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求拆除国殇墓园跪着的4个雕像，中国：3个条件，缺一不可

1944年8月，一个阴雨不断的黄昏，腾冲城外的山坡上，几名青年在泥水里扒着一具又一具残破的遗体，鼻腔里都是血腥味和烧焦味。有人低声嘀咕了一句：“这么多兄弟，总得有个去处。”简单的一句话，却像一颗钉子，钉进了在场每个人心里。也正是从那一年起，一座在后来屡屡引发中日外交摩擦的地方，缓缓出现在滇西群山之间——国殇墓园。

多年以后，日本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盯上了这片墓园中的一角，不是为了祭奠，不是为了反思，而是提出一个让中国人听后火气直往上涌的要求：拆掉跪着的4尊日军雕像，把相关遗骨请回日本。更有甚者，在1997年，还想拿出10亿投资，当作交换筹码。

有意思的是，这些要求听上去冠冕堂皇，背后却始终绕不过国殇墓园的来历，以及那段极其惨烈的滇西抗战。

一、滇西战火：从怒江到腾冲城

要理解这4尊跪像为什么让日本这么“扎眼”，绕不开云南在抗战中的角色。

1938年以后，日本在华北、华中连年推进，却发现即便把国力七成以上砸进战场，还是拿不下中国。尤其武汉会战之后，中日进入战略相持状态，日本军部心里很清楚：只在正面战场硬啃中国，拖不起。

于是，侵略矛头一转，从陆地转向海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半年内占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开始谋划切断中国的“生命线”——滇缅公路。这条路，从昆明一路延伸到缅甸，是当时中美英援华物资的关键通道。

1942年春，中缅边境的同古城成了最后的屏障。3月29日前后，中国远征军在同古和日军对峙，短短十几天里，毒气弹、燃烧弹、肉搏战交织在一起。因为补给跟不上，远征军多日断水断粮，不少士兵拉响手榴弹，抱着敌人同归于尽。

彼时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已经预感到这是一场必然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硬仗，他下达命令：“通知全军，如果我死了，副师长代之，副师长牺牲，参谋长代之……”还要求官兵写好遗书。简单几句话，把那种“打到一个不剩”的决绝撕开给人看。

战斗打到最紧张的时候，驻缅英军突然撤向印度。前线的中国远征军就像被抽掉靠背的椅子，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滇缅公路失守，远征军伤亡惨重。戴安澜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临终前整理军容，让部下扶起自己，久久望向东方，方向是几十里外的国土。他留给妻子的遗书里写着：“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此时他年仅三十几岁。

缅甸一失，日本很快沿着公路深入云南。1942年5月初，德宏、龙陵等地先后被占领。5月10日，有“黑风部队”之称的日军进入腾冲。腾冲沦陷后，杀戮、焚掠接连发生，据战后统计，至少一万三千多平民死于屠杀，还因细菌战、瘟疫灾祸，又有成千上万的民众倒下。

到了1944年，中国方面不可能再容忍滇西一直在敌手中。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约十六万官兵，在怒江雨季最凶险的时节，强渡激流，拉开了滇西反攻的序幕。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回腾冲。

那时候，日本利用滇西复杂地形，修了大量鸟巢式树上工事、蟹洞式掩体、鼠穴式散兵壕，连成片的据点绵延百里。再赶上连绵雨季，弹药、粮秣难以及时运上山，部队身上衣服干不了，脚下鞋袜烂掉，疾病和战斗一起消耗着每一个人。

但敌人工事再密也挡不住步步逼近的攻势。经历四十多天血战，高黎贡山战役结束，远征军付出惨重代价后，继续向腾冲推进。

腾冲城，是用巨大条石砌成的古城，城墙高过八米，厚实坚固。日军两年经营，在城内外修暗堡、挖壕道，几乎把整个城变成一个坚硬的堡垒。远征军五十四军从四面发动强攻，火炮、爆破、烟幕配合，战士们抬着竹梯，在机枪扫射和迫击炮爆炸声中往城墙上贴。

火力太厉害，一波又一波冲上去，又一波一波倒下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进展极其缓慢，就连指挥员都忍不住在地图前沉默。最终，只能请求盟军飞机参与轰炸。飞机一轮又一轮地投弹，城墙被炸出缺口，远征军才抓住机会杀入城内，接着就是巷战、坑道战、逐屋争夺战，每一段街巷都有人倒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腾冲百姓表现出的那种“拼命帮忙”，很值得一提。第五十六军预备二师第六团有人回忆，攻城期间，不管是白发老人、城里绅士，还是男女学生、乡村小吏，都抢着给部队驮沙袋、送弹药、挑茶饭。有人一边走一边喊：“多装一点，多送两趟，前面是咱自己的城！”

腾冲战役从1944年5月打到9月，共大小战斗八十余次。战后统计，日军约六千多人被歼灭，包括少将指挥官与联队长藏重康美等百余名军官。而中国军民共牺牲九千一百六十八人，民众随军作战及赴义死难者六千四百人，美军阵亡十九人。

战斗结束时，腾冲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没有一间房子能挡风雨，没有一棵树不带弹孔，城里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和坍塌的墙基。也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之上，国殇墓园的雏形被提了出来。

二、国殇墓园与“倭冢”：跪着的不是雕像，是态度

腾冲光复之后，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首先提出，要为牺牲的将士建一座像样的墓园。这不是简单的“埋起来”，而是要有一处能让后人记住他们在哪里倒下、为了什么而倒下的地方。

霍揆彰专门电告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请他在重庆向蒋介石申请拨款。1944年11月16日，“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建筑委员会”正式成立。墓园设计借鉴了南京中山陵的布局格局，规模不算夸张，却很讲究气势与庄重。

至于名字，李根源从《楚辞·国殇》中取了“国殇”二字，“为国牺牲的忠烈永垂不朽”，这四个字背后，是惨烈战况，也是他心里的那点坚持——死去的人不能被遗忘。

问题很快就来了。战斗太激烈，多数烈士遗体被炸得面目全非，身份牌、文件早就遗失或烧毁。当地民众和军方人员一起，在山上、田间、沟壑里收敛遗骨，看到的几乎都是残缺的肢体、焦黑的躯干。半年多时间里，共收殓、安葬烈士九千一百六十八名，全部葬入国殇墓园。

这里面不仅有久经战阵的老兵，也有扛着比自己还高的枪的“娃娃兵”，很多人才十来岁；还有原本在校读书，看到战局危急，主动参军的青年学生。他们的名字，很大一部分在档案上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一个“无名烈士”的编号。

烈士安葬有了着落，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眼前：日军尸体怎么办？

山坡上、沟渠中，日军遗体同样随处可见。当地人看见这些尸体，多数人强压住怒火绕着走，连看一眼都不愿意看。有的老人咬着牙说：“让他们烂在山里算了。”但腐烂的尸体，会污染水源，传播疫病，腾冲刚从瘟疫阴影里出来，再拖下去，新的灾难就要跟上门。

众人反复争论，迟迟拿不定主意。有人小声提了一句：“总不能跟自己的烈士埋在一起吧？”这话一出，周围人都下意识点头。国仇家恨面前，心理上很难接受让侵略者与抗战烈士同地同规。

李根源这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但又带着极强的象征意味：日军尸体不能任其腐烂，也不能享受与烈士同样的祭祀待遇，可以单独掩埋，取跪姿下葬，让他们在中国土地上长久谢罪。

这个想法的背后，有两个层面。

一方面，他很清楚日本对于“侵略”一词一直讳莫如深。无论战前宣传，还是战后教科书，日本始终用“大东亚共荣圈”“解放亚洲”等说辞粉饰其侵略行为，把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事包装成“帮助”和“合作”。这种态度，如果没有一个强烈的、具象的象征物，时间一久，外人很容易被模糊过去。

另一方面，把日军以跪姿下葬，并不是要效仿传统的“厚葬强敌”，而是为后人留下一道清晰的界线。这里不是“敌我不分”的乱葬坑，而是一处让侵略者在死后仍处于羞辱和忏悔姿态的墓地。李根源还亲自为这个区域题名“倭冢”——不是普通公墓，而是让世人一看名字就知道葬的是谁、为什么这样葬。

葬礼完成后，参与收殓的腾冲百姓并没有轻松下来。有年轻人说：“他们这样跪着，也算是个交待。”也有人依旧觉得不解气：“就该暴尸荒野。”这些声音都存在，却共同推动着之后更具象征意味的一步——修建跪着的日军雕像。

修墓园的人很快想起了在杭州西湖边长期跪着的那几尊铜像——秦桧夫妇以及帮凶的跪像。那种“让他跪着，给后人看”的做法，充分释放了历史判断：谁是忠，谁是奸，一目了然。

以此为参考，李根源下令，根据在腾冲被击毙的日军高级军官，包括联队长藏重康美等，塑造四尊跪姿雕像，放置于国殇墓园内。这四尊雕像的姿态非常明确：双膝着地，双手反绑，头微低，身后石碑刻明姓名和职务。

有必要说清楚一点：这四尊跪像不是简单的“泄愤”之作，而是葬礼与纪念方式的一部分——在同一块土地上，烈士长眠，侵略者跪着谢罪，两者位置、姿态、意义截然不同。

也正因为这种极强的象征意义，国殇墓园一落成，便成了日本最难直视的角落之一。

三、日本的要求与中国的“三个条件”

1945年战争结束后，腾冲归于平静，但国殇墓园和那四尊跪像却一直在那里，提醒着每一个走进去的人，这片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

战败后的日本，在官方层面虽然签署了各类条约，但在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上却摇摆不定。一方面对外宣称“反省”“不再战争”，另一方面又在国内修建靖国神社，供奉包括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在内的大批战犯牌位。后来的几十年里，部分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的举动，更是一次次刺痛亚洲受害国的神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某些政治势力和右翼团体就对国殇墓园提出过异议。正式和非正式场合，都有人表达过“不宜在中国土地上让日本军人以跪姿被羞辱”等意见，提出希望拆除跪像，把有关遗骨迁回日本。

中国方面在当时没有公开大张旗鼓地宣传这些交涉过程，但态度始终很明确：墓园是中国为纪念抗战烈士而建，跪像的存在，本身就源于侵略者犯下的罪行，没有理由为照顾加害者的感受而动。

时间到了1997年，国内改革开放已经推行多年，东部沿海发展很快，但云南整体经济仍然相对落后，全省一百二十多个县中，有七十多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约一百六十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就在这个节点，日本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看上了云南，提出要在当地投资十亿人民币，建设汽车生产线，声称无偿援建。

表面看，这是块诱人的“肥肉”。十亿资金在当年的云南，的确不是小数目。可是对方挂在后面的那个附加条件，却彻底暴露了真正的目的：希望云南方面拆除国殇墓园中跪着的四尊日军雕像，并将涉及的日军遗骨迁回日本。

有工作人员在听完日方代表的条件后，当场脸色就变了。会后，有云南干部据说低声问了一句：“他们以为我们会拿先烈换钱吗？”这样的反问，并不夸张。

日方显然以为以经济筹码为诱饵，中国地方会“通融一下”。但云南方面态度干脆，直接拒绝。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决断，其背后有着中央层面的统一态度。因为类似要求，日本不是第一次提，而中国给出的回应，长期以来始终是同样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这三个条件很简单，却直指问题根源：

一，拆除靖国神社，停止供奉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一切侵略战争罪犯，终止参拜活动。

二，正视历史，根据事实全面修订中小学和相关教材，不得美化侵略，不得歪曲“中日战争”的性质。

三，日本政府就侵华战争，尤其是包括腾冲在内的滇西惨案和细菌战、滥杀平民等行为，向遇难中国军民正式道歉。

这三个条件，表面上与腾冲那四尊跪像的“搬迁”是交换条件，实际意义却远远超出腾冲一地。拆靖国，是态度问题；改教科书，是记忆问题；正式道歉，是责任问题。

如果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只是把四尊跪像悄悄撤走，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给了某些势力继续粉饰历史、掩盖罪行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谈判中不愿只盯住眼前的一角，而是强调必须从根上处理。

有人或许会问：日本政府真有可能答应这三个条件吗？从后来的事实看，答案很清楚。靖国神社不但没拆，还不断有人参拜；教科书问题时紧时松，时常爆出“淡化侵略”的版本；对于具体侵略行为的道歉，多数停留在含糊其辞的表达，甚至有政客公然宣称“并非侵略”。

也正因此，每当中国再次拿出这三个条件时，日方代表往往只能尴尬一笑，草草结束话题，悻悻而归。

1997年云南那次“投资换拆像”的提议，以失败告终。当地老百姓得知消息后，心里想的并不复杂：哪怕再穷，也不能拿烈士换钱，更不能替前辈去帮侵略者“洗白”。

很难不说，这种朴素的判断，有时候比外交辞令更直接，也更有力量。

腾冲国殇墓园从1945年前后建成，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以后，一直静静地在那，山风吹过，庄严肃穆。如今走进墓园，可以看到整整齐齐的烈士墓碑，看到正中矗立的纪念塔，也能看到那四尊跪着的日军雕像。因为风吹雨淋，石像表面已有斑驳痕迹，但跪姿依旧，姿态没有一丝改变。

偶尔有老人站在雕像前，沉默半晌，只留下轻轻的一句：“就该这样。”

滇西抗战过去八十多年了，当年的远征军老人，大多已经不在人世，少数健在者，年纪也早已是耄耋以上。他们当中，有人当年背着电话线冲向枪林弹雨之前，对战友说：“生死关头，我只管先跳进去，完不成，再换下一个。”有人回忆战场时仍会哽咽：“我胆子小，可那时候，不冲也得冲。”还有人半开玩笑说：“能让蚂蟥咬，是幸福，证明你还活着。”

这些话听着有几分苦笑的味道，却把战争残酷、生命卑微与坚决守土的决心一起勾了出来。

在这样的故事面前，四尊跪着的雕像，到底算什么？对很多亲历者而言，那只不过是最低限度的象征——侵略者跪在这里，跪在他们洒过血的土地上，不是为了满足情绪，而是为了提醒：有些事情，不能含糊，不好糊弄，更不能拿钱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