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为什么不能长期在中原立足

文 / 子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历史上从草原南下在中原建立王朝的游牧民族都会打全面汉化这张牌，但元朝因为实控漠北草原，同时又要维护对于外围各大汗国的宗主国地位，所以就必须保留其游牧基因，可如此做的后果就是，胡汉矛盾长期存在，其退回草原就只是时间问题。

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升开平府为上都，次年改燕京为中都，确定了上都和中都分别管理草原和中原的格局。至元三年（1266），元朝重建燕京，并于至元九年（1272）将燕京定名为大都，正式将其作为元帝国的国都。

虽然元朝将国都定在了汉地，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汉化，但直到元顺帝退出中原时，元朝都没能进化成为传统的中原王朝，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元朝君臣虽然身处中原，但思维、行为依然是草原时的作风。

首先就是忽必烈。我们都知道，忽必烈早年就对汉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网罗大量汉人精英作为其幕僚，在受封汉地之后，他更是将中原打造为其稳固的基本盘，最终在蒙哥去世之后，他凭借汉地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打败了代表草原势力的弟弟阿里不哥，喜提蒙古帝国的大汗。

但在得天下之后，忽必烈却渐渐疏远了儒士，尤其是在理财问题上，双方更是产生了极大的冲突，因此儒士就慢慢被忽必烈所边缘化。

而忽必烈之所以如此不仅是要实控漠北草原，更重要的是，他要维护自己大蒙古国大汗的地位，只有坚持草原本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蒙古旧制，他才能做到如此。

既然忽必烈都是如此，那么继任之君对于儒士就只会更加疏远，比如元成宗铁穆耳面对儒士提出的各种建议时就会表现得一脸不屑，说：“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邪？”

更让人吃惊的是，元朝皇帝中，除了元文宗和元顺帝之外，其他皇帝和汉人交流时甚至必须得借助翻译，还有，文宗和英宗虽然有一定的儒学基础，但同时也是藏传佛教虔诚的信徒。

这就导致，元朝皇室不仅不懂汉文化，还排斥学习儒学，比如元朝最后一个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他曾对人说：“李先生教我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经，我一夕便晓。”

只能说，根本还是环境的问题，如果元朝皇室汉化程度比较高的话，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元朝诸帝如此，大臣们也是如此。子玉这里举一个例子，有蒙古贵族写“七”字时钩不是向右转而是向左转，成为一时笑话。还有，元朝后期的右丞相阿鲁图曾对顺帝说：“臣素不读汉人文书，未解其义。”

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对顺帝讲习经史的做法进行阻挠，既不主动汉化，还干扰皇室汉化，帝师甚至是公开反对皇太子学习儒学，表示：“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使习孔子之教，恐坏太子真性。”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就可以做如此总结：元朝虽然定都汉地，但其系统还是草原上的老系统，和汉地的生产力并不匹配，由此就导致，元朝始终只是在形式上控制着汉地。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原因又是因为，帝国庙堂始终被漠北势力所控制，包括皇帝和大臣，草原文化自然会被置顶。

先说皇帝。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世祖忽必烈驾崩，铁穆耳从漠北赶回上都即皇帝位，是为元成宗。成宗来自漠北，所以其就必须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

大德十一年（1307）春，成宗驾崩，来自漠北的怀宁王海山在与各方势力的角逐中胜出，即皇帝位，是为元武宗。武宗长期在漠北带兵，是漠北的宗王势力，即位之后就必然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

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死于南坡之变，九月，长期镇守漠北的也孙铁木儿在蒙古贵族的拥护下即位于漠北，是为泰定帝，随后南下大都。很明显，泰定帝也代表蒙古贵族的利益。

你想，既然以上诸帝来自漠北草原，那么他们的汉化程度必然不高，再加上他们代表的是漠北势力，草原文化就始终是主流。随着帝位在漠北势力间的不断更新，元朝的汉化基因就会持续被稀释，所以元朝皇帝不会说汉语就非常正常了。

除了诸帝，元朝的执政大臣也基本出自于蒙古贵族或者怯薛群体，这是因为，忽必烈于至元二年（1265）做了这样的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代指色目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以制度的形式将汉人精英边缘化。

至于忽必烈为何如此则不仅是为了实控漠北草原，他还有这两个考虑：元朝必须依靠蒙古武力进行开拓、守江山；汉人世侯不能被信任。

总之，基于种种考虑，忽必烈最终放弃了汉人精英，坚定地将蒙古贵族作为其基本盘。

忽必烈以蒙古贵族为其基本盘 图源/剧照

此外，忽必烈还将包括投下制度、斡脱制度、赐赉制度、怯薛制度、达鲁花赤制度和扎鲁花赤制度等蒙古旧制继承了下来，这就更加维护了蒙古贵族作为元朝权力核心的地位，而这些蒙古贵族从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时就反对汉化，是草原文化的忠实拥趸。

子玉这里也罗列一些蒙古贵族早期反对汉化的案例：蒙古贵族曾建议将草原和中原连为一体，统一实行游牧经济；将推行汉化的耶律楚材边缘化；向蒙哥汗打忽必烈的小报告，原因是忽必烈在汉人精英的支持下对汉地实行精细化管理；蒙哥去世后，西部诸王支持阿里不哥攻击作为汉地代表的忽必烈；东部诸王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于漠北叛乱。

你想，既然忽必烈将蒙古贵族作为元朝的中坚力量，那么帝国的汉化就必然阻力重重，具体表现就是，蒙古贵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对中原的典章制度和文化是一知半解。

可以说，元朝的权力格局只是对大蒙古国时期的继承而已。

最终的结果就是，汉人精英越来越难走进帝国庙堂，导致“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中万无一二”，汉人为了进入仕途甚至是猛学蒙古语、取蒙古名字，主动蒙古化，出现了文化倒流现象。

当然，这也和元朝皇帝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官学、广泛推广蒙古字和文化有关。

另外，权臣执政也是元朝政治的一大特色，由于权臣往往是蒙古贵族的中坚力量，这就使得汉化基因被进一步稀释，比如，伯颜叫停科举就是具体表现。

在如此背景下，即使某些皇帝想实行汉化，但也是无力作为，比如仁宗和文宗，文宗甚至只能无奈地召集一帮文人在宫中研究字画。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英宗死于南坡之变也是草原和汉地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

等于说，元帝国长期存在着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导致元朝只能坚持草原本位，最终错过了汉化的机会，进而被汉人精英驱逐出中原，这一点，当时的人就看得非常明白，表示：“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

这句话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元朝属于典型的“以吏治国”，重吏轻儒的做法使汉人精英“负有为之志，不得尽见于事”，最终只能迎合起义浪潮，将蒙古贵族赶出中原。

不过呢，元朝毕竟是定都中原，也实控着汉地，所以还是必须得在汉化层面作出一些努力，比如：忽必烈在1271年朝会时初次使用了由儒士设计的汉式朝仪；成宗即位之初，“诏中外崇奉孔子”；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于1313年下诏开设科举、征召儒臣参与议政；至治二年（1322）春，英宗首次按照中原王朝的仪节在太庙行亲享之礼；泰定元年（1324），泰定帝正式下诏开设经筵，命儒臣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并且要求经筵的讲读官员在没有人接任的情况下不准去职；文宗创设了奎章阁学士院，集儒臣于阁中以备顾问，并对孔子的父母和重要弟子逐一追赠爵位；顺帝时的执政官脱脱恢复科举，编写辽、宋、金三朝史书。

可见，在汉化层面，元朝诸帝也是以接力赛的方式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只是，这套组合拳对于元朝系统的影响毕竟还是很小，只能起到点缀作用，改变不了草原本位的既有格局。

元朝部分皇帝也曾做过汉化努力 图源/剧照

除了内部因素，外围的各大汗国也是影响元朝政治、文化的主要因素。大德七年（1303），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在经历了长期和元朝的战争之后，因为无力再应对战争，所以派出使者与元朝和谈，承认了元朝作为大蒙古国宗主国的地位。而元朝为了长期佩戴“宗主国”的标签就必须坚持草原本位，承认自己是成吉思汗事业的继承者。

当然，文化多元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自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大蒙古国因为持续的向外开拓，其基因也被各种文化所改变，比如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等。

元朝作为大蒙古国的一部分，自然也继承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基因，尤其是藏传佛教对元朝的影响最深，据史书记载，元朝历代皇帝都信奉藏传佛教，加封吐蕃萨迦派的僧侣为帝师，仁宗和英宗甚至还下令在地方广泛建设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甚至超过孔庙。

可以说，藏传佛教在元朝的地位是高于儒学的，为什么顺帝的太子对儒学不感兴趣，原因就在这里。

等于说，儒学只在忽必烈经略中原、打天下时阶段性影响过蒙古政治和文化，之后就被选择性忽视。

而坚持草原本位的代价就是，元朝的系统和汉地的严重不匹配，这就注定元朝立足中原的时间会非常有限，成为历史上的流星王朝。

但坚持草原本位却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蒙古贵族在中原无法立足的情况下还可以回到草原继续过日子。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元朝只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的重要过渡。

写文不易，看完记得点个“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