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丨两位诗人之间闪耀的友谊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

（Thomas Tranströmer）

与罗伯特·布莱

（Robert Bly）

的友情，就是从这样一次会面开始。…… 正是在多重意义上的黑暗年代，要求诗人具有看清事物的能力。但是他和罗伯特·布莱的友谊依然不变。友谊的纽带正好在这最恰当的时刻及时地连接起来。”

——图尔比雍·史密特

▲ 特朗斯特罗姆（左）与布莱（右）

01

人生某些时刻的会面极具意义，这种意义可以不言自明。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与罗伯特·布莱的友情，就是从这样一次会面开始。

1964年冬，特朗斯特罗默已经作为心理学家在洛克斯图纳[2]青少年管教所工作了四年。管教所位于林雪平[3]市北边，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最初几年，时常有来自斯德哥尔摩的作家朋友到这里访问，有些还在管教所辖区内宽敞的工作人员宿舍住较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或许可以猜想到，是这里的乡野气息和世外桃源的感觉让客人人流连忘返。1963年春，特朗斯特罗默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终于打破，到非洲核心地带做了一次旅行:在四个星期里穿越了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扎伊尔、刚果、乍得和中非共和国。

而此时到了冬天，东约塔平原已经封冻，道路就如灯光下的油脂那样闪耀滑腻。

林雪平。市立图书馆一直订有英语期刊《伦敦杂志》[4]。在1963年12月号那期里，特朗斯特罗默读到介绍”六十年代出版社”[5]的一篇文章。这是罗伯特·布莱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麦迪逊县创办的出版社，还出版同名杂志。这篇文章是从一个英国式的角度来写的，本身带有点酸溜溜的调子。但让特朗斯特罗默感兴趣的不是这种调子，而是文章摘引了布莱的一个朋友詹姆斯·赖特[6]的几首诗，其中包括一首涉及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佛朗哥的诗。特朗斯特罗默有意翻译这些诗歌，因此写信给赖特，而请六十年代出版社收转——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出版社地址就包含在这篇文章里。

在同一时间点，布莱也听说有个名叫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的年轻瑞典诗人，可能值得他做进一步研究。布莱从他的农场驱车到明尼阿波利斯市，向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借《半完成的天空》，来回距离是五百公里。布莱回到家时，特朗斯特罗默的信也正好到了。

▲ 年轻的特朗斯特罗姆（右一）与家人。

布莱也能读瑞典语，或者更准确地说，能读挪威语。他的曾祖父是1855年从挪威移民到美国的，先落脚伊利诺伊州，后来搬到明尼苏达州。一百年后，布莱回到挪威老家寻根，还学习了老家的语言。他还找到了留在老家的亲戚。他们住在挪威内陆哈尔当格峡湾南部布莱地区——其实他的美国家族姓氏就是由此而来的。布莱也在这里找到了其他东西，他事先未能料想到的东西。在奥斯陆市立图书馆他读到了几位欧洲和拉美诗人的诗歌，而当时在美国还很少提到这些诗人的名字:巴勃罗·聂鲁达和塞萨尔·巴列霍[7]，格奥尔格·特拉克尔[8]和贡纳尔·艾克洛夫[9]。布莱从挪威回到美国后和威廉·达菲在1985年创办《五十年代》杂志，后来又改名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其宗旨就是要把美国诗歌从对英语诗歌传统过分单向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 年轻的布莱（右一）与家人。

布莱的诗歌改革运动依仗了诗歌翻译的支持，它们构成了这份杂志的大部分内容，所翻译的诗人就扮演了美国新诗典范的角色:针对美国诗歌那种已被冲淡的思想性，耽于自我的饶舌和啰嗦，布莱提倡的诗歌具有密度，严肃而又深刻，是有一种自身闪光的形象语言。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正符合布莱的这种诗学理想。也许他把这位瑞典诗人看作来自遥远国度的一个信使，而那个国度的诗歌创作仍然结合着魔术之奇和童稚之爽直。

赖特给特朗斯特罗默的回信四个月之后才姗姗而来；信的口气是友好的，但多少带有自我中心主义的味道，几乎没有愿意进一步接触的表示。相对而言，倒是布莱给特朗斯特罗默更热烈的回应。两人的信件来往很快开始。起先双方写得还很拘礼谨慎，但这种拘谨很快就被一扫而光，被信任和亲切取代，而且几乎总是带着倾心交谈的愉快语调。彼此之间出自直觉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已存在——这可以证明，他们聚合到一起绝非偶然！这些信件向读者展示出让人一目了然的真实共性，一种由友谊的真诚愿望加热温暖起来的一致性。诗人间的良好关系在他们见面之前就已建立起来了。

1965年春天，特朗斯特罗默做了首次访美之旅，在四所美国大学朗诵他的诗歌。但这次旅行他没能见到布莱，因为当时布莱去了欧洲。他们两人首次见面是那年夏天在瑞典，地点是紧靠云加仑湖边的色德曼兰郡贝特纳[10]郊外。罗伯特·布莱正在帮助他翻译艾克洛夫诗歌的克里斯缇娜·比拉特[11]家里做客。

特朗斯特罗默是个瘦高个子，让布莱觉得有点像瑟仁·克尔凯廓尔[12]: 鼻子前冲，看上去模样精神抖擞而求知欲旺盛。布莱没想到特朗斯特罗默还能背诵他和赖特的好几首诗，在谈话过程中还能凭记忆引用他们的诗句。在7月8日给詹姆斯·赖特的一封信里，布莱讲述了他访问瑞典时的一段插曲:

有一天他(特朗斯特罗默)带着我开车整整一小时，穿过瑞典的森林到一个秘而不宣的目的地去。我们在一个农场停下来——他找人要来了某种钥匙——我们到了一个巨大的红色库房前面，他用那把巨大的铁钥匙将牲口圈的大门打开——里面称得上是一个北欧驼鹿博物馆！那里有一个完整的驼鹿骨架、上百件鹿角和鹿牙等出售，整个建筑里一切都属于驼鹿。这大概是瑞典唯一一座完全塞满驼鹿和驼鹿制品的房子。

第一次会面之后过了三年他们才重逢，而这一次是在斯德哥尔摩群岛中的仁玛尔岛[13]上。时间是1968年7月底。此后又过了几年，特朗斯特罗默在70年代初再次到美国访问，两人再次见面。在那些年里两人的友谊已经更加稳固，几乎完全是靠通信来交往。碰巧这也是瑞典的文学氛围明显改变的年代，经常要求作家表明清楚的意识形态立场，排斥那些不能达到这种要求的作家，而这种排斥有时也像法律判决那样严厉而不可调和。1966年10月间，在针对诗集《音色与轨迹》的几篇书评里，特朗斯特罗默受到冷酷的批评。

他的诗歌读者，很可能是占大多数的读者，依然欣赏他的诗歌，而且是非常欣赏的，但这没有用——让他难过的是那种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对他的诗歌提出的质疑。而更让他难过的是，那种说他对当代问题欠关注的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不公正的。至少在他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特朗斯特罗默一直以清醒和敏锐的良知跟踪时代的步伐。在一首题为《在自然中》的诗中，对当代事务的感受已和其他层次结合在一起，构成多重意义和复杂内涵，这和模棱两可完全不是一码事。

《音色与足迹》和下一部诗集《夜视力》 （1970）之间的那几年很可能是特朗斯特罗默在瑞典最不顺心的时期。几乎可以这么说，他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不快但警觉地保持防卫的姿态，多少导致后一本诗集的名称归结成了一个唯一的词”夜视力”。正是在多重意义上的黑暗年代，要求诗人具有看清事物的能力。但是他和罗伯特·布莱的友谊依然不变。友谊的纽带正好在这最恰当的时刻及时地连接起来。

在自然中

[瑞典] 特朗斯特罗默

万之 译

1

晚秋的迷宫。

森林入口有个被扔掉的空瓶。

只有少许几种声音：好像有人用一把小镊子小心地拨动枝杈

或是个铰链在一个粗树根里微弱地呜咽。

蘑菇上呼出了白霜，它们已经干瘪。

像是失落后重新找回的衣物。

现在黄昏到来。需要赶紧出去

再看到那些地形标志：田地里生锈的农具

湖那边的房子，棕红色四方块如汤料骰子一样结实。

“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让我行动，把我赶出去

郊外小镇空荡街道上一个六月的明亮夜晚

没有记忆的新生小区中间，如蓝图一样凉爽。

2

信在衣袋里。不被保佑的狂走，那是一种祷告求情。

在你们那里恶与善确实有着容貌。

在我们这里最多的是根、数字和日光之间的争斗。

那些干死亡勾当的并不羞见白日的光亮。

他们从玻璃楼层操纵。他们在阳光中成群如蚁。

他们向前俯身越过柜台，扭动头颈。

到了远处我偶尔停步在一座新楼房前面。

许多窗户移到一起变成了唯一的窗户。

夜空的光芒被捕捉进那里，在行走的树冠中。

无波无浪湖水如镜，直立在这夏夜。

短暂的片刻中

感到暴力不真实。

3

太阳燃烧。飞机在低空滑行

投下巨大的十字形黑影，在地面上向前冲闯。

有个人坐在田野里翻掘拨弄。

黑影袭来。

有一刹那间他处在十字架中间。

我看见过挂在清冷教堂拱顶内的十字架。

它有时像是一张瞬间拍下的图片

迅疾动作中的某种事物。

02

特朗斯特罗默翻译布莱的第一首诗是选自《雪原中的沉默》（1962）中的《午后的落雪》。对瑞典读者来说这首诗肯定凸显真正的特朗斯特罗默风格；这不仅指他的译作如此，而且在同样程度上也指布莱的美式英语原作就如此。当特朗斯特罗默选择在他的诗集《曲径》（1976）中同时发表多首他翻译的布莱诗作（还有匈牙利诗人皮林斯基[14]的诗作），他解释其动机说，这些诗歌和他自己如此接近，感觉就像是他自己的诗作一样——而他用这样典型的一语中的的话做结语:

到底是我们谁写的， 其实从一开始就无所谓。

有关布莱翻译的他的诗歌，特朗斯特罗默在1974年2月1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你的翻译最好的地方是我总能从中找回我当初开始写这些诗时的感觉。其他译者提供的不过是原诗的一种(苍白的)临摹，而你却把我带回到起始的经验。

他们就是如此相像，诗歌基因密码在互相交流之前就已经一致。人们很容易用传统方式来解释其相似性，把它看作双方互相影响的结果，而且这多少也算符合实际，在他们后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借用对方手法的地方，或者有意的暗示。但这种解释其实并不能站住脚，因为他们之间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多半在两位诗人知道对方存在之前写的诗歌中就已出现。如果把相似性解释为双方有共同的楷模，例如都借鉴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也不足以服人，因为有那么多作家都把同样的楷模当作自己的引路人，却没有因此都在特别重大的创作内容上具有共同的特点。布莱和特朗斯特罗默之间的相似性主要不在于运用某些技巧或能熟练地仿照某种模式的能力。相关要点其实在更深的层面，在构思诗作之前。然而，这种相似性就足以解释他们之间友谊的增长吗？

▲ 布莱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集（英译本）。

其实不需要读很多信就能发现，两人虽然有一种诗歌上的一致性，但本质上又非常不同。特朗斯特罗默几乎没有或者极少表现出布莱那种好斗，那种急躁，那种张扬……布莱用词自由，经常会到纯然粗鲁的程度；相反，特朗斯特罗默好像是居高临下在天上俯视，带有温和的嘲讽，有时带点愠怒，却总是温文尔雅。布莱不怕与人分享临时写就的诗作，分享突然异想天开和信手拈来的诗句；而特朗斯特罗默照例总是先要自己认可满意，才把诗作交给别人看。特朗斯特罗默是一个心理学家，兢兢业业；而布莱总是不断编造出新理论，常常自相矛盾，既能横扫一切，又能击中目标。在他们通信的书写笔迹里就能充分看出两人的鲜明对比——特朗斯特罗默字体是工整而清晰的，而布莱的笔迹潦草，充满任性的连笔字，未经训练的人简直难以辨认，很像是一份中世纪的手稿。

在这些通信中，两位诗人在有些地方的分歧特别明显。在诗选《战争与沉默》（1969）的前言里，布莱写到越南战争，推测美国人有深藏内心的杀戮冲动，一种和19世纪消灭印第安人有关的对亚洲人的仇视。特朗斯特罗默在翻译该前言时回信说，瑞典读者是不会这样理解的——

我们最好能把整段删掉，行吗？

双方都提出了妥协建议，可没有及时改好，因为书稿已经送到印刷厂了。

八年之后，同样的故事几乎重演；这次是涉及布莱为诗集《散文诗》（1977）而写的前言。在鸟的歌唱和散文诗形式的文学创新之间的一种平行对比，引起了特朗斯特罗默的抗议，这是他内在的一个科学家的立场站到了对立面，很可能是他觉得这种类比过分松散。布莱则坚持保留这段话，但是在受到批评之后也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调整。

我们可以继续这样把两位诗人对立起来分析，直到他们本人也开始变得像漫画人物，但这并不能因此让人更好地理解他们。如果把他们的友谊看作一种不同性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相同性的证明，也许倒更有帮助。

形式严格，对表达手段控制完美有度……特朗斯特罗默很早就明白了简洁主义的价值，懂得了用词越少而诗歌就越有表现力的道理。情绪狂放不羁，倾斜失衡，从来不是他的特点。然而，难道在他内心不深藏着另一种类型的个性吗？难道不是狂野多于温和，丰富充盈多于艺术家的节制，难道不正是诗中的那些声音，想象出的或暗示的声音，使得用词简洁的诗歌充满音调？这样一种像影子般存在的诗人个性可以持续存在乃至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差不多就像特朗斯特罗默自己想当但从来没有当成的作曲家，通过与类似个性的艺术家会面而获得营养。有一位这样的表面看上去极不相同而实际上却让特朗斯特罗默很感兴趣的作家——比利耶·舍贝里耶[15]。而我相信，和布莱的友谊也可以在这种背景下去理解。

在1988年获得”飞行员文学奖”[16]时的答谢词中，特朗斯特罗默引用了杰克·伦敦小说《马丁·伊登》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在他的少年时代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遭受挫折的天才布利森顿，为书中人物马丁朗诵了一段他本人从内衣口袋里拿出来的手稿:

那是一首长达六七百行的诗歌，精彩绝伦，让人惊奇，超凡脱俗。……这首诗歌以雄伟的节奏， 描述我们太阳系外之斗争的寒冷骚乱， 在黑暗的太空中， 耀眼夺目的队伍滚滚向前， 熄灭而冷却的太阳和星云升腾的火焰厮杀成一团。……马丁在最后终于可以说话赞叹: “在文学中这真是无与伦比。这太美妙了……太美妙了！”

这样的句子，很容易被人看作过分雕饰辞藻，华而不实，但是其感情的强烈表现会引起一种回应，而这种回应可以是真实的，不是矫揉造作的。如果人们能在这种言外之意词外之辞中去理解友谊，那么完全可以想象布莱那种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感情强烈的诗作《牙齿妈妈最终脱光了衣服》[17] ，也会对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产生影响——虽然不可能有什么证据证明——这首诗在他的书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需要说明的是特朗斯特罗默提出异议的也不是这首诗本身而只是标题。）重要的已经不再是两人的相同性，而恰恰是两人的不同性……值得重视的也不再是书面上的词句，而是完整的友谊——这种友谊是不能在诗作中研究出来的，而只有在信件中才能得以充分表现。

两位挚友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意味着布莱会变得越来越像特朗斯特罗默，或者特朗斯特罗默会变得越来越像布莱，而是两人自身的独特个性反而越来越突出，越像他们自己。相互的影响不在于移植对方的风格特色，或是对方的个性特点，而是唤醒了自身个性中本来沉睡的方面。这在两人的突破时期尤其重要，这时两人的艺术身份需要寻求新的表达方式。而他们创作中的所有时期其实都是这种突破时期。

冬日独居

[美] 罗伯特·布莱

西川 译

1

四点左右，几片雪花。

我把残茶泼到雪地上，

感到清新的寒冷中一丝愉快。

入夜

时分，风刮起来，

南窗上的窗纱缓缓飘动。

2

我有两所房子；但我只用一间。

灯光落在我的椅子、桌子上

而我却飞入我的一首诗——

我不能告诉你在哪儿——

象我随处出现，如今，

在潮湿的田野中，冬雪降着。

3

每一天都有更多的父亲死亡。

这是儿子们的时辰。

稀薄的黑暗聚拢在他们身边。

那黑暗好似光的碎片。

4

荒凉有如黑色的泥巴！

我坐在这黑暗里，唱着歌，

我说不出这喜悦是来自

肉体，还是灵魂，还是来自什么别的地方。

5

这乐曲中有人生存，

耶稣、耶和华或众灵之王之类的称谓

不能准确的将那人描摹。

6

我醒来又降新雪。

我是一个人，但另有一个人和我

一起喝咖啡，一起眺望雪野。

03

在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中寻找以书信及书信写作为母题的人，会找到不止一首而是很多首，而不仅仅是为本书提供了书名的那一首诗。那么他的书信在本人的创作中有什么地位呢？是否可以说，这些书信填补了所出版诗集之间的空白？不，那样看是不对的——那就会给人暗示，好像诗人的创作要用另一种方式看待，而不是用现有的方式，好像所出版的十一本诗集和自传《记忆看着我》本身就不足了。（思维试验: 将每一页都乘以该页能经得起阅读的次数。）但是，不考虑书信并非诗作，也不是因为出版等等理所当然的因素，人们还是可以把这些书信看作其创作的一部分。书信是一直在进行中的写作的一部分。或者用特朗斯特罗默本人在1973年接受某次采访时所说的话:

有些诗作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几乎好像是下意识地写下来的；也有些诗作是在长时间的并且颇费周折的过程中写下来的；还有些诗作从来没完成而只是大题小作的尝试，但也很难知道人们说的写作到底是什么，因为写作可以在一个人的内心里一直进行着，并不需要落实在纸上才算。

这些书信也有助于我们更轻松地识别其诗人作品中某些典型的特色。至少是特朗斯特罗默信中的语调，能再现他的声音。它和那种言语不同，是一种具有说出的语言之不在场性的语言。它给人日常谈话般亲切和口语化的强烈印象，以致于我们一开始不会注意到那种敏锐和丰富的技巧，它超越了人们在一般日常谈话中感受到的语言。而这种特点是会在他的诗歌中立即展现出来的。他的新书通常能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但往往不在于这些诗作的艺术完整性，而在于它们是日常现实中的奇迹。日常性在其感染效果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在写作时保持自然而不做作的状态是不容易的——就和在照片上显得自然放松一样难。尽管特朗斯特罗默和布莱一直不断地讲述自己，也涉及他们的内心困惑和遇到的挫折，但这些信里没有自怨自艾的色彩。两个人都一直是在自己的语言中——他们在语言中的在场感就如优秀演员在舞台上的在场感一样。和演员不同的是，演员表演角色，而他们表演自己。他们不是只让巧智来经营对话，同时也让感觉麻木迟钝，心不在焉，好像通过窗户往外看。

04

罗伯特·布莱和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两人都高度地忠实于使自己赖以为人的那些条件。布莱直到五十岁都住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农场，从不远离自己的成长环境，而特朗斯特罗默则一直保留着在斯德哥尔摩群岛中仁玛尔岛上的蓝房子，他在那里和外祖父、外祖母以及母亲海尔米度过童年时的夏天，这座房子那时对他来说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至今依然如是。

同时，两人都保持明显独立的天性。他们和一般作家们的成功之路保持着距离。他们并不将诗歌和其他写作结合，例如结合文学批评。特朗斯特罗默选择当心理学家，并从事这个职业多年，特别是从事青少年犯罪心理学方面的工作。罗伯特·布莱195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但并不继续深造。与很多其他美国作家不同——这些人往往是在一所大学的外壳里终其一生——布莱在纽约孤独而沉默地住了几年，作为自己的创作生涯做好准备，然后就回到乡下去了。

两人身上都具有毫不畏惧探索、热衷发现的精神，而发现之旅是去非洲还是去奥斯陆的市立图书馆并无多少意义上的区别。可以把他们看作两个科学考察旅行家，一个来自美洲大陆，一个来自欧洲大陆——特朗斯特罗默是从一个古老的世界走向新世界，而布莱方向相反，是从一个新世界走向一个古老的世界。没有这种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两人就绝不会追踪到对方的存在。

布莱对欧洲文化怀有深厚的敬意，即使他自己不那么热诚虔敬地表达。有许多年，他都在忙于将里尔克的诗歌翻译成美式英语。他也翻译过歌德最著名的诗作《在所有山巅上》（一译《游子夜歌》），译笔优美。布莱曾说过，他欣赏特朗斯特罗默的地方，包括这位瑞典诗人对历史人物和状况的深切体验，例如诗歌《公民》中的丹东和法国革命，或者诗歌《巴拉基列夫的梦(1905)》中的作曲家巴拉基列夫和俄国革命。

以对等的方式，特朗斯特罗默接受美国文化的启迪，接受那种民主和多元性及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而这种自由精神又令人吃惊地与最深的偏见在美国并存。1965年首次访问美国之后，他在一封给自己的出版商雅拉德·博涅什[18]的信中写道:

很可能是春天的美国之旅给了我动力，胆敢接受在维斯特罗斯这里的半职工作聘书。我在美国四所大学朗诵过(没想到我的诗歌在那里有数量如此之多的翻译)，而能感受到这么多的赞赏，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

和美国的接触对特朗斯特罗默的生活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么说或许并不为过。首次美国之旅可以看作是后来70和80年代中发生的事情的前兆，那些年里他在全美大陆的朗诵旅行可以说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回到瑞典之后他在信件中表达的感受常常也是大致相同。起初他很受鼓舞，兴高采烈，轻松愉快——好像一个气球飘动在日常生活之上。这种成功之感后来逐渐减弱，气球慢慢地但也是安全地降落，最后落到地面，落入官僚机构的文牍工作中，落入养家糊口的窘迫境地中，落入瑞典文化生活的自负自满中……

但通信还在继续，信件在空中以快得令人惊叹的速度传递着。根据信件日期可以算出，在情况顺利时，一封信三天就可到达。在两位信友最迫切希望交流的时候，他们好像是面对面交谈，不等前信的回复到来就会寄出下一封信。1970年11月，在《夜视力》诗作的翻译过程中，两人的通信达到高潮。紧接着，在12月份，特朗斯特罗默接到通知，根据匹兹堡国际诗歌论坛的提议，一项平行的翻译计划也开展起来。所以在其后大约一年中，连续有三个英译本在美国问世:《诗二十首》(1970) ——虽然印刷到1971年才完成——和《夜间的视力 》 (1971) ,这两本都是罗伯特·布莱翻译，以及《窗户和石头》(1972) ，译者为梅·斯文森[19]和莱伊夫·舍拜里耶[20]。很多布莱翻译的诗作也在60与70年代之交无数较小型的文学杂志上刊登。

70年代初，特朗斯特罗默很可能获得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能当一个双语写作的作家。或者用不同方式来表达这种状态：他在两个国家都有一个重要的读者群。美国公众对他的接受是开放的，他们热情欢迎他，一点都不小气。这既包括他的一般读者和诗歌朗诵的听众，也包括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如《纽约时报》的海伦·凡德勒[21]。在评论布莱翻译的包括艾克洛夫、马丁松和特朗斯特罗默诗作的《朋友，你们喝掉了一些黑暗》（1975）的书评中，她特别强调，特朗斯特罗默是美国诗人最值得学习的典范。特朗斯特罗默在美国的频频成功就像有一种内在动力在推动。顺便说一下，这也导致布莱随时间的推移不得不和越来越多的译者分享这种空间。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在瑞典的有关特朗斯特罗默的书评中，70年代乃至80年代中期那种非常明显持保留态度的语调，最后也几乎完全消失了。

当人们现在读这些来自诗人声誉日隆的年代的信件，很容易联想到那种老派的成功故事，故事里总有一个瑞典发明家获得世界声誉——比如造出了一个活动扳手，或是创造了一个隐喻。这个发明家既有权利自豪，又不难保持谦虚。在本书信选集收尾的信（也是现存信件中的最后一封）中，特朗斯特罗默刚获知他又得了一个文学大奖——钮什塔特奖[22] ，他写道：

我吃惊得脸色发灰……瞻望前景， 我这一年剩下的时间大概不得不周游各地， 去向大家道歉， “对不起，我拿的奖太多了……”

05

知己的朋友， 不需要很多话就能互相理解。而且应该记住，当通信在后来几年稀疏下来的时候，两位诗人见面也越来越频繁了。特朗斯特罗默几乎每年都会去美国旅行，而布莱也不时访问欧洲。有时，特别是在布莱写于70年代中期的一些信件中，人们可能看出某些不安的迹象，布莱担心生活立场的改变或新的兴趣可能让两个朋友分道扬镳。但这种情况从未发生。友谊的前提改变了，但友谊保持不变。

特朗斯特罗默在给布莱的信中写道：

有时我在内心和你对话，给你讲述我的故事，提问题，还会大笑。

两位挚友经常在各自的思想中出现。但是内心的对话没有文献记录，自然也不可能记录。也许，事实会证明，正是这一版的——因此也是难以捕捉的——友谊的内涵，才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有一个朋友读自己正在写作的诗， 能理解——而且不仅是理解，也是欣赏、诠释、翻译，发自内心地回应——这是具有巨大意义的一种无形因素。它赋予那个老掉牙的问题新的意义：一个作家到底是为谁写作？ 有时，就是这样一个知己，为作家提供了复活更新自己所需要的有决定性的足够勇气。

特朗斯特罗默和布莱的通信本来都是只写给对方看而不出示他人的，而现在这些书信发表的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收信人。两位作家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寄送给对方的鼓励和安慰，也留给了我们，留给了本书的读者。

致防线背后的朋友　

[瑞典] 特朗斯特罗姆

李笠 译

1

我的信写得如此贫乏。而我不能写的

如古老的飞船膨胀，膨胀

最后滑行着穿过夜空消失

2

信落在检查官手上。他打开灯

灯光下，我的词语像栅栏上的猴子飞蹿

抖动身子，静静站立，露出牙齿

3

请读句外的词语。我们将在二百年后相会

那时旅馆墙上的高音喇叭已被遗忘，

我们终于得以安睡，化成正长石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瑞典语：Tomas Gösta Tranströmer，1931年4月15日—2015年3月26日），诗人，心理学家和翻译家，晚年中风。195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17首诗》，以后陆续出版诗集《途中的秘密》（1958）、《音色与足迹》（1966）、《看见黑暗》（1970）、《真理的障碍》（1978）、《为生者与死者》（1989）、《哀伤贡多拉》（1996）等。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2011年获奖，“因为经过他那简练、透通的意象，让我们用崭新的方式来体验现实世界”。

▲ 罗伯特·布莱，一译罗伯特·勃莱（英语：Robert Bly，1926年12月23日—2021年11月21日），美国诗人、作家、活动家。诗歌集《沉默在雪地》（1962）朴素、意象主义的风格相当大地影响了接下来20年的美国诗歌。1966年与人共同创立“美国作家反越战”组织，1968年签署“作家与编辑的反战争税”承诺，誓言在抗议反战中拒绝纳税。他还帮助了印度加尔各答孟加拉人中“饥饿的一代”反建制运动中的诗人。

注释丨

[1] 图尔比雍·史密特（Torbjörn Schmidt，1955—），瑞典诗人、文学编辑。曾出版诗集《黑土》（Svarta jord）。1982年至1993年间担任瑞典诗歌杂志《抒情诗之友》（Lyrikvännen）的编辑并且编辑《人物图录》杂志社（FIB）的抒情诗俱乐部丛书，介绍瑞典和国外诗歌。他对特朗斯特罗默与布莱的诗歌创作和友谊做过多年的深入研究，搜集了丰富资料，而《航空信》就是他整理编辑的成果。

[2] 洛克斯图纳（Roxtuna）为特朗斯特罗默工作过的少年管教所所在地。

[3] 林雪平（Linköping）为瑞典中部工业城市。

[4] 《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英语文化杂志。

[5] 六十年代出版社（Sixties Press）是布莱夫妇和达菲（Willian Duffy）于1958年创办的出版社，并随年代更名。

[6] 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1927—1980）是美国诗人，本书中亦用昵称吉姆·赖特（Jim Wright）。

[7] 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1892—1938）是秘鲁诗人，死于巴黎。

[8] 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奥地利诗人，死于波兰。

[9] 贡纳尔·艾克洛夫（Gunnar Ekelöf，1907—1968）是著名瑞典诗人，1958年起至逝世为瑞典学院院士。

[10] 云加仑湖（Yngaren）是瑞典南部大湖；色德曼兰郡（Södermanland）为瑞典中部省份；贝特纳（Bettna）是该省的一个城市。

[11] “克里斯蒂娜·布拉特·帕尔斯通（Christina Bratt Paulston，1933—）是瑞典出生的编辑兼英语翻译家，语言学教授，曾经协助布莱将瑞典诗歌翻译成英语。

[12] 瑟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1813—1855）是著名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人物。

[13] 仁玛尔岛（Runmarö）是位于斯德哥尔摩东部群岛中的一个海岛。特朗斯特罗默的外祖父母在此岛上拥有一栋夏季别墅，因油漆成蓝色而被称为”蓝房子”。

[14] 亚诺斯·皮林斯基（János Pilinszky，1921—1981）是匈牙利著名诗人。特朗斯特罗默和廷斯合作翻译过他的诗歌。皮林斯基去世后，特朗斯特罗默曾在瑞典诗刊《抒情诗之友》1987年第四期上发表纪念他的文章《回忆亚诺斯·皮林斯基》（”Minnen av János Pilinszky”）。

[15] 比利耶·舍拜里耶（Birger Sjöberg，1885—1929 ）为瑞典著名诗人。

[16] “飞行员文学奖”（Pilotpriset）为日本”飞行员牌”铅笔制造公司（Pilot Corporation）从1985年开始颁发的年度文学奖，表彰用瑞典语创作的优秀作家，奖金15万克朗。1999年后终止。

[17] 《牙齿妈妈最终脱光了衣服》（The Teeth-Mother Naked at Last）是布莱1970出版的诗集。

[18] 雅拉德·博涅什（Gerard Bonniers，1917—1987）曾是瑞典最大的出版社博涅什出版社的社长。该出版社也是大多数特朗斯特罗默诗集和这本《航空信》的出版社。

[19] 梅·斯文森（May Swenson，1932—1998）是在美国的瑞典移民后代，文学编辑、诗人兼翻译家。

[20] 莱伊夫·舍拜里耶（Leif Sjöberg，1925—2000）为瑞典文学翻译家，曾将很多瑞典著名作品翻译成英文。

[21] 海伦·凡德勒（Helen Vendler，1933—）是著名美国文学批评家，经常为《纽约时报》副刊写书评。

[22] 钮什塔特奖全称是”钮什塔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为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及其出版的《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颁发的双年奖，具有相当高的国际声誉。

文字 丨 选自《航空信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美]罗伯特·布莱，《航空信》，万之 译，译林出版社， 2012

图片 丨 摄影 Olivier Lei，Viktor Balaguer

编辑丨 小虫子

来源丨楚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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