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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13日,加州州长纽森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当着各国代表的面,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他说特朗普的言论有种族主义色彩,批评国会软弱无力,还呼吁企业领袖和民众必须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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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州长,不在国内提意见,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反对总统,这很少见。而且加州和联邦政府的矛盾,已经从具体政策不合,变成制度层面的冲突。
一、州长为什么能在国外批评总统?
美国宪法规定了一种权力分配方式:联邦政府管外交、国防、州际贸易,各州管自己的事务。长期以来有个默契:国内可以有分歧,但对外表态要一致。州长在国内批评总统是一回事,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反对,是另一回事。这种做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政治惯例。
纽森清楚这种默契,但他选择打破。加州GDP约4.2万亿美元(2025年数据),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与印度、日本规模接近,超过英国,科技、娱乐、农业产业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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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个经济大州,却要承受它不认同的联邦政策:退出气候协议、收紧移民政策、发动关税战。加州觉得,既然华盛顿不听我的,那我就在国际舞台上自己发声。
加州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一些国家特征。它自己签气候协议,制定科技标准影响全球,通过好莱坞传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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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联邦政策严重损害加州利益时,州长选择在国际场合发出不同声音。这实际上是在挑战联邦政府对涉外事务的主导权。
但这种做法有风险。美国联邦制能稳定运行,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对外保持一致。加州这样做,其他州可能跟进。如果红州和蓝州都各自在国际上找支持者,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会陷入混乱。
三、企业该听谁的?
纽森在讲话里特别提到,企业领袖要站出来。这句话有针对性。加州聚集了苹果、谷歌、Meta等科技巨头,虽然特斯拉已搬去德州,但业务仍深度依赖加州。马斯克曾任特朗普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卸任后仍为顾问。这种与特朗普政府密切合作的做法,引发纽森等加州政界人士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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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森的意思是,这些在加州成长起来的公司,不能一边享受加州的创新环境和人才,一边跟特朗普政府合作,还骂加州不好。
这里涉及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过去,企业虽也承担一定社会责任,但主要局限于慈善和员工福利。现在,消费者、员工、投资者都要求企业在气候变化、社会公正等政治性议题上明确表态。耐克支持种族平等运动、迪士尼反对佛州教育法案,企业介入社会议题已成常态。
纽森希望企业支持加州立场,这个策略有风险。如果企业集体支持加州,就等于承认州政府比联邦政府更能维护它们的利益,这会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威。当国内政治对立如此严重,企业还能保持中立吗?过去企业可以回避政治立场,现在双方都在施压要求表态。这种压力最终会传导到商业决策上。
四、批评比外部攻击更伤人
慕尼黑安全会议是西方主要国家讨论安全问题的年度会议,议题包括俄罗斯、北约、欧美关系。拜登政府时期,美国代表参会通常是为了安抚盟友、展示团结。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欧关系紧张,这一传统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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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纽森参会,传达的信息是,特朗普政府具有破坏性且不可持续,三年后就会下台,加州才是欧洲可以信赖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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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人士的批评,比外部敌人的攻击更能损害国家信誉。国际关系中,信誉很重要。其他国家信任你,才愿意跟你合作。美国过去几十年赢得的信任,来自政策稳定和国内团结。现在州长亲自证明这两点都有问题,盟友很难继续信任美国。
欧洲国家现在处境困难。他们需要美国对抗俄罗斯,但看到美国政府每四年可能大幅改变政策,连州长都公开反对总统,难以确定长期合作能否持续。纽森的批评,让欧洲有理由重新考虑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毕竟,连美国自己人都说美国不可靠了,外人减少依赖不是背叛,是明智选择。
这种内部矛盾公开化可能变成常态。如果2028年纽森参选总统,他现在的批评会被对手利用。在国际场合批评政府,在国内选举中可能被攻击为不爱国。这种做法会加剧国内对立,形成负面循环。
五、两种美国
纽森的愤怒不只是政策分歧,更涉及根本利益冲突。加州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硅谷科技产品销往全球,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内播放,洛杉矶港是美国最大的港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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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的经济利益,依赖于开放市场、多元文化、气候政策和自由贸易。
特朗普主张的是另一套政策。制造业回流、美国优先、保守价值观、放松环境监管。这些政策在工业衰退地区和农业州受欢迎,但对加州经济不利。关税战影响加州的供应链,移民政策收紧减少加州的劳动力,退出气候协议损害加州的清洁能源投资。
这是两种发展路线的冲突。纽森在国际场合批评特朗普,代表了支持全球化的一方对本土主义政策的反对。他想传达的信息是:加州的利益和价值观,更能代表美国的未来方向。
但民主政治中,选举人票决定结果,不是经济规模。加州经济规模很大,但在参议院只有两个席位,和人口稀少的怀俄明州相同。在选举人团制度下,加州立场明确,总统候选人不会花精力争取,因为结果已定。特朗普的政策直接损害了加州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观,而加州在联邦政治体系中缺乏足够影响力来阻止这些政策,这是纽森不满的根本原因。
六、这种做法的风险
纽森的策略有风险。他越是强调加州可以独立行动,越可能加剧联邦与州的制度性冲突,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威,并为其他州效仿提供先例,最终瓦解美国联邦制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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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联邦制国家的分裂,常常从地方政府寻求更大自主权开始。美国内战前,南方州也是先以州权为由扩大自治,最终宣布脱离联邦。当然,今天的加州不会走那么远,但制度的改变是逐步发生的。当州长扮演外交角色,当企业按州而非按国做决策,当国际盟友分别与联邦和州政府打交道,国家的凝聚力就会下降。
纽森的演讲获得关注,但这种关注可能强化加州而非美国的形象。当州长需要在国际场合纠正总统的政策时,说明国内政治协调机制已经失效。这种策略对民主党和美国整体都有害:短期内让进步派有发声渠道,长期却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威。
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制度压力。纽森参加慕尼黑会议,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而是问题严重的表现。当州长和总统在国际场合公开对立,受益的只有希望西方衰落的对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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