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春的北京,雪线尚未完全退去,周秉健却忙着试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那是她即将出嫁前,未来丈夫托朋友连夜赶制的礼物。看着镜中的自己,她轻轻嘟囔:“可别给我整得太隆重,我心里还发虚呢。”这句半开玩笑半真心的话,道出了她即将踏入陌生角色的忐忑。
周秉健的名字,在周氏家族并不显眼,可是关系往上一追,她是周恩来的六侄女。1952年深秋,她出生在北京和平里附近的一座老四合院。父母在机关上班,家风质朴,长辈们尤其强调“做事靠自己”。这一点,周秉健打小就听进心里,倔得像块石头。
16岁那年,知识青年响应“到农村去”的号召。1968年,她瞒着家里报了名,目的地不是南方的鱼米之乡,而是遥远的内蒙古四子王旗。七伯周恩来听说后,只留下一句话:“既去了,就踏踏实实干,用成绩说话。”简单,却比任何叮嘱都厚重。
草原风大,冬夜温度常常跌到零下三十度。第一次放牧,羊群被风卷得四散,她跺着脚追了十多里路,腿肚子抽筋。牧民哈斯巴根拍着她肩膀,“北京丫头,行啊。”周秉健只咧嘴笑,回营地却一声不吭地往靴里灌热水解冻。说硬气,她一点不输兵团小伙子。
四年时间,她能说一口顺溜的蒙古语,还学会给牲畜打针。1972年春,她被支部吸收为党员。牧民们给她取了乳名“赛呼很”,意思是“好姑娘”。这个昵称传遍牧区,每逢那达慕,老人都会指着她让小辈学习。
就在一次那达慕盛会上,舞台角落里传来悠长的男高音,唱的正是《辽阔的草原》。歌声像高空牧鹰,一下抓住她。那个人叫拉苏荣,比她大五岁,鄂尔多斯库布其沙漠边长大的汉子。13岁被音乐教师发现嗓音条件,后来考进内蒙古艺术学校,1967年毕业分到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常年骑马赶场子演出。
两人第一次说话并不浪漫。周秉健帮舞台工递灯,“你站那儿别动,我怕砸着你。”拉苏荣眯着眼笑,声音沙哑。她回了句:“嗓子太宝贵,可别吓坏了。”这一来一去,竟把话题扯开。草原夜色深,篝火旁聊音乐、聊放牧、聊北京的包子味道,一个回合下来,谁也舍不得挪步。
相知三年,拉苏荣提出结婚。周秉健犹豫过一次。拉苏荣曾短暂婚姻,还带着一个两岁的儿子宝力道。面对现实,她摊开道:“我能嫁你,可孩子,我怕当不好娘。”拉苏荣只回一句:“慢慢来,他会懂爱的。”
婚礼办在乌兰牧骑大帐篷里,红绸子与蓝天草地方对映,热闹到连附近放牧的老人都赶来喝马奶酒。可礼成不过半月,难题就来了。小宝力道认爹不认妈,见到周秉健就把脑袋埋进父亲怀里。夜里孩子哭闹,她一次次起身换尿布,第二天还得帮拉苏荣改歌词。她累得直冒虚汗,忍不住吐槽:“我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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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总比困难多。她索性和孩子一起睡,用画蒙古小花的小本子教他说话;做酸奶掺蜂蜜,引他张口;同他骑矮马放羊,摔倒了就装疼让孩子哄。半年后,宝力道第一次喊“妈妈”,声音奶声奶气,却让周秉健红了眼眶。
拉苏荣的汉语发音偏重,这在日益走向全国的舞台上成了短板。周秉健拿出北京话私教的耐心,把“ch”“zh”“sh”写大字贴满蒙古包。日复一日,“敕勒川”终于不再变成“色勒川”。1982年,他在人民大会堂演唱《草原夜色美》,一鸣惊人,被媒体称作“长调歌王”。掌声雷动,他俯身在后台对妻子说:“没有你,歌出不了这口气。”
1985年,宝力道参军入伍。临行前,周秉健给儿子缝了一小块蓝色布条塞进军帽,“记住,你有两个家,北京和草原。”那一天,拉苏荣在火车站唱起《送亲人》,围观旅客纷纷驻足,可夫妻俩只是静静目送列车进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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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健后来调回北京民族文化宫工作,仍时常跟随乌兰牧骑下乡义演。有人问她为何还如此拼,她笑答:“草原教我长大,总要回些情。”这句朴素的话,倒像一首不押韵的长调。
而今,两人已携手四十余年。茶几上那件旧蒙古袍仍然完好,袖口处缝着细线,那是当年周秉健冒着月光一针一线锁边。朋友来家做客,常听到屋里传出长调与京腔交错的练声。一曲唱完,窗外的风也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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