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辨“武王十乱、五佐”有太姒幼子毛叔郑

辨“武王十乱、五佐”有太姒幼子毛叔郑

《论语·泰伯》载周武王之言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又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之五臣，典籍所记，大体不异；然武王辅弼之十臣，自先秦以来，记载纷纭，歧说并出。尤以“武王十乱”与“武王五佐臣”中之“毛公”，其名其人，最为扑朔。《吕氏春秋》《淮南子》《尚书》诸书，或列毛公，或缺其名，或易以他人，令后学莫知所从。余潜心周史数十载，钩沉索隐，参诸文献，验以彝铭，推之世系，断此“毛公”非他，乃周文王与太姒所生幼子——毛叔郑季载也。今试为辨析，以明其真。

欲明毛公之真，先须理清诸说纷歧之由。盖古人于文王诸子之信息，已多混淆，辗转传抄，遂成抵牾。《吕氏春秋》列武王五佐臣为周公、召公、太公、毕公高、苏公忿生。此说之弊，在于强以苏公充数。苏公忿生虽为周初王臣，然未预伐纣定鼎之役，非武王核心辅弼之选，与前四公地位相去甚远，显系后世附会之辞。《淮南子》则列五佐臣有毛公而无苏公，此说虽近其实，却又将“顾命毛公”与“文王幼子毛公”混为一谈，未辨辈分之别。另有“文武五臣”之说，列虢叔、闳夭、泰颠、散宜生、南宫适五人，盖本诸《尚书·君奭》。然此说亦有疏漏：南宫适实乃毛叔郑之子，古人误以子名代父，遂致歧义。

余以为，诸说纷纭之根，犹在二端：

其一，两汉魏晋间人，实不知文王有子毛叔郑。彼时所传文献，多缺毛叔之名，故毛公不见录于《吕览》《史记》诸书。直至西晋汲冢竹书出土，学者始得窥见文王幼子之实。唐以后方渐有论及者，然千年迷雾，已难遽清。

其二，太史公《史记》载“冉季、康叔皆有训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又云“康叔冉季皆少，未得封”。此说流布甚广，致使世人误以为文王幼子在武王之世尚在童稚，未堪辅弼。殊不知冉季乃太姒嫡出幼子，非文王诸子中最幼者。冉季年岁，实与周公相去不远，文王在位时已可参与政事，武王克商之际，正当壮年，焉得谓“年幼未封”？三代母弟皆不外封。武王时周公亦未尝封国于外，何况康毛二弟。后世不察，遂以讹传讹，掩冉季辅弼之功。

毛叔郑即冉季载，乃文王与太姒嫡出幼子，此余考辨之基。周初氏称未定，称谓灵活，故其人或称叔郑，或称季载，或称冉季载，异名同实，不足为异。班簋铭文有“皇公（毛叔郑）受京宗懿厘，毓文王王姒圣孙隥”之载，明言毛叔郑为文王、太姒所生嫡子。今彝铭铁证如山，嫡子之位不可易，其为武王倚重之根基亦由此而立。

再论“武王十乱”之毛公。《论语》所载十乱，马融注列周公、召公、太公等人而未及毛公，然《逸周书·世俘》明载：“奉明水，毛叔郑奉酒。”克商之后，主祭祀、奉明水，非亲近重臣不能与焉。毛叔郑以同母幼弟之尊，预此大典，其地位可知。余考辨十乱中之毛公，绝非《尚书·顾命》所载之毛公——顾命毛公乃毛叔郑次子中旄父，成王时人，武王之世尚幼，焉得跻身十乱？而毛叔郑身为武王同母弟，自幼习闻文王、太姒之教，长而参赞戎机。牧野之战，其嫡长子伯达已与师尚父并肩致师，功在社稷。诗经逸诗王赫一篇，已概见毛叔八子多已成年，扈从武王克商，则其父位列武王十乱，实至名归。

次论“武王五佐臣”之毛公。五佐臣者，乃武王伐纣定鼎之核心辅弼，须兼谋略与功绩。前已证得武王十乱有毛公（文王幼子），则武王五佐臣者亦当有文王幼子毛叔郑。《淮南子》列毛公而弃苏公，较《吕氏春秋》为近实，然以辈分未明，遂使真容不彰。

或有问曰：若毛公果真位列五佐，则“文武五臣”中所见之南宫适又当如何解释？答曰：南宫适非他，乃毛叔郑之庶长子伯适也——即周八士之一。毛叔郑随母居程邑南宫，其家族或曾号称南宫氏。其中伯达为嫡长子，伯适为庶长子。毛叔郑嫡子一脉受土分氏后，伯适或遂以“南宫”为氏，后世尊称“南公”，实为南宫氏及汉东曾国始封之祖。考《尚书大传》“散宜生、闳夭、南宫括三子学乎太公”之文，参照国语“文王谋于南宫”而无括，可推所谓“南宫”盖就是指文王幼子。古人追述其事，不明所以，乃混以子名为父称，遂使伯适之名混入“文武五臣”，而其父毛叔郑之功反隐。

毛叔郑以文王幼子，受武王信重，既与伐谋，复主祭仪，功业卓然，岂苏公忿生可比？故《淮南子》以毛公列五佐，其人为毛叔郑季载，断无疑义。考周初世系，毛叔郑有子八人，皆显于成康之世，其家族之盛，正缘于武王时期之核心地位——若非武王重臣，子孙焉得世代蝉联、载诸史册？此亦旁证也。古人称子以父氏，或以子名代父名，遂致混淆。

综上所考，文献所谓武王十乱与五佐臣中之“毛公”，必为周文王太姒幼子毛叔郑季载。诸文献记载之混乱，盖由古人文王幼子信息之缺佚、父子名讳之误植、司马迁“年幼未封”之误导，及后世误解叠加所致。余以彝铭为证，以世系为纬，拨云见日，还历史本相。毛叔郑以嫡子之尊，同母之亲，辅武王伐纣定鼎，跻十乱、列五佐，功在宗周，名垂彝鼎。其事迹虽因年代绵远、载籍讹误而隐没不彰，然蛛丝马迹之间，辅弼之功、尊贵之位，终不可掩。明此武王十乱与五佐臣中之“毛公”真容，非惟厘清周初辅臣体系之迷局，更可深窥宗法分封之实态，此余考辨之大义所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