托孤”。

史书上总是盯着那句“君可自取”，把君臣情义渲染得感天动地。

可要是翻翻《三国志·李严传》，你会发现遗诏里藏着另一个关键安排：

“任命李严做中都护，把内外的兵权一把抓，坐镇永安。”

这盘棋局布得相当精妙。

孔明是丞相，蹲在成都抓政务；李严是中都护，守在永安管军队。

刘皇叔心里这本账算得门儿清：荆州没了，夷陵也输了个底掉，为了防着东吴顺手牵羊，东大门必须得有个硬茬子守着。

往深了说，皇叔是不敢把所有鸡蛋都搁在孔明这一只篮子里。

孔明代表的是跟着入川的“荆州帮”，而李严虽说祖籍也是荆州，但他早年在益州混得风生水起，跟地头蛇们交情深，后来打仗又猛，“东州帮”和“益州帮”都能买他的账。

刘备这是想玩“双核驱动”：一个管家里事，一个看大门；一个掌权，一个牵制。

可偏偏皇叔漏算了一点：蜀汉这庙太小了。

地盘只有天下的十三分之一，哪供得起两尊大佛？

麻烦很快就找上门了。

到了建兴四年（226年），孔明磨刀霍霍准备北伐，战略重心往汉中那边挪。

这会儿，李严有了动静：把大营挪到了江州。

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

这地方可是个命门。

它卡在长江上游，往东能盯着永安防东吴，往西顺江而下能威慑成都，往北走水路还能支援汉中。

谁占住了江州，谁就掐住了蜀汉的脖子。

李严盘踞在江州，手底下攥着一张王炸——陈到统领的“白毦兵”。

这支精锐按规矩该归中央直管，实际上却只听李严的号令。

这时候的李严，心思活泛了。

他给孟达去信，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大意是：“我和孔明都是受了先帝重托的人，担子重啊，想找个好搭档。”

这话翻译成白话就是：我和孔明那是平起平坐的，我也是顾命大臣。

这么一来，开头那封“劝进九锡”的信就讲得通了。

李严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孔明，你要是想当权臣，想加九锡，那你那“道德完人”的金身就破了。

既然大家都是玩弄权术的行家，你就别拿“鞠躬尽瘁”那一套高调来压我，咱们按手里的地盘和兵马说话，把权力这块蛋糕分一分。

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大坑。

孔明怎么解这个局？

换作曹孟德，估计直接发兵就去剿了。

可孔明不能动粗，家里一打起来，曹魏和东吴立马就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

孔明回了封信，那是教科书级别的“太极拳”。

大意是：等咱们灭了曹魏，砍了曹叡，把汉室江山夺回来，到时候别说九锡，给个十锡我也敢接着。

可眼下大业未成，这些封赏咱们先按下不表。

一句话，软钉子碰回去，让你挑不出半点理。

这不过是嘴皮子上的交锋，真正的胜负手在这一年出现了实质性反转。

建兴八年（230年），曹魏大司马曹真兵分三路大举压境。

机会来了。

孔明借着“抵抗外敌”的名头，发了一道急令：命李严带着两万兵马，火速赶往汉中增援。

这道命令把李严架在了火上烤。

去汉中？

那就得离开经营多年的江州老窝，带着队伍钻进孔明的地盘。

到了那边，在丞相府眼皮子底下，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

不去？

大敌当前，你敢抗命，那就是叛国，孔明就有借口名正言顺地动手。

李严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认栽了。

但他开了价码：

第一，得提拔他儿子李丰当江州都督，接手他的地盘和后事；

第二，他自己得升官，从前将军升到骠骑将军。

孔明二话没说，全应下了。

在孔明眼里，只要你肯挪出江州这个“独立王国”，只要肯把那两万精锐带到汉中编入北伐大军，给你个虚衔算什么？

至于你那个儿子，资历太浅，根本掀不起什么大浪。

这步棋走完，蜀汉那个所谓的“双头政治”，基本上就剩下个空壳子了。

李严一到汉中，就被任命处理中都护府的杂事，名义上还是二把手，实际上已经从一方诸侯变成了孔明身边的高级助理。

为了表个态，或者是为了适应新的政治风向，李严这时候把名字改成了“李平”。

这个“平”字，很有嚼头。

有人说是为了洗刷以前严苛的名声，也有人说是为了迎合“天下太平”的谶语。

但从结局来看，这是他手里的权力被彻底铲平的开始。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往事，刘皇叔当年的安排错了吗？

站在帝王驾驭臣下的角度，没毛病。

用李严盯着诸葛亮，这是防止权臣篡位的标准动作。

可搁在蜀汉那种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这种操作太奢侈了。

蜀汉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军事上也处在下风。

想要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极高的行政效率和资源整合能力。

这就逼着权力必须高度集中，经不起内耗，更容不下“听调不听宣”的独立军阀。

孔明早就看透了这一点。

他花了几年功夫，不动声色地通过书信往来、职位调动、顺水推舟，一点点把李严从一个割据一方的“联合创始人”，变成了一个在这个体系里不得不低头的“高级打工仔”。

这倒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而是一次为了政权能活下去而必须进行的“外科手术”。

当李严带着两万大军走进汉中大营的那一刻，蜀汉政权终于拧成了一股绳。

虽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益州本土势力离心离德，但在那个乱世，这或许是蜀汉能撑四十多年的唯一解法。

所有的“心机”和“算计”，归根结底，无非是为了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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