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司马懿临咽气前把我叫进屋,指着一杯绿得扎眼的酒,让我喝下去,好叫我哥司马师坐稳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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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一进院门,就觉得不对劲。洛阳的秋天按理说该清爽,可司马府的空气像被什么东西捂住了,闷得人喘不过气。廊下的梧桐叶落得乱七八糟,没人扫,也没人敢扫,脚踩上去软塌塌的,像踩在一堆烂棉絮上。下人见了我,头低得厉害,行礼都不敢抬眼,嘴里喊着“二公子”,声音细得像怕惊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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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也差不多。府里那位老人,确实快成“鬼”了——还没死,但气数已经走到头。人一旦走到这一步,家里所有的规矩都会变得更紧,紧到你能听见绳子勒肉的声音。平日里那些爱说笑的、爱套近乎的,这几天全收了声,连眼神都变得小心翼翼。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司马懿躺在床上那口气一旦断了,司马家的天就要换颜色,而换颜色的时候,最容易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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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路往里走,心里却没多少“孝子探病”的柔软。说实话,我对我爹的敬畏远多于亲近。别人夸他是太傅,是权倾朝野的老谋深算,我听着都觉得轻了。他要真只是“老谋”,那也罢了;可他那套算计,从来不分外人内人,落到谁身上都一样冷。他能熬死曹家三代,也能把自己的骨肉当棋子摆来摆去。你要说我恨他?也谈不上。更多是一种从小被盯着长大的本能——你知道这人随时会伸手把你按进水里看看你是不是会挣扎,所以你连呼吸都得学会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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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到内院,门口守着的老仆人冲我躬身,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只把门轻轻一推,示意我进去。我抬脚跨门槛的时候,闻见一股浓得化不开的药味,混着潮湿的霉气,像把人的肺都抹了一层灰。屋里光线很暗,帘子厚得像冬天的棉被,只有床头一盏小油灯,灯芯偶尔爆一下,噼啪一声,把人心也跟着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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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就躺在那盏灯下。人瘦得只剩骨架,脸色白得发青,嘴唇却紫得发黑。你要是不看他那双眼睛,真的会以为他已经走了。可偏偏那双眼睛还活着,而且活得吓人,像鹰,又像狼——那种盯着猎物不眨眼的狠劲,一点没因为病榻就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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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站定,他就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砂子刮木头:“子元出去,让子上一个人进来。”这话我其实在门外就听到了,也知道司马师此刻就在门外站着。可等我真站在床前,那种“被挑出来”的感觉还是让人后背发冷。你知道被谁挑?被司马懿挑。你也知道被挑出来干什么?八成不是为了嘘寒问暖。
他先不急着说正题,照例绕圈。说司马家一路走来不容易,说当年曹操如何招他出山,他如何装病拖延;又说高平陵那一局他怎么押的注,怎么收的网,怎么把满朝文武的喉咙一把掐住。那些往事他讲得很慢,像是怕一口气断了讲不完;可他讲到关键处,眼神又会突然亮一下,像火星子蹦出来,烫人。
我听着,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一边数他的停顿,一边猜他这段话究竟是“告别”,还是“铺垫”。他这种人,临死都不会只讲个故事过过嘴瘾,他讲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钩子,等你自己把心挂上去。
果然,说着说着,他把话拽回家里来:“外面盯着我们的人多。我们自己家里,不能先乱。”他说到“乱”字,目光就从虚空里落回我脸上,像把刀尖转过来,慢慢对准你眉心。
我心里一紧,却没接话。
他喘了两口气,忽然抬起手,那只手枯得像鸡爪,指向床头案几。案几上放着黑陶酒壶和青玉杯。杯里已倒满酒,颜色绿得怪异,像春天刚冒出来的柳芽,可在这屋子里那点昏黄灯光映着,又像死人脸上的青。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几乎没有别的想法,只有一个字:毒。
“喝了它。”他声音忽然清晰起来,像硬生生把气从肺里挤出来,“喝了它,让你哥安稳坐位子。”
我盯着那杯酒,手脚一下子凉了。不是害怕死,是那种被逼到角落里的屈辱感,混着一种不可置信的荒唐——你说他算计我,我不奇怪;可他要我死得这么直白,这么干净利落,反而像在嘲笑我这些年的谨慎。好像在说:你再聪明,也不过是我掌心一只虫,捏死你还需要理由吗?
可司马懿偏偏给了理由。他说司马师沉稳,能守住家业;说我锋利,像关不住的狼。他用那种既像夸奖又像判决的语气说:“你心里有火。火能照亮,也能烧房子。我要你哥坐稳,我就不能让你这把火在他身边乱蹿。”
我听到这里,胸口像被闷了一拳。原来不是“你做错了什么”,而是“你可能会做什么”。这才最要命。人如果因为罪被处死,至少还能争辩;可你若因为“可能”被处死,那你说什么都像狡辩。
他把酒杯往我这边推了推,杯底擦过案几,发出一点轻微的响。那声音不大,却像在我耳朵里敲了一下锣。
屋里一下子静得可怕,只剩他呼吸声“呼啦呼啦”像破风箱。我能感觉他在等,等我做选择。是跪下,求饶,发誓从此当个乖顺的弟弟?还是掀桌子,骂他疯了,甩门走人?或者端起酒,一口闷了,给他一个“忠孝两全”的假体面?
我不动,眼睛不离那杯绿酒,心却飞快转。司马懿这人最擅长的就是把你逼到“只有一条路”的地方,然后在你迈出去的那一刻告诉你:你看,你还是按我想的走了。所以我越是觉得这是死局,越要警惕——死局往往是他最爱装出来的样子。
就在我脑子里乱成一团的时候,门外传来一声极轻的咳嗽。轻得像衣袖扫过门框,可在这屋里却分外清楚。那是司马师的咳嗽。
我心里猛地一跳,下意识抬眼去看司马懿。也就在这一瞬间,我捕捉到一点很细微的变化——他的眼神晃了一下,像被那声咳嗽牵动。那不是“胜券在握”的镇定,而是某种……紧张。
一个要毒死儿子的人,为什么会紧张?除非这杯酒本来就不是“杀”,而是“试”。试我,也试司马师。甚至试整个司马家在他死后会不会立刻裂成两半。
念头到这里,我心里那团乱麻忽然像被一刀斩开。原来如此。司马懿并不是真的要我死,他要的是一个表态——我该怎么表态,才最符合他要的“兄弟同心”,同时还能让司马师在门外听见、看见、记住?
我忽然觉得好笑,笑自己差点上当。也觉得更冷——这人临死还要把我们兄弟绑在一根绳上,绑得死死的,连打结都亲手打。
我往前一步,没去碰酒杯,先把声音放稳,像在跟他商量家里账本的事:“父亲,这杯酒,我不能喝。”
司马懿眼里果然闪过一丝怒意,眉头皱起来,像要发作。我却不让他插话,紧接着把话递出去:“不是我怕死,也不是我不尊兄长。恰恰相反,正因为要让我哥坐稳,这酒才更不能喝。”
他说不出话了,像被我这句“反着来”的话卡住喉咙。我趁他愣神,把利害一层层往外剥,剥得不急不缓,偏偏字字都往他心口扎。
“您要我今天喝了,明天消息传出去,洛阳会怎么说?会说司马懿为了扶司马师,亲手毒死司马昭。”我顿了顿,故意把“亲手”两个字咬得重一点,“到时候他们不是骂您,是拿这事去抹我哥的脸。说他坐位子靠什么?靠他弟弟的命。说他表面仁义,背地里冷血。父亲,您觉得这种话传开了,司马师还能做那个‘正大光明’的掌权人吗?他往后每发一道命令,别人都会在心里嘀咕:这人连弟弟都能踩死,还有什么不敢做?”
司马懿的脸色更灰了。他当然懂名声这东西对士族有多要命。权力能抢,可“名”一旦坏了,抢来的权也坐不稳。尤其司马师这种性子,他最靠的就是“稳”和“正”,你把他脚下这块地一掀,他就得在泥里走路。
我接着说:“再说外面。那些还惦记曹家的人,那些本来就看我们不顺眼的,他们正愁没借口。您给了他们这么大一根棍子,他们能不抡吗?到时候他们打的不是我,是司马家。说我们父子无情,兄弟相残,说我们内部都互相防着,凭什么掌天下大权。甚至有人会拿这事去串联,去鼓动,说要清君侧、讨奸权。父亲,您一辈子辛苦搭起来的台子,真要因为一杯酒被人从下面掏空吗?”
我说到这里,故意停了一下,让屋里只剩他的喘息声。那喘息声更急,像被我逼得喘不过气。我知道他在想:这杯酒到底算什么?算试探,还是算逼迫?如果算试探,我已经把试探的代价点出来了;如果算逼迫,那逼迫本身就成了错误。
我再往前补一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父亲,您是什么人,您自己最清楚。您这一生做事,什么时候用过这么粗的手段?一杯毒酒就要解决一个儿子?这种招数像不像街头恶吏?不像您。”
我说完最后四个字,屋里那盏油灯恰好又爆了一下,噼啪一声,像是给这句话盖了个章。
司马懿盯着我,眼神变了。那种高高在上的审视感淡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到说不出的情绪:惊、疑、甚至还有一点点被“戳穿”的恼。他这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看透,更不喜欢被自己的儿子当面拆解。
我把声音压得更低一点,像提醒,也像警告:“所以这酒里有没有毒,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摆在这里,就是在告诉所有人——司马家自己在猜忌,在内耗。猜忌才是真毒。您若真想我哥安稳,就不该让我们兄弟之间横着这杯酒。您要的是我表态,那我现在表态给您看:我不会跟我哥争,但我也不会用‘死’来给他添一辈子洗不掉的污点。”
说到最后,我往后退半步,规规矩矩行了一礼:“请父亲收回成命。”
屋里安静了很久。久到我能听见自己血液冲耳膜的声音。司马懿一直盯着我,像在重新认识这个儿子。那眼神里慢慢浮上来一种东西——不是满意那种简单的情绪,而是一种带着寒意的认同:你长成了我想要的样子,甚至比我更快、更狠、更清醒。
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要笑,又像要咳。然后他真的笑了,笑声干瘪刺耳,听得人头皮发麻。那笑里有欣慰,也有隐隐的发怵,像老狼看见小狼露出牙,既骄傲又警惕。
他没再提酒,只是抬了抬手,像挥走一只飞虫:“去吧。”
就这两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落地——我知道这一关过了,但也知道从此以后,司马懿心里对我会更重一层防备:他放心我能护家,也更清楚我能翻盘。
我转身出门,外头的光一下刺进眼里,我眯了眯。司马师果然站在廊下,背挺得直,脸上没什么表情,像一块石头立在那里。可我能看出来,他并不真平静。他在等我出来,等一个结果,也等一个信号:我到底是活着出来,还是被抬出来;我到底会不会把屋里的事带到屋外来。
我走到他面前,没有多说,只轻轻点了点头。那一瞬间,他眼神微微松了一下,像压在胸口的石头挪开了一点。他也点头回我,动作很小,但足够了。我们兄弟之间从来不靠热络说话,靠的是彼此知道对方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脚踩在落叶上,发出轻微的碎响。风从廊外吹进来,带着秋天干冷的味道。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从一口闷锅里走出来,胸腔里终于有了点空气,可那空气也是冷的,冷得让人清醒。
后来没多久,司马懿就死了。死得很安静,像他终于把该布的线都布完了,才肯松手。府里哭声震天,可哭的人各有各的算盘,真正伤心的恐怕没几个。司马师顺理成章接过大权,朝堂看着平稳,像水面不见波,可水底早就暗流翻滚。至于我,照旧站在他身后,像一把没出鞘的刀,外人看见只觉得锋芒毕露,觉得我心思写在脸上,巴不得夺权。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那天屋里那杯绿酒,我没喝,但我也没忘。它不是毒酒那么简单,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司马家最怕的东西:不是外头的刀,不是朝堂的骂名,而是自家人先互相不信。
我爹用那杯酒问我:你会不会咬你哥。可我心里明白,他真正想问的也许是:司马家这条路,要走到哪一步才肯停?他不肯停,所以他死前还要推我们一把。推得很狠,推得人心里发寒。
那天我从屋里出来,风吹在脸上,我突然想:司马懿这一生算尽天下人,到最后,连自己的儿子也要再算一次。可他大概也没想到,他算出来的结果,会是两头狼——一头稳着走,一头藏着牙。至于这天下会不会改姓,什么时候改姓,他已经看不到了。
他只看到了那杯酒被我放回原处,绿得发慌,像一只没咬到人的毒虫,蜷在青玉杯里,安安静静地等着下一个人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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