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周养浩被关白公馆，心里凉了半截：这儿原来是叶挺的牢房

1975年春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院子里还带着寒意。对在押战犯来说，这一年却像是翻篇的一年，命运忽然拐了个弯。礼堂里人声嘈杂，不少人已经隐约听说：中央可能要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许多人心里发紧，又隐隐期待，谁都知道，这一批人，大多与旧时代绑得太深，想走出高墙，谈何容易。

当广播里清晰地念出“特赦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时，许多人一时没反应过来，紧接着才像炸开了锅一样，有人抹眼泪，有人大声鼓掌，还有人呆呆站着，嘴唇却在发抖。很少有人想过，这样的结局会落在自己头上。多年管教，反复思想改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在这一群激动的人当中，有一个身影显得格外安静。他就是曾经的军统少将、副区长，参与重庆“11·27”大屠杀、欺骗并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特务——周养浩。按理说，他的命运本不该走到这一刻。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人，早就该被历史“清算”干净。可事实比想象更复杂，绕了许多圈子，才走到今天这行文字。

一、从法学院到军统处：斯文面孔后的血腥道路

回到更早一些的时间。周养浩1900年前后出生在浙江江山，青年时进入上海法学院学习，在当时算是很体面的一条出路。学法律的，多半讲求逻辑、证据、程序，讲究“是非曲直”。有意思的是，周养浩后来的一生，却几乎把这一切都踩在脚下，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1933年，他经人介绍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因为和戴笠、毛人凤是同乡，又有文化，会写会说，办事又利落，很快被看中。军统系统内部，文化水平高的并不算多，一个法学院出身、长得斯文、说话客气的年轻人，很容易获得上级信任。职务一路上升，最后做到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

外表文弱，心思却极为狠厉。久而久之，军统内部给他起了个绰号——“书生杀手”。这四个字，不是夸他文雅，而是形容他一边戴着斯文面具，一边干着最血腥的活儿。很多后来面对他的受害者，初见时都以为这是个“好说话的人”，等反应过来，已经晚了。

1949年年初，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决定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以表示和谈诚意。这件事在当时闹得不小。但表面上的“诚意”背后，另有一套安排。蒋介石闻讯大怒，要求立即把张学良送往台湾，杨虎城则要秘密处决。毛人凤接到命令后，挑人的时候，很快想到周养浩。

在被关押期间，杨虎城对许多特务都十分戒备，只有对周养浩稍微有一点“好感”。原因很简单，这个年轻人穿着得体，说话有礼，不像一般狱卒那样凶恶。毛人凤正是看重这一点，将“最后一程”的任务交给他。形式上，是“护送”，实质上，是“押赴死地”。

有一段流传下来的情节，很能反映当时的氛围。临行前，周养浩对杨虎城说：“老先生，这次总裁在重庆，想当面跟你谈一谈，多年的事情也该有个结束了，很有希望。”这种说法，既像安抚，又像暗示。杨虎城也许已经隐约察觉不妙，但仍抱着一线希望，带着家人、秘书宋绮云等人同行。

1949年9月6日下午，这一行人被秘密押往重庆戴公祠。那一日之后，这位曾经叱咤疆场的西北名将，连同家人，一同被特务杀害，并用硝镪水毁灭遗体。直到建国以后，经过徐远举、杨进兴等人的交代，人们才终于把这段血案的真相一点点拼接起来，将遗骸线索找出。

对于周养浩来说，从法学院毕业，到亲手参与这样的行动，时间并不算长，不过十多年。这个转变，本身就折射出当时特务系统的残酷逻辑：文化和法理，被当作工具，而不是用来约束权力。

二、重庆“11·27”与白公馆：杀人者被关进原来的牢房

如果说杀害杨虎城一案，还算是“秘密行动”，那重庆“11·27”大屠杀，就是公开撕破最后一点遮羞布的血案。1949年秋，解放军已经基本掌握全国战局，重庆成为国民党在西南的最后重要据点之一。随着军情日紧，特务机关开始考虑“处理”关押在各处监狱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

相关屠杀行动，从1949年9月就陆续开始，不是只局限在11月27日一天。到11月底，遇难的革命志士已经超过两百人。周养浩彼时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直接参与具体部署。他亲自率领二十多名特务，押送三十二名被关押人员到歌乐山松林坡刑场，集中射杀。

这种“亲自带队”的方式，既表现出上级对他的信任，也暴露出他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的狠劲。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项“任务”，执行完就算交差。甚至在行动前后，他还认为毛人凤会安排他尽快撤离重庆，以免陷入解放军的包围。

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毛人凤率先单独离开，把他留在重庆擦尾巴。1949年11月底之后，解放军步步逼近，重庆情势瞬间崩塌。周养浩收拾得草草，带着满身血腥，从重庆飞往成都，再转道昆明，试图同老同事沈醉、徐远举会合，准备找机会逃往台湾。

沈醉早在1948年5月就被排挤到云南，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表面上是监视卢汉，实则风雨飘摇。徐远举和周养浩前后脚抵达昆明，两人同样想利用民航机票逃命。机票权力掌握在沈醉手上，大家心知肚明，谁能拿到机票，谁就多一分活路。

有一个细节颇为耐人寻味。周养浩人虽然到了昆明，却死活不敢离开巫家坝机场。他让沈醉把机票送到机场，说自己“在重庆把事做绝了，几百号人全杀光了，还是早点走为妙。”这句话，从一个特务口中说出来，带着一点潜意识的惊惧。杀得太多，他自己也清楚，一旦落到新政权手里，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然而形势变化比他们想象更快。1949年12月9日上午，卢汉以军政会议为名，把省内军政要员集中起来，当晚宣布起义。沈醉在会议上被控制，随后被要求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当晚，昆明城内对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行动迅速展开，局势瞬间逆转。

失去指挥核心的特务系统，乱成一团。昆明市警察局奉命全城搜捕，郭旭、成希超等特务在皇后饭店被抓。得知周养浩躲在机场，警方两次派人前往，先是吃了空军方面的“软钉子”，最后由李志正亲自带队，才在一辆破旧的车里把这个伪装成普通旅客的少将逮住。

同一时间段内，徐远举还在老友朱子英家里睡大觉，对外面的风云变化一无所知。醒来之后发现主人不在，隐约感到不妙，匆忙上车准备逃走，结果刚一出门，就被警员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堵个正着。几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只好举手投降。军统“西南三剑客”，至此悉数落网。

1950年5月，包括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在内的一批战犯，被押解回重庆，关进战犯管理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正是解放前臭名昭著的白公馆监狱。这里曾经关着无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关过新四军军长叶挺。

走进这个地方时，周养浩心里那一下“凉”，并不难理解。他当年曾在这里“视察工作”，看着特务们用各种刑具折磨革命志士，现在自己却被推到铁门后。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被分配到的牢房，正是当年关押叶挺的那一间。

叶挺在“皖南事变”后被关押，先后辗转上饶、重庆、恩施、桂林等地。1942年1月，被押解至重庆时，蒋介石对他还抱有幻想，给了一定“优待”，试图劝降。叶挺态度坚决，宁死不屈，最后被转押进白公馆，生活条件刻意被压低，以期“慢慢磨掉他的意志”。

也正是在白公馆的岁月里，叶挺写下了《囚歌》。这首诗后来传得很广，“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句，很多人耳熟能详。站在那间牢房里，周养浩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现实：当年自己是施压的一方，如今却从高位跌落，只能在别人曾经被侮辱的地方，反省自己的过去。

三、改造与特赦：从抗拒到底到拿起笔的那一刻

刚被关进战犯管理所时，周养浩的态度极为强硬。多年特务生涯养成的多疑、冷酷，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消失。审讯时，他借着法学院出身的优势，频频搬出各种“法理”，滔滔不绝，极力为自己辩解。他的话语逻辑往往是：“奉命行事，不负法律责任”，仿佛把“上级命令”当成遮羞布。

有管教干部回忆，当时听他辩驳，确实一时还真难招架。对方能言善辩，对法律条文也有印象，问到细节就绕回“制度”“命令”，试图把自己说成“被动执行者”。这种狡辩，在不少特务身上都存在，但像他这么“有系统”的，还算少见。

在生活上，他同样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一度拒绝交代罪行，还采取过绝食方式来表达所谓“不服”。云南方面的军管会人员，只能先做思想工作，一遍遍解释政策，强调坦白从宽，主动交代有利于本人和家属。经过长时间劝导和对证，他才逐步承认自己参与杀害杨虎城、组织屠杀渣滓洞和白公馆在押人员的事实。

随着时间推移，他被先后转押至北京功德林、抚顺战犯管理所。与一批战犯长时间集中生活，对许多人来说，既是精神上的折磨，也是思想上的冲击。有的人很快放下包袱，承认错误；也有人在很长时间里死死抱着旧观念不放。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里曾发生过一件小插曲，后来被不少人提起。当时有位首长来给战犯们作报告，题目叫《脱裤子割尾巴》，实际上是用形象说法来说明“改造旧思想”的必要性。那位首长普通话不够标准，“尾巴”本该读成“yǐ”，却误读成“jí”，一字之差，意思完全变了。

话音落地，台下一下子从喧闹变成冰冷的寂静。有人脸色煞白，有人气得直冒冷汗，还有人噌地站起来，激动地说：“宁可死，也不能受这种侮辱！”直到管教干部搞清楚误会，反复解释之后，才算让情绪慢慢平复下来。这个细节虽小，却说明了一点：许多战犯哪怕身陷囚笼，对“尊严”的敏感度仍然很强，一提“动刀子”的事，就以为要在身体上动手。

军统“西南三剑客”在改造中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沈醉在昆明被扣押时，就已经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解放后配合调查，交代了不少潜伏特务的情况，1960年便获得特赦，是这批国民党特务中较早出狱的人。

徐远举的表现也不算差，对自己的问题承认比较痛快，只是在漫长等待过程中积累了怨气。1973年，他因工作被批评，当天又因高血压还用冷水冲澡，走出卫生间时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死亡，脑血管破裂，永远没等到特赦那一天，有些让人唏嘘。

周养浩比他“幸运”。在功德林和抚顺的那些年，他虽然仍旧寡言少语，对人心存戒备，但态度逐渐明显缓和。接触他的人发现，他谈起战争和过去，仍带着职业惯性，却不再像早年那样咄咄逼人。对自己的罪行，他并非每一处都愿多说，不过关键事实已被查证，抵赖也没有空间。

1975年3月，特赦决定正式宣布，周养浩的名字在其中。他从战犯转为“特赦释放人员”，身份一变，生活轨迹也随之打开了一条新路。拿到文件后，他同蔡省三等十人，向中央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前往台湾。

表面看，这个要求好像有些“逆向”。从敌方阵营中走出来，又要回去？但了解他家庭情况的工作人员很清楚，他的几个子女都在台湾，有的早年就随国民党撤退过去，等于是多年未见的骨肉。请求回台，并非出于政治立场，而是出于亲情牵绊。

根据1975年3月20日中央下达的《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确实明确写着：“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也就是说，只要台湾当局同意，这些人可以自行选择去向。对其他愿意留在大陆的特赦人员，组织上还要帮助安排工作，解决生活问题，并提供必要路费。

周养浩一行人，经批准后先到香港，准备再看台湾方面态度。他们在香港整整等了大半年，一次次打听消息，一次次失望而归。台湾当局迟迟不给答复，事实上已经表明态度：不愿接受这批曾被新中国改造、已明确表态承认罪行的“旧人”。政治上的算计，在这里明显地压过了辩解的言辞。

时间拖久了；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改变计划。考虑到子女分散海外的情况，他最终选择转道美国，与在美国的小女儿生活在一起。从这一步开始，他的轨迹从公开档案中渐渐淡出，留下的文字记录很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美国过得相对低调，没有频繁露面，更谈不上在舆论场上大张旗鼓地发声。

真正让他重新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的，是另一位旧战犯的一本书。

四、远在美国的一句话：对历史的态度

同样被特赦的军统少将段克文，后来也到了美国。他在那边没有亲属，通过“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才得以登岸，生活相当拮据。为了糊口，他开始给一些报纸供稿，写自己过去的经历，又整理出一本名为《战犯自述》的书，试图用“亲历者”身份来讲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生活。

问题出在内容上。这本书里，他对在押期间的情况大肆歪曲，把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轻描淡写，却着重渲染所谓“受刑”“虐待”，声称曾被“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言辞激烈，给人的印象是：自己在新中国狱中遭遇了极其残酷的待遇，而不是在接受系统的思想改造。

这类说法一旦被传播，很容易误导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书稿传回国内后，在已经获释的一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引起强烈不满。许多人都清楚，当年的管理制度虽然严格，但决不允许私刑和酷刑，更不允许用“辣椒水”“老虎凳”这类手段对待已经战败投降、并正在接受改造的战犯。

文强看完书后，气得直骂，随后写了专文予以驳斥。黄维也写下《黄维自述》，对当年功德林的生活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回忆，指出段克文在书中“张冠李戴”“凭空捏造”的种种地方。战犯这个群体内部，在面对事实问题时，出现了某种分野：有人选择以夸大苦难来掩盖罪行，有人则认为这样做既有失公允，也是在否定自己曾经获得的宽大处理。

在美国的周养浩，也看到了相关报道。原本，他在海外几乎不接受任何采访，倾向于“沉默过日子”。但面对段克文的“笔下世界”，他感到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话。毕竟，他在功德林待过多年，对那里有哪些规矩、怎样管理，清清楚楚。

面对记者，他的评价很直接：“段克文一贯立场反动，不可信。”这句话不长，却态度分明。紧接着，他补了一句：“能与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于“特赦”这件事，并非口头一说，而是真切地意识到：以自己当年的罪行，能够活着走出大门，本身就是政治上的极大宽恕。

这几句简单的话，从一个曾经的军统少将、曾参与重庆大屠杀和谋害杨虎城的人口中说出，信息量并不小。一方面，他否认了“酷刑说法”，等于从反面证明功德林的改造制度不是靠私刑维系；另一方面，他承认自己获释归根结底依靠的是新政权的政策，而不是所谓“命运安排”。

在这一点上，周养浩和段克文，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选择用虚构的受难“遮盖”过往的血债，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另一个没有美化自己的过去，也没有否认曾经的罪行，只是在后来平静地说出那句“要感谢”的话。这种差异，本身就是对历史态度的分界线。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确凿的档案、没有众多在押人员互相印证，单凭某一本“回忆录”，很多人很可能会轻易相信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历史一旦被这样“改写”，死难者的血，便再次被无形中抹去。这也是不少老干部、老战犯看完段克文的书后愤慨的原因：他们不能接受把真实的管理制度说成酷刑地狱，更不能容忍有人以此来洗白自己的罪行。

回头看周养浩的一生，从法学院学生，到军统少将；从书生面孔，到“书生杀手”；从歌乐山枪声，到白公馆铁门；从拒捕抗拒，到受改造、获特赦；再到晚年远在美国，说出那句颇有分寸的话。中间的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

他参与了新旧政权更替中最黑暗的一些行动，也亲身经历了新中国对战犯的改造与特赦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人的命运轨迹，折射出旧特务系统如何一步步走入历史的阴影，也折射出新政权在处理战争罪行时所采取的那种既坚定又有尺度的方式。

今天回看重庆白公馆那间牢房，人们最常想到的是叶挺写下的《囚歌》。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曾经有一段时间，这里也关过一个当年的特务少将。对他而言，这里既像是一面镜子，又像一把秤，把过去的轻狂和冷血，都一寸一寸地照出来，称清楚。真实的历史，大多就是由这样复杂又矛盾的命运拼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