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太平年》爆火，杭州竟藏着吴越国古代版Citywalk

近日，电视剧《太平年》正在热播，钱弘俶保境安民、纳土归宋的故事，让无数观众把杭州当成“吴越痛城”，寻找吴越在杭州的痕迹，仿佛千年的记忆突然被唤醒，那些藏在西湖山水间的梵音古意、刻在岩壁上的匠心造像，那些关于和平、坚守与传承的吴越故事，都在观众的探寻中渐渐鲜活。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旭烽认为，吴越文化并无标新立异之处，也非剑走偏锋。人们常因杭州“东南佛国”之誉，以为佛学是其文化积叠的主体；但在她看来，吴越文化的核心思想依然是正统的儒家精神——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和谐宽容、慎独自省。这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便支撑起中国文化的主旋律思想，在五代十国这一礼乐崩坏、社会动荡的“丛林时代”，因吴越国始终如一的坚守而得以延续。王旭烽将吴越国文化精神中特有的气质，凝练为八个字：家国同构，社稷为上。

循着这份“家国同构，社稷为上”的精神脉络，吴越国留给杭州的便不止于史书中的仁政之名，更有散落在湖山之间的处处实证。从神尼塔遗址，到飞来峰；从灵隐寺石塔与经幢，到烟霞洞、慈云岭、圣果寺的一龛龛造像；再到梵天寺经幢——这些千年的遗存，既是吴越信仰的写照，也是祈求家国永安的心愿所系。

如今，我们不妨将这一处处古迹连点成线，走一条祈福“太平年”的访古之路：在步履与岩壁的照面之间，重历那个以和平换千秋的时代。

西湖神尼塔遗址

2025年浙江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杭州西湖神尼塔遗址，正将千年前吴越国的那次“开路上山”缓缓掀开一角——《冷求开路记》的石刻记载，解锁了一条藏在山水间的古代Citywalk，而神尼塔，便是这条千年漫游路线上的“打卡点”。

《冷求开路记》石刻在飞来峰后山。楷书，6行，字径约3厘米。据《续修云林寺志》，《一国春秋·文穆王世家》等记载，天竺之奉观音，始于五代。此记为吴越国冷求、李安于天福四年（939）在此地开路所作之记。该题记所处的位置证实，冷求等所开之路应通往灵鹫峰神尼舍利塔遗址。

神尼塔遗址位于杭州市西湖区飞来峰南坡，南临下天竺法镜寺，西接飞来峰峰顶，地势西高东低，分布面积1200平方米。千年之后，塔身虽已不存，但基址仍在，山势未改，依然可以想见当年登临的格局。

站在这片遗址上，不难想象这条朝山之路——

千年前的古人从天竺法镜寺缓步启程，沿着山径蜿蜒而上，两旁古木垂荫，溪声泠泠，不觉间便望见了伫立的神尼塔，他们或驻足仰望，或绕塔三匝，再往前，山路一转，飞来峰就横在眼前了。

神尼塔是什么时候建的？

西湖神尼塔遗址项目负责人杨曦介绍，关于神尼塔始建年代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咸淳临安志》，建于隋仁寿二年（602）。那一年，隋文帝下诏在全国兴建百余座舍利塔，京师延兴寺高僧慧诞护送舍利至杭州天竺寺起塔，这座塔最初便以寺为名，称作“天竺寺舍利塔”。

“虽然历代文献中都沿用了《咸淳临安志》中对天竺寺舍利塔的起塔时间，但我们这次考古发掘中，还没有找到和隋朝相关的遗迹或文物。”杨曦秉承着考古人严谨的工作态度，发出了困惑。
到了吴越国时期，这座塔迎来了新的命运。天福四年（939），吴越王钱元瓘命“中直都”官兵自天竺寺开山辟路，直抵塔前，并建观音殿。北宋诗人郭祥正在《和杨公济钱塘西湖百题》中将此塔称作“神尼塔”，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清康熙年间，朝廷拨款重修下天竺寺，神尼塔亦得以修缮。遗憾的是，这座古塔最终圮毁于清末至民国初年，如今只存遗址。

杨曦说：“早在2022年我们就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了，今年6月又接着继续，清理出地宫、塔基、建筑基址、假山造景等宋至清代遗迹10余处，出土遗物300余件，以建筑构件为主，其中有一批吴越国时期的柱础石值得注意。”

杨曦介绍，此次发现的一批柱础石中，有的边长约75厘米、保存较为完好。“这么大尺寸的柱础石，说明当时这里曾建有相当规模的建筑。”这些柱础石为研究吴越国时期的建筑特色与营建技艺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此外，考古工作还证实，吴越国天福四年从下天竺上山入塔院的观瞻路线始终延续，塔基则巧妙利用石灰岩山体营建，大大增强了建筑的稳定性。

本次西湖神尼塔遗址考古最重要的便是发现了神尼塔地宫石盖以及内壁阴刻铭文2处。杨曦说：“铭文主要讲神尼塔于北宋熙宁三年重建，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也明确了当时神尼塔尺寸是高13丈、阔2丈，相当于现在的14层楼高。”

半年的时间，杨曦和项目成员们已梳理出神尼塔遗址宋代遗迹为地宫、台基及踏道；清代遗迹有塔基、塔院建筑基址、上山道路等，初步了解了神尼塔及塔院的基本格局。

杨曦说：“根据清代建筑遗迹情况，我们推测出清代早期神尼塔为八角单筒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其塔院的建筑空间布局，是以‘园林景观’为核心的，很讲究庭院里的景致搭配，塔、厅楼、假山错落安置，营造出园林的氛围。”更妙的是，“远借”——把西湖的山光水色引进来，让眼前的人文景致与自然的湖山融为一体。可以说，神尼塔遗址为今天我们理解西湖山水与人文景观如何相生相融，又添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神尼塔遗址的考古工作还要继续，千年古塔虽已不在，但遗址的发掘让这段尘封的历史逐渐清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能沿着它，走进西湖山水间，走出一条新的Citywalk路线。

从冷求开路的那条山径向外看，吴越国“保境安民”的方略之下，是一场都城时代的集体营建。钱氏三世五王在杭城开凿石窟、立幢建塔，把信仰融进山水间里，千年之后，我们仍能循着这些遗迹，走访吴越风华美学之旅。

飞来峰造像

飞来峰造像是我国东南地区最大的石窟造像群，这座千年石窟艺术宝库遍布着从五代到明清的330多方造像和摩崖石刻，岩壁间尽显禅意。

飞来峰有三处吴越时期雕造的西方三圣像龛，包括青林洞外的第2龛与青林洞内的第10、16龛，其中第10龛造像为信徒滕绍宗出资，于五代后周广顺元年（951）雕造。另两龛根据其与第10龛的相似性也可判断其年代为吴越国时期。青林洞第15龛为后周显德六年（959）周钦造阿弥陀佛坐像。山上高处的第102龛内造结跏趺坐观音像，样式也属吴越国时期，造像均以摩崖龛的形式出现。

这些造像活动多由小的官吏或平民追随帝王造像活动而开展，可见吴越时期佛教信仰在民间的高度普及。

灵隐寺石塔和经幢

在飞来峰的北面，穿过冷泉溪，到达灵隐寺，寺内有吴越国时期建造的双石塔和双经幢。

双石塔位于灵隐寺大雄宝殿前东西两侧，历经千年风霜。双塔结构相同，皆用白石精工雕砌而成，八面九层，仿木构楼阁式，可以说是一座“石头上的楼阁”。塔刹已毁，第三层有一方小石匾额，上书“吴兴广济普恩真身宝塔”。

在灵隐寺的入口和出口处，还各有一座经幢。建造于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原在钱氏家庙奉先寺，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灵隐寺住持延珊迁建于今址。两经幢结构基本相同，皆由湖石雕凿，逐级叠砌而为多层八面型石幢。经幢下部采用三层须弥基座，束腰部分雕有佛像，幢身上刻“大佛顶陀罗尼”和“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经文，西经幢经文后刻有建幢记，文末署：“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建，时大宋开宝二年己巳岁闰五月日。”

烟霞洞造像

灵隐寺倚北高峰而坐，烟霞洞栖南高峰之麓，一寺一洞，隔山相望。

烟霞洞造像，实为吴越时期烟霞院造像，利用烟霞洞这一天然岩洞雕刻而成，大约开凿于建院之初，包括佛、菩萨、明王、罗汉、塔等多种题材。其中数量最多，体形硕大的罗汉造像群，是烟霞洞造像的主体。

这批罗汉造像不仅雕凿精良，更因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罗汉造像群实物而具备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近年新发现的烟霞洞罗汉造像题记进一步证实，此洞罗汉群雕于吴越广顺三年（953年）前后，为十八罗汉组合。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实例，在佛教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吴越僧俗在《法住记》所载十六位住世罗汉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于首尾增刻“庆友尊者”与一无名罗汉，从而确立十八罗汉造像体系。这一发现，为争论已久的“十八罗汉”起源问题提供了明确答案，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慈云岭造像

从烟霞洞东望，越群山而见玉皇山，慈云岭造像在其南坡。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吴越国王钱弘俶创建资延院。资延院立有“新建镇国资延禅院石像之记”碑，并建造了石佛殿。

慈云岭造像主龛坐东朝西，中间雕弥陀、观音、势至三尊坐像，本尊阿弥陀如来面相温和，大势至菩萨宝冠高髻，观音菩萨肩披锦带，灵动自然。三尊左右两侧有菩萨立像各一，最外两侧为金刚力士像。龛内上部饰飞天浮雕，左右各二；飞天外侧有迦陵频伽鸟，佛经上也称“好声鸟”。龛外在上部中央，横列七化佛，均为全跏跌坐式，祥云环绕莲座。

慈云岭资延院石佛殿的主龛、右龛、造像碑，三者之间关系清晰，保存较好，为我们留下了罕见的吴越国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的佛寺大殿内部格局，能够一窥千年前东南佛国的寺院内部的真实尺度和壮观景象，弥足珍贵。

圣果寺造像

圣果寺造像，在慈云岭造像东北方向，步行1公里多便可到达。

圣果寺初名胜果寺，始建于隋朝，唐乾宁年间由无著文喜禅师重兴，吴越王钱镠又大加修葺，石刻造像留存至今。宋朝南渡后，凤凰山成为皇宫禁苑，寺院迁至包家山，明永乐十五年才在凤凰山旧址重建，而后又几经兴衰。

沿小径自古藤间的山道盘旋向上，一整片山崖忽现，令人豁然开朗——这就是圣果寺遗址规模最大的弥陀、观音、势至三尊石佛，三佛像雕刻于吴越王时期，高近十米，是杭州最大的摩崖石刻佛像遗迹。但如今我们看到的佛像损毁近半，佛身已不可见，只能通过轮廓想象当年的全貌。

梵天寺经幢

从圣果寺下山，往东南方向走，即可到达梵天寺经幢。

梵天寺经幢是我国高度第二的石经幢，仅次于河北赵县陀罗尼经幢。但其双幢俱在，所以非常珍贵，是我国现存经幢中雕刻最精美的范例之一。

梵天寺经幢的诞生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密切相关。据记载，早在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吴越国主钱镠就曾迎请明州（今宁波）阿育王寺的释迦舍利至杭州，建造城南塔以供奉。这座塔后来毁于火灾。至乾德三年（965年），吴越国王钱弘俶重建该地寺庙，并立此双经幢，寺院后改名为“梵天寺”。经幢上刻有明确的建幢记，末尾题写“乾德三年乙丑岁六月庚子朔十五甲寅日立，天下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建”，成为其身份的确凿证据。

梵天寺经幢，制作精美，为现存五代佛教艺术珍品，是吴越塔幢类建筑的杰出代表，是目前杭州现存最精美、最高大的吴越国经幢，幢身刻有佛经和建幢记，是其弘扬佛法的直接物证。

吴越风华千年未远

吴越国对杭州的塑造似乎更隐于市井与山水之间，除了雷峰塔、保俶塔等标志性建筑，这些深植于城市肌理的文化遗存，仍影响着杭州人生活美学与精神认同。

在王旭烽教授看来，吴越国的文化遗产及精神遗产深刻塑造了杭州延续千年的城市品格，并体现于传统、气质与当代实践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其一，是环境治理意识的延续。早在千年前，钱王便设立“撩湖兵”专司西湖疏浚，将水域养护纳入制度化的治理体系。这一传统历经朝代更迭，逐渐发展为杭州人自觉守护自然遗产的公共责任感，至今仍可在西湖的澄波中照见端倪。

其二，城市气质的中和与弹性。杭州形成了“中庸的雅致”这一独特审美取向，既不奢靡亦不寒酸，崇尚“轻奢”式生活美学——于吃穿住行中讲究适度品味，重审美而抑浮华。城市性格兼具规矩与活泼，在体面斯文中保有灵活应变的能力，并在关键历史时刻展现出如钱俶“举族北迁”那般果决的行动力。

其三，当代文化基因的承袭与表达。今日杭州人延续了务实低调、兼容并蓄的精神基因：爱国爱家、勤奋创新，在文化与艺术上开放包容，追求时尚却并不张扬。这种“闷声做事、一鸣惊人”的特质，从千年前的家族北迁到如今以科技与文化成果静默亮相世界，构成了一以贯之的行为逻辑。

王旭烽说：“吴越国的遗产不仅凝结为可触可感的实物，更深植于杭州的城市肌理与集体性格中，形成一种讲求分寸、务实创新、柔韧有度的文化生态。”

千年不远，吴越未远。穿行于这些山水间遗迹中，我们便也成了传承的一部分——这条路从未中断，而今，它也成为我们寻访“太平年”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