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北京一大学老师决绝离开，自缢身亡，才知竟是赵一曼之子

1982年8月的一天，北京的天气闷热压抑。北京工业学校的教师办公室里，点名簿上“陈掖贤”三个字连续好几天被画上了红圈，没人想到，这几笔随手一圈，竟成了一个生命的最后记号。

同事起初以为他又是情绪低落，在家里闷着不愿出来，大家也习惯了他时好时坏的脾气。拖了几天，总觉得不太对劲，有人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去家里看看吧，别出事。”等到人敲开他那间简陋的宿舍房门，一股长时间封闭的空气扑面而来，屋子里杂乱不堪，他本人却已经静静地挂在梁上，毫无声息。

消息传开时，校园里只是当成一桩普通的自杀事件。直到后来，有人追问他的身世，这才慢慢弄清楚，这位生活一塌糊涂、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政治老师，竟是曾经震撼东北抗日战场的女英雄赵一曼的儿子。

很多人这时才反过味来：堂堂烈士之后，为何会走到这一步？

一、烈士之后的艰难人生

如果只看简历，陈掖贤的起点并不低。1929年，他出生在东北，父母都是黄埔军校出身的进步军官，后来投身革命。1936年母亲赵一曼牺牲时，他还不到七岁。那个年纪的孩子，本该趴在母亲怀里撒娇，却突然被命运粗暴地推上了另一条路。

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缺了一角，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一角——母亲的陪伴和完整的家庭。

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看似有了转机。1950年前后，时任任弼时妻子的陈琮英，也就是他的姑姑，把这个侄子接到了身边。这个安排，不得不说改变了他原本可能更坎坷的轨迹。陈掖贤在组织和亲人的关照下，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算是当时很体面的专业。

按常理推算，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生，将来进外交部、外贸口、涉外机构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陈掖贤毕业后，却被分到了北京工业学校担任政治课教师。此后几十年，他的人生轨迹就牢牢地和这座普通院校绑在了一起，再没有机会走上一些人想象的“光鲜道路”。

他在学校里，业务能力不算差。老教师回忆，刚参加工作那几年，他讲政治课，底子扎实，史实熟，理论也讲得清楚，学生听得很认真。这样一个老师，如果只看课堂表现，很难和后来的结局联系在一起。

问题出在他生活上那种近乎失控的状态。

他对自己的日常起居几乎没有管理能力。宿舍里杂物塞满角落，地上灰尘厚得能写字。床上只铺一张凉席，席上扔着一床没有被套的棉被，早晨起来一掀就算，压根谈不上整理。有同事半开玩笑说：“你这屋子，是人住的地儿吗？”他只是闷着头笑笑，从不多解释。

钱，更是个老大难。工资不算低，但每个月一到手，很快就花得七七八八，日常生活、零碎花销，加上他心里那点借酒消愁的小习惯，到月底几乎必然要向同事张口。有时候，饭票换成现金，现金又变成酒和零食，到最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有一次，他连着几天没出现在食堂，寝室门又紧锁，大家担心出人命，破门而入，却看到他饿得实在起不来身，只能躺着硬挺。

学校层层考虑，觉得这样放任下去，事情迟早要闹大。一番商量后，专门安排一位老师与他合住，一方面帮他收拾屋子，另一方面代管工资。发薪时先扣除他之前东拼西借欠下的账，再统一购买饭票，剩余钱款分成几份，每周固定给他一点零花。这样的“代管生活”，在当时的单位里并不常见，可见组织对他是有特殊照顾的。

可即使如此，他还是想办法把饭票换成钱，继续买酒。表面看是“管不住嘴”，背后更多是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法排遣的压抑。这种长期内向、闷郁的性格，在人群中并不显眼，却一次次把他往阴暗的角落推。

感情生活也不顺畅。他的婚姻状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结了离，离了又结”。和妻子因为小事争吵是家常便饭，你一句、我一句，很快就能吵到摔东西。两口子闹矛盾，在邻居眼里不足为奇，可对于一个心理脆弱的人来说，这些家务冲突像一层层叠加的石块，压得他越来越沉。

1961年春天，他的情绪明显出现了问题。上课时神情恍惚，走路低着头，和同事说话爱理不理。学校领导注意到不对劲，安排同事陪他去医院检查。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医生建议住院治疗，诊断上虽没有留下详尽记录，但从当时的处理方式来看，应该已经把他当作有明显精神问题的患者。

在医院的几个月，他的生活逐渐规律起来。吃饭、睡觉、打针、吃药，都有人督促。学校的同事隔段时间去看他，顺手帮他把住院费、伙食费算得清清楚楚，多余的钱存在银行。出院那天，他手里拿着一本存着两百多元的存折，显得有些发愣。一旁的同事笑着说：“以后可得学会好好过日子。”他只是点点头。

回到学校后，他和之前离异的妻子复婚，又添了一个女儿。单位考虑到他一家人的困难，给他们分了一间单独的房间。从外人的角度看，这个小家总算有了稳定的样子：有工作，有妻子，有两个孩子，还有屋顶遮风挡雨。工资也不再由同事代管，全数发到他手上。

可表面的“稳定”，并没有真正抚平他内心的裂缝。

妻子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家庭开支一下子紧张起来。孩子要养，医药费要付，日常开销一项项压上来，他的经济压力陡然加大。精神状态再度下滑，他走路更加沉默，下班总是低着头，一个人慢吞吞往家里挪。即使回到家，也常常闷不吭声地坐在床沿，抽闷烟，喝闷酒。

到了1982年夏天，长期压抑的情绪终于走到了极端。连续几天没去学校，终于等到同事上门敲门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

外人看到的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婚姻不顺、性格沉郁的中年教师，却很少有人往更深处想一层：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推，还要推到一位年轻母亲的牺牲和一封写在押解火车上的遗书。

二、冰雪东北的女战士

要理解陈掖贤，就绕不开赵一曼。

这位在教科书里被称为“巾帼英雄”的女性，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较为殷实的家庭。从社会阶层上说，她原本可以过一种安稳甚至稍显安逸的生活——读读私塾，长大后嫁入门当户对的人家，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风云，却把她推到了另一条路上。1926年，21岁的赵一曼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被送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这里是当时革命青年的熔炉，不少后来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都出自这所学校。

1927年，国内形势突变，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各大城市。同年9月，赵一曼受组织派遣，前往苏联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学习。那是一所专门培养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她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政治和军事训练。1928年回国后，她先后在宜昌、南昌、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穿梭在码头工棚、里弄民居之间，身份不断变换，任务愈发艰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短短几个月，东北大片土地沦陷。东北人民的反抗声渐渐高涨，中央也将抗日的目光投向这片白山黑水之间。赵一曼受命奔赴东北，根据党组织安排，以各种身份活动，动员群众，组织抗日队伍。

1935年，她已经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重要骨干，主要活动范围在珠河、宾县一带。当年10月下旬，赵一曼带领部队在小九站南方的凉子山一带与伪满军遭遇。山地作战，环境恶劣，双方交战数小时，枪声在山谷间来回回响。由于敌众我寡，伤亡不断扩大，部队只得向春秋岭一带转移。

11月15日凌晨，日军横山、冈田等部队联合伪满军，从乌吉密、一面坡等地扑向赵一曼所在区域。敌人摸清了抗联大致位置，企图一举围歼。天色尚未大亮，寒气透骨。赵一曼一发现动静，立即组织部队向南山争夺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烈交火。山坡上，枪声、喊杀声和爆炸声此起彼伏，战士们在雪地和泥泞中反复冲杀，硬是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可是，敌人的炮火和兵力优势太明显，抗联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为了保存实力，她主动提出组织突围。当时的团长王惠坚持要自己断后，说：“你带队突围，我来掩护。”赵一曼却摇头拒绝：“你是当地人，熟地形，能带大家杀出去才算赢，我们不能都留下。”两人短暂争执，最终由王惠带大部队从西北方向突围，她留下不到十名战士担任掩护。

这支小小掩护队伍凭借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打死打伤日伪军三十多人，还击毙了敌军一个炮队的队长。枪弹打光时，他们已经精疲力竭。战斗此后仍断断续续持续，抗联部队的损失十分严重。

赵一曼在一次战斗中左臂负重伤，被转移到偏僻处养伤。伤还没好，就被汉奸告密，敌人深夜包围住她所在的住处。当时她因伤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被日伪军抬走，押往伪珠河县公署。

接下来的日子，比战场还残酷。

在珠河县公署的审讯室里，日本军官坐在桌后，伪翻译站在一旁，赵一曼被押到中间。她并没有一开始就露出抗联的真实身份，而是编造了一套身份，说自己与丈夫在东北做生意，混在民间。这不是胆怯，而是为了保护尚在坚持战斗的队伍。关于赵尚志领导的抗联部队，她一律装作不知。

日方审讯官试图动之以利诱之以恐吓。一位军官阴沉着脸问她：“你为什么要反对满洲国？为什么要拿枪反对日本？”话音刚落，她忍了半天的火气再也压不住，斩钉截铁回答，句子像一颗颗钉子钉在审讯室的空气里：

“你们假仁假义说什么‘保卫中国’，骗小孩还差不多。过去一年，你们烧了多少村子，杀了多少老百姓，难道我看不见？我是中国人，看着自己的同胞被你们这样杀、那样烧，难道就该跪着谢谢你们？中国人拿起枪反抗，就是天经地义。”

说话时，她紧盯着翻译的嘴巴，生怕对方故意少翻、错翻一个字。日本军官听不懂中文，但从她的语气和眼神，已经感受到了那种不服和蔑视。继续追问，她依旧不肯交代任何关于组织的情况，只反复强调一个立场：抗日，是她唯一的选择。

当话术和威逼都不起作用，敌人转而动用酷刑。马鞭、木棍、上刑具，一招一式都试了个遍。在赵一曼左臂未愈的伤口上，加重打击，疼得她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又继续被拖进审讯室。就算这样，她嘴里吐出的仍然是对侵略者的控诉，而不是组织的秘密。

敌人一边拷打一边评估：这女人硬得很，软硬不吃。从身份特征判断，他们认定她是“满洲重要女共匪首领”。为了从她嘴里抠出哪怕一点有用的信息，日方决定先让她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等待伤势有所缓和，再继续审讯。

在哈尔滨市立医院，她被三重看守：日本宪兵、伪警察和医院方。就在这样严密的防备下，她仍然设法争取到护士和少数看守的同情。在一个看似偶然、其实准备多时的机会里，赵一曼脱离看守，趁夜逃出医院，向宾县一带尝试转移。遗憾的是，途中被敌人再次追上，遭到逮捕，这一次则被押到哈尔滨伪警察厅拘留所。

第二轮审讯比第一次更狠。各种酷刑轮番上阵，指甲下钉竹签、悬吊、殴打……这些后来在相关档案资料中都有记录。赵一曼依然没有吐露任何抗联情报。敌人已经意识到，从她嘴里拿东西希望不大，便决定将她押回珠河，以所谓“反满抗日首犯”的名义执行死刑。

1936年8月2日，押解她的火车缓缓开往珠河。押解人员一度表现出某种“宽容”，给了她纸和笔。就是在这个颠簸的车厢里，她写下了两封著名的遗书。

第一封信里，字里行间，对儿子的愧疚、对未尽母职的遗憾，压过了对死亡本身的恐惧：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写完，她觉得仍有话未说尽，咬着牙又写了第二封，更加直白地把命运、斗争和孩子未来连在一起：“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当天下午，在珠河郊外的刑场上，一个31岁的女共产党员在枪口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倒在冰凉的土地上。那一年，陈掖贤七岁。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孩子甚至不知道母亲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

三、一封遗书与一个儿子

赵一曼牺牲后，她的丈夫陈达邦继续在东北战场辗转，直到1942年才回到国内其他解放区，从各方打听妻子的下落。辗转查证，他终于确认，妻子早在1936年被敌人杀害。

解放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陈达邦进入新中国政务院参事室工作。在一次整理相关抗日烈士材料时，他看到了一份寄给“宁儿”的遗书复印件——那笔迹、那口吻，他一眼就认出是赵一曼。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把内容抄在自己的本子上，等了许多年，才把这份文字交到儿子手里。

这个时间节点，大约在1950年代初。那时的陈掖贤，已经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之前，他只是模模糊糊知道母亲“在东北牺牲”，却不知道母亲是谁，更不知道她在刑场上经历过什么。

当他坐下来，慢慢读完那两封信时，整个人都震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身边的亲人劝他：“掖贤，人已经不在了，你妈当年那样走，也是光荣。”他却像没听见，只反复捧着纸张，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次，陈达邦看见他捂着胳膊，表情有些古怪，问：“你干什么呢？”陈掖贤低声回答：“我在手上刺三个字。”他用钢针在自己的手臂上，一点一点刺下“赵一曼”三个字，痛得满头是汗，也不叫一声。有人骂他“糊涂”，他只回了一句：“不疼，该记的总要记。”

在很多烈士后代身上，都能看到这样一种心理：一方面，极度自豪；另一方面，又被一种无形的压力牢牢缠住。家里提起母亲时，大家都用“英雄”“烈士”这样的词，可英雄的儿子，却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在缺爱、漂泊中长大。母亲留给他的，是一个高不可攀的精神标杆，却没有留下日常生活里那些琐碎而具体的教导。

这就造成一个很尴尬的落差：政治上，他明白什么是正确的路，明白“为国牺牲”四个字的分量；可生活上，他不会管钱，不会处理家庭矛盾，甚至不会照顾自己。工作上，他有课本、有教材、有组织的帮助；回到宿舍，他面对的是一屋子杂物和空空的肚子。

有意思的是，越是这样的人，越不愿意给自己争特殊照顾。

赵一曼牺牲后，党和政府按照政策可以给烈士家属发放抚恤金。陈掖贤却坚持不要。他连“烈属证”都没有去办过。有人劝他：“这是政策，是组织对你母亲的照顾，也是对你的照顾。”他摆摆手，说了一句话：“我自己能吃饭，就不用拿这个。”

这似乎有些“拧”。一方面，生活困难到月底要借钱，另一方面，又死活不肯享受烈士家属待遇。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在他给孩子们留下的叮嘱里，能看得更清楚：

“永远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和国家添麻烦，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你的奶奶是你奶奶，你是你。”

话不多，却很硬。他不愿让孩子们在“烈士后代”这种身份标签里长大，不愿让后辈拿“奶奶是赵一曼”当成资本。不得不说，这里面有他的清醒，也有他骨子里那点倔强：既然母亲是那样的人，儿孙就更不能靠这个往前走。

从这个角度看，他在北京工业学校几十年的普通教职工作，并不是对母亲遗志的背离，而是一种在条件所限下的坚守。他讲政治课，讲革命传统，谈抗战历史，他比很多老师多的一点，是亲眼看到母亲遗书时的那种震动，是对日本侵略者刻在骨子里的痛恨，这些情绪并不会写在教案上，却会一点点渗进课堂。

然而，精神层面的坚定，并不能自动填平生活的裂缝。长期的精神疾病、家庭负担、性格的孤僻和自我要求的高标准，交织在一起，像一个缓慢收紧的绳索，把人越勒越紧。1982年那次绝望的选择，如果要给它找一个简单的原因，很难。但如果把他的一生摊开来看，就会发现，从童年的失母，到成年后的精神疾病，再到中年后家境拮据、婚姻不顺，种种因素层层叠加，把一个本可以活得更好的烈士之子，一点一点推到了悬崖边。

陈掖贤去世时，年仅五十出头。母亲牺牲时三十一岁。母子两代，一个死在侵略者的枪口下，一个死在自家简陋房间的横梁上，时代不同，方式不同，背后都透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自己在生活里频频跌倒，却仍然希望把母亲的那条精神线延续下去。他把女儿送回赵一曼的出生地宜宾生活学习，就是希望孩子能在那片土地上，切身感受一个家族的根。他把母亲的遗书复印下来，一份给女儿保存，叮嘱：“别忘了你奶奶。”这话说得很平静，没有激昂口号，却足见心中所想。

他的女儿陈红后来把这几封遗书当成传家宝，小心翼翼地收着，有空就拿出来读读。对这一支后人来说，那几页纸不仅是历史文献，更像一面镜子：镜子里有31岁女战士临刑前的背影，也有一个中年教师在生活泥沼中挣扎的身影。

如果单独看赵一曼，只会看到枪林弹雨、视死如归；如果单独看陈掖贤，只会看到一个生活能力极差、最终自缢的中年人。但把两个人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就能看得更清楚：战争年代的牺牲，留下的不只是光荣称号，还有难以弥补的亲情空缺；一个家族的悲壮，往往会跨越几十年，落在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肩上，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