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熊向晖要退休，荣毅仁却拉着他到中信：这事儿中央已经决定了

1982年秋天，北京的天已经有了凉意。统战部的一间办公室里，熊向晖合上笔记本，对身边的同志笑着说了一句：“差不多该退下来了，这些年经历的事，也该静下心写一写了。”谁也没想到，就在同一时期，中南海里围绕他的去留，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安排。

有意思的是，这位当年在胡宗南身边九死一生的情报员，本以为晚年会安静地写回忆录，结果却被推到了改革开放金融前沿的一线。1982年10月，一通电话打破了他的计划，电话那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两个人此后在中信并肩走过的那几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恰好镶嵌在中国对外开放金融探索的关键阶段。

而要真正理解“82年熊向晖要退休，荣毅仁却拉着他到中信”这件事，还得把时间往前拨一点，看清这家后来举足轻重的“中信公司”是怎么走到台前的，又是如何一步步需要这样两位出身、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站在一起的。

一、从涮羊肉饭局到“对外开放窗口”

时间如果推回到1978年，那一年可以说是新旧交汇的起点。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这在当时并不只是口号，而是要找出一条实打实的路子，把经济尽快拉上一个新台阶。

在这之前，邓小平已经做了不少铺垫。1978年5月3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点得很透：西方资金“没出路”，愿意借给中国，而中国自己却“很蠢”地不愿意用。这话在当时听起来挺刺耳，但却是实情。那时国内大多数干部，提到“外资”“借债”，脑子里马上会浮现旧中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画面，心里自然是抵触的。

同年10月10日，他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团时，又提到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这话说得直接，却把问题戳穿了：不打开国门，想发展只会原地打转。

不过，利用国外的技术和资金，说起来容易，落到具体操作，就变成一个又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钱从哪儿进来，谁来负责，风险怎么控制，和原有体制怎么衔接？没有先例，也没有教材，很多事情只能边走边摸索。

就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1月17日，人民大会堂里那顿涮羊肉就显得格外关键。那天晚上，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几位老工商业者围坐一桌，气氛看似轻松，话题却一点都不轻。邓小平开门见山，谈到要多条门路搞建设，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可以搞补偿贸易，可以搞合营，也要考虑偿还能力，不能盲目乱上。

这席话，等于把老工商业者请回到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中来，不是做摆设，而是真正要出主意、办实事。荣毅仁就是在这样的谈话中，慢慢把“办一个信托公司”的念头捋清楚的。

荣毅仁当时已经恢复工作，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有机会出任部长职务。按很多人的看法，这是稳妥又体面的选择。然而，他回去一琢磨，觉得自己在企业和金融方面的经验，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更有用。于是，他写出了那份后来很有名的报告《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送到了邓小平案头。

1979年，国务院同意设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同年10月，中信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荣毅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头顶是国家，身后是一个全新的、没有先例的制度安排。

不可否认，在当时“办公司”这个概念本身就让不少人摸不着头脑，更别说带有“信托”“投资”这样的新鲜词。有的群众对“信托”的理解，竟然是拿旧衣服上门托人代卖，这种反差，多少能看出观念上的距离。

不过，中信公司真正承担的任务，是为国外资金和技术进入中国搭一个可靠的平台。外国投资者把资金交给中信，由中信按约定用途规划项目、管理运作，这既是信托关系，也是新型的财产管理制度。这在当时国内金融体系里，算是相当前卫的一种尝试。

二、中信起步：资金、体制与质疑声

1979年中信公司获批成立时，从法律地位到运行机制，几乎每一步都要摸着石头过河。荣毅仁起初希望把公司办成类似私营企业的形式，这更符合他多年的商业直觉。不过，从外部信用和政治环境看，这种形式很难让国外大资金彻底放心。

陈云从全局考虑后提出，最好还是由国家“背书”，以国务院直属国有企业的身份出现。这样一来，外资在对接中信时，就能清楚地看到国家层面的责任和承诺，信任度会高不少。

有趣的是，尽管在制度上中信是国务院直属企业，可社会上各种误解却一直不少。因为荣毅仁亲自操办，早期启动资金一度不到位，他只得用自家资金垫上，外界看到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又看他处处亲力亲为，就有人干脆说这是“荣家自己的公司”。更有人摇头感叹：“荣毅仁真傻，部长不当，去搞这种有风险的玩意儿。”

从结果来看，这样的评价显然是片面的。荣毅仁在任董事长期间，没有拿过一分钱企业工资，中信的经营利润也全部归国家所有。当然，外界看不见的，是他和团队在制度缝隙里反复试探、协调的种种辛苦。

资金问题，是中信起步期绕不开的一道坎。当时中央财政非常紧张，陈云曾在会上点出数字：中央能直接掌握的资金只有一百多亿元，很多大项目因为缺钱而被迫停工。江苏仪征那家年产18万吨的化纤厂，就是典型案例——上马之后，资金链很快绷紧，被迫半途停摆。

在这种情况下，荣毅仁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具争议的办法：向日本发行债券，筹集项目资金。这一建议一抛出，很自然地就撞上了长期形成的“不能欠外债”的观念。特别是在还清苏联债务之后，“不欠外国一分钱”的自豪感已经深入人心，一听要发行债券，还要面向日本，很多人心理上难以接受。

事情并没有因为争论而停下来。荣毅仁挨个找有关部门沟通，讲项目需要，讲风险控制，讲国家整体利益，耐心做工作。经过多轮协调，最终在1982年1月，通过了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的方案，仪征化纤厂才得以重新动起来。

不得不说，这样的操作放在今天看起来并不惊奇，但在当时，却是“破题”式的一步。也正是这些早期尝试，让中信在国内经济格局中的角色越来越突出，与其他部委之间的摩擦也随之增多。

一方面，中信在做很多“拾遗补缺”的事，承担着引进技术、资金、开拓渠道的任务；另一方面，某些项目和权责布局，很容易与既有部门产生交叉和误解。荣毅仁甚至一度提出人事、业务、财务“三脱钩”的设想，希望减少行政干预，让企业机制更灵活。这个提法，在当时无疑又添了一层敏感色彩。

就在这种既需要破局、又充满误解的环境中，中信公司内部的一个重要职务，开始显得格外迫切：需要有人既懂党内工作，又能理解统战和外交语言，还要能和各部委说得上话。1982年，这个角色，落在了熊向晖身上。

三、熊向晖出山：从“要退休”到“中央已经决定”

1982年，熊向晖已经六十出头。以他从抗战时期起就活跃在隐蔽战线的资历，这个年纪提出退休，在组织上并不突兀。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从调查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的位置退下来，把多年经历系统整理出来，写成回忆材料，给后人留一个比较完整的史料视角。

就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荣毅仁打来了那通电话。电话里他直截了当：“向晖同志，我要来拜访你。你就要到中信公司来领导我们了。中央已经决定了，让你当中信的党组书记。”这一句“中央已经决定了”，既带着庄重，又透出一点不容推辞的意味。

熊向晖与荣毅仁并非素昧平生。早在更早的工作阶段，两人就有过接触，对对方都有一定了解。但说到要到一家刚成立不久的“信托投资公司”担纲党组书记，对他来说确实是意料之外的安排。

建国前，熊向晖长期在胡宗南身边从事情报工作，险象环生。解放后，在周恩来总理安排下，他转向外交战线，协助处理大量涉外事务，后来又出任驻墨西哥大使，外交经验相当丰富。回国后，他再度转岗到统战口，长期处理多党合作、爱国统一战线方面的实际问题，在许多复杂场合都打过硬仗。

这样一个经历横跨情报、外交、统战的老党员，提出退休申请本身，也是在给年轻干部腾位置。谁都没想到，在叶剑英、聂荣臻得知他要退下后，两位老帅立刻向中央提出意见，意思非常明确：熊向晖“很有才华，在老干部中还比较年轻，应该出来做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组部上门找他谈话。直到那时，他才确认荣毅仁的电话不是随口一说，而是已经酝酿成熟的组织安排。很快，1982年10月9日，中央正式任命他为中信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坦率地讲，让一个缺乏企业经营经验的老干部，走进金融企业的前沿阵地，从表面看并不“对口”。但从当时中信的处境看，这个安排又十分贴合。中信与多个部委关系紧张，机构超编与任务不足编的矛盾交织，改革步伐快，社会观念却还停留在过去，外界对中信和荣毅仁本人也有很多议论，需要一个懂党、懂政策、懂协调、懂分寸的人出面“搭桥”。

上任后，熊向晖有一句话，传得比较广：“共产党请荣毅仁‘出山’，就是要向世界表明对外开放的决心。因此，只要在任，决不敷衍塞责，尽自己所能，坚决支持荣毅仁和中信的发展。”这句话一方面表态鲜明，另一方面也等于给荣毅仁“撑腰”，告诉各个部委：中信不是谁个人的“独角戏”，而是党中央决策的一部分。

四、机构、人事与“超编又不够用”的尴尬

熊向晖到任时，正赶上一个颇为微妙的节点——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正在进行精简机构。各部委都在裁员减编，“人多”被视为一种负担。中信公司名义上是国务院直属的部级企业，原定编制只有60人，但随着业务不断扩展，到1982年已经发展到200多人，表面上看，是严重超编。

问题在于，如果只看数字，这确实“超”；如果结合任务和业务量，就成了“人手远远不够用”。中信不仅要承接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还开始涉及国内外债券发行、国际租赁、项目融资等多领域工作，尤其在筹资、洽谈、论证方面，对专业人员的需求非常紧迫。

机构精简的风向压下来，很多单位忙着“瘦身”，中信却不得不想办法增加人员，这种“逆势而行”，稍不注意就会引发误解。熊向晖和荣毅仁反复商量，觉得与其在内部暗自犯难，不如把实际情况如实报告上去。

一开始，两人考虑，按实际需要，中信至少要有八百人的编制才能撑得住当时的工作。但是，这个数字本身就有点“扎眼”，特别是在大家都在强调压缩机构的时候。荣毅仁对此有所顾虑，担心一上来就提出大幅扩编，会让人觉得中信“不识时务”。

熊向晖最后主张，把数字压到五百人，既反映实际需要，又表示理解中央精简机构的大方向。报告最终以五百人为目标上报，国务院在与相关部门沟通后，同意中信扩编，不过核定的结果是四百人。这其中有妥协，也有进展，但从现实效果看，至少为中信争取到一个相对宽裕的操作空间。

不得不说，在这样的协调过程中，熊向晖过去多年积累的党务、统战经验起了很大作用。他知道报告该怎么写，知道该找哪几个口子沟通，也懂得在哪些问题上可以坚持，哪些地方要作适当让步，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恰恰构成了中信得以顺利运转的基础之一。

与人员编制类似，中信与各部委之间的关系，也是他到任后必须面对的难题。因为业务新、项目多，原有管理边界很容易出现重叠，不少人担心中信“抢权”“抢利”，而不是把它看成国家统一布局的一部分。这种心理如果不疏导，哪怕是小事，也容易变成“过不去的坎”。

针对这一点，熊向晖提出了一个很实用的办法：请各部委直接派人到中信“坐镇”。这样一来，相关部门既能掌握第一手情况，又能参与决策和监督，很多误会自然会减少。事实证明，这种“请进来”的做法，确实比单纯写报告、开会沟通要来得直接有效。

五、中信权责梳理与“桥梁角色”的形成

1983年，中信迎来一个重要变化。那一年，荣毅仁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时继续担任中信董事长。按照他的设想，总经理职位最好交给熊向晖，一方面便于党务、行政和业务之间的统一协调，另一方面也能向外界释放一个相对稳定的信号。

熊向晖认真考虑后，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自己更适合继续担任党组书记和副董事长，从整体把握方向，把总经理的位置交给熟悉企业运作、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来担任，会更利于中信日常经营。于是，他推荐了中信副总经理徐昭隆出任总经理。

更有意思的是，在副总经理人选上，他没有把目光局限在公司内部，而是主动建议：可以请国家计委、经委各推荐一名人选，中组部委派一名，内贸部提升一名，再由公司内部选出一名。这样，一个兼顾各部门利益、又符合中信业务结构的领导班子，就有了雏形。

这套方案报上去后，很快得到了计委、经委等部门的支持。原因并不复杂：各方都能参与，又有一定发言权，自然就容易形成共识。中信在此后的工作推进中，也逐渐从“单兵突进”变成“多方协同”，外界对它的看法和态度，也在悄然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荣毅仁在制度安排上的敏锐，一直贯穿其中。中信成立之初，他就提出设立党组，报国务院批准。党组对重大决策、业务布局、人事安排都有建议和协商权，这既是党对企业的政治领导形式，也为中信避免“孤悬于体制之外”的风险提供了保障。

在实际操作中，董事会层面由荣毅仁统筹，党组由熊向晖负责，两者互相配合，又有清晰分工。党外人士主持全面工作，老党员把好政治方向和协调关，这种组合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也为后来国有企业的治理提供了某种经验。

六、金融探索：从债券到中信实业银行

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中信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动作越来越频繁，各种新业务层出不穷。外界对其评价，既有赞赏，也有疑虑。很多人对“信托投资公司”到底能干什么，并没有清晰概念，只能通过一个个具体项目，来判断它的作用是正面还是负面。

在这种背景下，荣毅仁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更核心的环节——银行。长期从事企业经营的人都清楚，金融体系的枢纽在银行，尤其是商业银行。如果没有自己的银行业务，中信在很多对外项目上只能被动配合，难以主动设计和推动。

1984年年底，他向中央专门写了一封信，请求在中信体系内部设立一所银行。在他看来，设立商业银行，可以打破某些垄断局面，让金融运作更贴近实际需求，同时也能更好地与国际规则接轨。

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很自然地又引起了不少讨论。有人担心这样会冲击现有的金融秩序，也有人怀疑中信是否具备管理商业银行的能力。对于这些担心，国务院没有匆忙表态，而是组织有关部门和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反复讨论。

在多方权衡之后，一个折中而稳妥的安排形成了：先在中信公司内部设立银行部，扩大外汇银行业务的范围，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经验，待条件成熟再正式组建独立银行。这个过程虽然看起来有些谨慎，但符合当时“试点——观察——再推广”的一贯做法。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中信公司银行部正式改称“中信实业银行”。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商业银行之一，它的出现，为后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埋下了关键一笔。站在当年的时点上，很难有人测算出几十年后的规模和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早期这股敢闯敢试的劲头，很多后来被视为“顺理成章”的格局，压根不会出现。

在这一系列探索中，熊向晖的“桥梁作用”继续发挥着价值。中信业务每迈出一步，往往都与某个部委的职责边界擦肩而过，稍有不慎就会被理解为“越权”或“抢风头”。正是在各种协调、解释、沟通中，中信逐渐找到了既不脱离国家整体布局、又保持自身活力的平衡点。

七、“想退休”的反复与最终离任

中信的速度，在八十年代前期有目共睹。短短几年间，中信已经从一张白纸，变成一个在国际上有一定名气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对外，是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对内，则是诸多新机制、新模式的试验场。

也正因为节奏紧、任务重，熊向晖的退休念头，并没有彻底消失。1983年6月9日，他向中央递交报告，再次提出因年事已高，希望离开中信岗位，回到更安静的环境整理资料、撰写回忆文字。考虑到他早年经历，这种愿望本身并不难理解。

消息传到荣毅仁那里，他并没有在日常工作中“劝一劝”这么简单，而是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国务院。他在信里肯定了熊向晖长期从事涉外工作的经验，也讲到他到中信后，对公司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特别提到双方在工作中的互相支持与配合，希望中央不要批准他的离休。

这封信的用意很直白：中信正处在上升阶段，内外关系复杂，熊向晖这样的干部，不是说有就有，说换就能换的。他的在场，本身就是一种稳定器。中信不少老同志也是这个看法，有人听说熊向晖要走，私下里都劝他再等等，说“这会儿走，真舍不得”。

在各方挽留下，熊向晖又继续在中信工作了两年多。1985年8月，他因年龄原因，正式卸任中信党组书记职务，但仍然担任副董事长直到1989年1月离休。这样的安排，让工作交接有了缓冲期，也让后来接班的干部有时间适应。

1993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选举荣毅仁为国家副主席。按照规定，他卸任中信公司董事长。从1979年筹备到1993年卸任，他在中信整整耕耘了十多年。到他离任时，中信已经从几十个人的“小机构”，发展成拥有三万多员工，涵盖商业银行、投资、实业、地区子公司和海外子公司在内的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超过八百亿元人民币，这在当年的中国企业版图上，是一个相当前卫的体量。

八、记忆与评价：两位“老同志”的身影

岁月往前走，人终究要从岗位上退下来，但留下来的，不只是数字和规模。对中信的很多干部员工来说，荣毅仁与熊向晖，已经不单是历史资料里的名字，而是特定阶段里非常鲜明的两个身影。

荣毅仁身上，既有老工商业者的精明，又有对国家大局的敏锐判断。在关键时刻，他宁愿不做“稳妥的部长”，也愿意去承担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尝试，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开放事业绑在一起，这样的选择，本身就耐人寻味。

熊向晖则完全是另一种路径。他早年隐蔽战线的经历，决定了他做事很讲究纪律和原则。无论在胡宗南身边做情报，还是在外交场合应对复杂局面，抑或是在统战口与各界人士打交道，他始终把“政治方向”和“政策分寸”看得很重。到了中信，他把这种作风带进了一个正在探索中的企业体系中，让快速发展和政治可靠之间，有了一条相对稳固的纽带。

时间来到2019年6月26日，中信集团企业文化部、中信出版集团与《经济导刊》联合主办了一场“中信读书讲坛”。这一期请来的主讲人，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原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熊蕾。她有一个特殊身份——熊向晖的女儿。

讲座的主题是“熊向晖的革命生涯与中信岁月”。在场的中信人，很多已经是新一代员工，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故事，只能从资料中略知一二。这一次，他们从家人的口中，听到了更多细节。熊蕾提到，父亲是一位“把信仰保持了终生的共产党人”，严于律己、公私分明、清廉正直，是他留给子女和后来人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无论是建国前在敌营中出生入死，还是建国后在不同岗位上“接续火炬”，熊向晖的轨迹，始终围绕着“信仰”这条线展开。到了中信，他没有把这段经历当作一种“享受晚年”的安排，而是当成了一段必须认真完成的任务。

有时候，历史并不是通过某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呈现出来，而是在一件件看似“普通”的决策、一次次耐心的协调、一封封写给上级的信中慢慢浮现。1982年那句“这事儿中央已经决定了”，把熊向晖从退休边缘拉到了金融前沿；而他在中信留下的那些印记，又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悄然影响着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气质和走向。

从涮羊肉饭桌旁的那句“门路要多一点”，到日本私募债券、到中信实业银行的设立，再到中信成为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集团，这条线往回看，并不平坦，也谈不上一帆风顺。恰恰是在每一个节点上，那些具体的名字、具体的决定、具体的坚持，构成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