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我妈的电话,说表叔家儿子考上县里事业编了。
全家摆了三桌酒,表叔敬酒时眼睛都是红的:“这辈子值了。”
我愣了很久。
表叔自己就是县里某局的科员,干了三十年,两室一厅的房子是单位早年分的,表婶在县医院做护士长。他们家儿子——我表弟——二本毕业,在家全职备考两年,终于“上岸”。
我妈压低声音说:“听说一年到手八万多,公积金两千多。”
我没说话。
我在深圳,985硕士,工作五年。税后到手一万三,房租四千,房贷一万——老家省会的房子,租出去抵不了月供,空着。
我妈说:“你表叔说,县城现在不比外面差。你要不要……也考考?”
我没答。
挂了电话,刷到一条朋友圈。
大学同学在互联网大厂,深夜两点发了张工位照片,配文:又一个通宵,老板说这是福报。
底下共同好友评论:羡慕你啊,年包七十。
他回:羡慕我猝死吗?
我突然想起前阵子刷到的那个词——县城婆罗门。
很难听,但精准。
说的是县城里那些父辈在体制内、国企、事业单位的年轻人,天然继承了上一代的资源网络。他们的父母早已铺好路:进哪个单位,跟哪位领导,找哪家亲家。
外人看着不过是份稳定工作,内里却是一整套代际传递的生活方案。
我有个前同事,三年前从北京辞职回老家县城。
临走前他说,受够了,回去哪怕挣三千,至少活得像个正常人。
今年他结婚了。
老婆是县小学老师,岳父是县住建局退休干部,陪嫁一套县中心的学区房。他自己进了城投公司,朝九晚五,周末双休。
上个月看他发朋友圈,带老婆去大理玩了一周。九宫格里笑得见牙不见眼。
我在底下评论:羡慕。
他秒回:别羡慕了,你来不了。
不是炫耀,是陈述。
我没那个起点——父母是普通工人,在县城没有一寸人脉。回去,就是真的回去,从头开始。
而他回去,是回到那张网里。
前段时间有个数据,2023年全国县乡公务员报考人数创新高,最热岗位竞争比超过2000:1。
年轻人嘴上说着躺平,身体却在拼命挤进县城。
不是真的想躺。是发现跑起来也追不上了,不如找个地方坐下来。
可问题是,那张椅子,不是谁都有资格坐的。
我认识一个女孩,湖南某县城的,复旦毕业进了上海咨询公司。干了三年,攒了四十万。
去年她回老家了。
不是考公,是开咖啡店。
所有人都说她疯了。她说:我知道。但我想试试,不用“关系”能不能在县城活下去。
咖啡店开在县图书馆旁边,二十平,月租八百。她一个人烘豆、手冲、招待客人。第一周营业额三百块。
第三周开始,一些年轻人发现了这个角落。有备考的、有做自媒体的、有单纯不想待在家里的。
上个月她告诉我,小店收支平衡了,还招了个兼职店员。
我说,你这算找到了出路吗?
她说,不算。我只是找到了自己的活法。
这或许才是普通人最真实的处境。
我们不是在“躺”和“卷”之间选,而是在“认命”和“认自己的命”之间选。
有人认了父辈铺好的命,稳稳当当。
有人认了漂泊无依的命,自由自在。
还有人认了既不稳当也不自由的命——在夹缝里自己凿一条路。
没有谁比谁高贵。
都是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都在尽力不让自己沉下去。
我想起那个深夜发朋友圈的大厂同学。
他后来跟我说,那天其实不是抱怨,是害怕。怕自己哪天撑不住了,连退路都没有——老家回不去,大城市留不下,像一个悬在半空的人。
我说,我也是。
我们都悬在半空。
上面是“婆罗门”的席位,下面是回不去的故土。
但这半年,我开始学着接受这种悬空。
接受自己不会拥有父辈那种安稳的一生,接受自己可能永远无法抵达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接受努力未必有回报但还是要努力。
接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
不是失败,只是不同。
前几天,表弟发来微信。
他问我深圳房租是不是真的很贵,又问我做互联网是不是真的很累。
最后他说:哥,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你靠自己就去了那么远的地方。我从来都没离开过这里。
我看着那条消息,很久没回复。
原来我们都羡慕着对方的人生。
原来我们都以为自己选了那条更容易的路。
原来我们都在这个剧烈变形的时代里,笨拙地、用力地,试图活成自己期待的样子。
这大概就是普通人的出路——
不是找到最好的那条路,是把自己选的这条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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