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在会上提出民主问题，邓小平知晓后说：周谷城始终是好的

1979年的北京，春寒还没完全退去，人民大会堂里却已经是灯火通明。一次重要会议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站起来，声音并不洪亮，却字字清楚地飘进每个人耳朵里——他说的是“民主问题”。会后不久，相关内容被《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刊登出来，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这位老人，就是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主席的著名史学家周谷城。邓小平得知情况后，在谈到民主党派时用了这么一句评价：“民主党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终是好的。”短短十二个字，把一个读书人跨越半个世纪的行止，概括得干脆而有分寸。

很多人只记得这一句评语，却未必清楚，周谷城是怎样走到那一天，邓小平又是依据怎样的认识，说出“始终是好的”这几个字的。

有意思的是，这位后来敢在大会上谈民主问题的老人，年轻时的另一段重要缘分，却还要从1921年的长沙说起。

一、湘江边的两个青年：从课堂到农协

1921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校园里，一位教英文的年轻老师时常赤脚走在石板路上，裤脚卷到小腿，身形略显单薄，却精神很足。他就是当时刚从外地回湘谋职不久的周谷城，年仅二十多岁，对世界的好奇心极强，教书之余，还在琢磨哲学、逻辑和西方史。

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位更特别的青年也频繁出现在这所学校的讲堂、操场甚至宿舍走廊里。他穿草鞋，衣着朴素，讲话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起农民问题时却滔滔不绝，满腔热气。这人叫毛泽东，当时的身份，只是第一师范的一名教员，同时也在组织和推动湖南的学生、工人、农民运动。

那几年，中国内外交困，长沙知识界也不平静。五四运动刚过去不久，学生游行、讲演、集会此起彼伏。周谷城在北京时曾参与火烧赵家楼、宣传新文化，如今来到长沙，自然对社会思潮十分敏感。他和毛泽东因为同在一师任教，经常碰面，很快就有了交往。

有一天，毛泽东在同志夏曦的陪同下，到第一师范大礼堂给农民和工人作报告。讲台上的他神情专注，时而挥手，时而顿足，把农民的困苦、革命的方向讲得形象而直白。台下，默默听着的周谷城，心里不免一震——这个人说的，不只是书本上的道理，而是要真刀真枪去做的事。

没过多久，毛泽东在一次造访中，看见周谷城书架上放着一本英文版的《资本论》，忍不住半开玩笑地问：“你看这个，不怕惹麻烦？”一句调侃，两人却从书本谈到现实，又从社会谈到民族存亡。谈话常常从傍晚一直延续到深夜，屋里光线昏黄，窗外虫鸣不断，两个人却聊得不觉得累。

周谷城原本是典型的“读书做学问”的路子，对政治运动多少抱着观望态度。和毛泽东长期接触后，他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一些理论小册子，也逐渐把“为工农大众服务”当成一个严肃的方向来考虑。此时的他还谈不上投身革命，却已在思想上发生明显变化。

北伐战争前夕，局势又起了变化。周谷城赴广州谋职，毛泽东正在那里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两人又见了一面。毛泽东希望他留下任教，周谷城因未辞去湖南一师的职务，只能婉拒。但这次相遇，让双方加深了对彼此的印象：一个是热衷组织农运的实践者，一个是靠写作、讲学影响青年的知识分子。

北伐军打到湖南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主持湖南农民运动。周谷城这时也不再只做旁观者，他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担任顾问，还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又到“船山学社”讲学，组织教育界同人搞协会，对农运给予不小的支持。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局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秋收起义，而周谷城则辗转上海，以写稿、翻译为生，仍保持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但生活已回归到“以笔谋生”的轨道。两人的道路在此暂时分开，从汉口一别，竟然就是十八年。

二、重庆重逢到中南海夜谈：从老朋友到“老朋友”

时间到了1937年前夕，国内抗战危机迫在眉睫。一天，周谷城收到一封用报纸紧紧包裹的信件，展开一看，是署名“毛泽东”的密信。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号召团结抗日。周谷城读完，心里十分赞同，用化名写了一篇短文响应，算是从上海间接回应了延安。

真正面对面的再会，要等到抗战胜利之后。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刚刚告一段落，毛泽东从延安飞赴重庆，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当时大后方的重庆，聚集了众多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周谷城也在其列。得知毛泽东抵渝的消息，他自然格外期待。

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为欢迎毛泽东，专门举办了茶话会。周谷城早早来到会场门口，心情颇有些说不出的激动。过了不久，他看到一位头戴白色帽子、身穿蓝色衣服、手拄手杖的人走来，步伐稳健，神情自若——正是毛泽东。

周谷城迎上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一时竟说不出话。毛泽东盯着他看了几秒，用带着浓重湘音的话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周谷城先生？”确认后，他做了个手势，眼圈微湿，只说了四个字：“十八年了。”周谷城也忍不住掉了泪，连忙关心毛泽东多年的胃病。毛泽东笑着说：“我这个人，在家里有饭吃就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好了。”一句玩笑，气氛立刻轻松起来。

这场重庆重逢，在周谷城的回忆中，是“一生中少有的高兴日子”。对毛泽东来说，这位当年的湖南同事、农运支持者，终究是值得念及的“老朋友”。

1949年，全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周谷城以民主党派代表的身份出席，和毛泽东又一次在政治场合相见。此后，他多次当选为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与中央领导人的接触渐渐多起来。

毛泽东对周谷城，不只是基于旧交的亲近，也有对其学识与人品的认可。每当周谷城到北京，毛泽东常会约他到中南海作客，还特地安排家乡菜款待。谈话内容十分宽泛，有旧体诗词，也有世界史、哲学，甚至包括宗教史。两人时而争论，时而互相启发，这种交流对一个史学家而言，是难得的经历。

有一次，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了三十多位学者、教授座谈。会场设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的一间西厅，众人争相汇报自己的工作、学术思路甚至生活琐事，气氛轻松。周谷城来得稍晚，进门后先远远致礼，准备在门边靠墙的位置坐下。

毛泽东看见他，招手要他坐近些。周谷城换了座位，仍离毛泽东有些距离，毛泽东又招手，他只好跨过一排排椅子，坐到旁边。陈毅在一侧笑着介绍：“这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毛泽东接话很快：“老朋友了，老朋友。”

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他还在不在复旦教书，身体吃不吃得消。周谷城如实说，身体倒还行，只是“书不容易教好，尤其是解放后不容易教好”。毛泽东并未以领袖的口吻“指示”，而是说：“慢慢来，总需要一些过程，书总会教好的。”接着又问：“材料呢，是地下的，还是地上的？”周谷城回答自己教世界史，多靠外文资料的图像来补充，其他材料并不多。

这种对教学细节的关心，给周谷城留下深刻印象。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他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一直坚持授课到九十岁高龄，还在培养博士研究生，这在中国学界并不多见。

某种程度上，正是长期和中央领导人的这种互动，让周谷城在日后思考“民主”“学术争鸣”等问题时，多了几分底气，也让邓小平评价他时，有了充足的历史依据。

三、“百家争鸣”与民主之议：邓小平那句“始终是好的”从何而来

1956年，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在艺术领域“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百家争鸣”。这句话传开后，学界立刻活跃起来。搞文学的讨论文体，搞哲学的争论唯物与唯心，搞史学的也开始检验以往的观点。逻辑学领域的争论，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拉开序幕的。

周谷城年轻时就研究过黑格尔的逻辑学，也做过伦理学方面的学术工作，对“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对老问题，一直有自己的看法。那一年，他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文章，对两者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没想到文章一出，引来的不是平静讨论，而是像他自己后来形容的那样，“批评的声音像火箭一样冲过来”。不少人对他的观点持不同意见，有的甚至言辞激烈。周谷城坦承，当时完全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大动静，他原以为是在正常学术框架内发表看法而已。

此时的毛泽东，显然也在关注这场争论。1956年秋，他在叶剑英、贺龙、刘伯承、徐特立等人的陪同下到上海视察，期间专门把周谷城找来一起吃饭。落座时，毛泽东对在座的几位老帅说了一句：“我请客，周谷城和我同坐。”这句话，既是对老朋友的照顾，也是一种态度——这个学术争论中的“当事人”，值得重视。

席间，毛泽东拿出一本《新建设》，翻着对周谷城说：“关于逻辑，你说得很明确。”周谷城苦笑，说：批评太多了，真有点吃不消。毛泽东却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有什么受不了的，辩论就对了嘛！”这背后，是对“百家争鸣”方针的一种实际支持。

周谷城进一步说，自己看法成了“众矢之的”，赞同者不多。毛泽东的回应很直接：“我赞成你，你并不孤立。”随后还提到人民大学的《教学与研究》刊物上有人引用周谷城的观点，并提出可以让人把刊物送给他看。事后果然有人送来，凡是有引用的地方，都用折角标明，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有分量的鼓励。

在那股学术风潮中，周谷城接连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参与辩论，1959年又将相关论文汇集成册，出版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书。书稿付印前，他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为书写一篇序言。半个多月后，收到回信，毛泽东说自己对逻辑研究不多，“不敢有所论列”，而且问题还在争论中，由他出面并不适宜，所以婉言谢绝作序，但对书本身给予肯定。

这种处理方式颇有意味：一方面不直接“定调”，保持学术争鸣的空间；另一方面通过私人回信的方式，表达对周谷城探索精神的尊重。对周谷城来说，能得到这样的回应，本身就是一种认可。

进入七十年代末，国家面临新的任务，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摆到台面上来。周谷城此时已年逾古稀，资历极深，既是史学家，又是老一辈民主党派领袖，同时几度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熟悉议会制度运作。在一次会议上，他站起来谈到“民主问题”，并提出一个颇有分寸的判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缺，“也不是一朵花”。

这句话看似平淡，却在当时颇具分量。一方面，它肯定民主这个方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提醒人们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既不一味贬斥，也不盲目推崇，而是站在历史学者的角度，把制度看作有条件、有局限的历史产物。对于熟悉近代西方史、又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周谷城来说，这种说法是有逻辑支撑的。

会议上的发言，很快被《人民日报》公开刊发，引起不少人讨论。邓小平得知后，在一次谈话中专门提到：“民主党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终是好的。”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好几层意思。

一是肯定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承认他们不是“陪衬”，而是有自己见解的合作力量；二是对周谷城几十年来的学术、政治立场和人格风格，做出整体评价，用了“始终”两个字，说明在动荡年代中，他的态度并没有大起大落；三是对他此番谈论民主问题的发言，给予积极的解读。

周谷城自己听到这句评价时，据说感到“非常亲切”，私下里对人说，邓小平是“尊贤而容众，嘉善而不矜能”的人物，用的是典雅的老话，却点出对方爱才而不自矜的风格。这种相互之间的评价，看似互相推重，其实更像是政治经验丰富的一代人与读书人之间的一种默契。

在邓小平眼中，周谷城这样的人，有三重身份叠加在一起：一是深厚的史学功底，能以历史视角看当下问题；二是多年参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工作的经验，对制度运作的现实面很清楚；三是民主党派中具有代表性的领袖，又长期和中共保持合作关系。这样的人在会议上谈民主，谈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自然不会被看成“附和西方”，反而被视作一种理性的提醒。

这一来一往，解释了“周谷城始终是好的”这句话的来历，也折射出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与国家决策层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

四、晚年的坚持与风度：从题字小事到“吾不知老之将至矣”

周谷城活到了九十八岁，去世于1996年11月10日，晚年的经历，中间有几件小事很能看出他的性情。

有一次，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召开，他已是九十高龄，再次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场上，一位台湾籍代表黄顺兴，当众提出疑问：周谷城声望固然很高，但年事已高，如此重要的职位，他是否还能胜任？这个提问并不失礼，却算直接。

会后，记者围上来问周谷城怎么看这件事。他笑了一声，说了一句古语：“吾不知老之将至矣。”话不长，却颇有自嘲意味，也有点“我心自有衡”的味道。既没有正面争辩，也没有借机摆资历，只是借用古人话轻轻带过。这种处理方式，在许多亲眼看见的人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次，他和邓小平同出席一个活动，会中间隙，他托人向邓小平转达一个请求：为上海一所学校题写校名。邓小平听说是周谷城的请求，笑着问了一句：“是谁要题字？”一听是他开口，毫不犹豫拿出笔，写下校名。这里并没有多少复杂的政治含义，更多的是一种对老学者的尊重——邓小平的态度，侧面印证了那句“始终是好的”并非场面话。

比起这些公开场合的小插曲，很多人对周谷城印象深刻的，往往还是他和毛泽东在诗词上的互动。

1957年，他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期间，受邀进入中南海，汽车从新华门驶入，门口的战士肃立行礼，这对一个习惯在课堂上讲课的教授来说，是不小的礼遇。毛泽东先在露天游泳池畔和他闲聊，又在丰泽园宽谈，话题从教育界人士聊到五四、陈独秀，再到王明路线，时间一晃就到了饭点。毛泽东开玩笑地说：“今天我请周谷城吃饭，你们作陪。”在座的冯友兰、金岳霖等人自然心领神会，把这位“周先生”当作主角看待。

1961年“五一”，毛泽东在上海与各界代表聚会，周谷城也在锦江饭店小桌旁陪坐。当晚十一点左右，他刚躺下，电话响起，是《解放日报》的记者，希望他写一首诗或词，第二天登报，以文迎领袖。周谷城连连推辞，说写不出来。记者反复相劝，他无奈，只好提笔写下那首《献衷心》词《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词中“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一句，很明显呼应了“百家争鸣”的精神。

词发表后，毛泽东特意打电话把他叫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周谷城说：“只有这一首。”毛泽东嘴里还念叨：“总怕不止一首。”周谷城解释，平日虽然偶尔写几句，不过只是“附庸风雅”。毛泽东顺势接话：“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周谷城笑说：“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毛泽东又接一句：“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这段简短对话，带着轻松的玩笑，但不难看出，两人都自知是“有话要说”的知识分子，只不过说话的方式、场合不一样。

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座旧式别墅里再见周谷城，两人又聊起哲学史、宗教史、旧体诗。毛泽东提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白话文学史也是半途而止。谈到中国佛教史无人系统撰写时，语调中带着惋惜，也带着“留待后人”的意味。

聊到诗词时，周谷城兴致来了，用湖南口音哼起李商隐的《马嵬》，却在第七、第八句时一时想不起，停了下来。毛泽东笑着替他接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周谷城接上，继续低声吟唱。这一幕，也许并不宏大，却很真切：两个同乡老人，用古诗将彼此的记忆和情绪串在一起。

后来毛泽东病逝于1976年9月9日，消息传出，周谷城写下七律《哀悼毛主席逝世》，其中有“抱地呼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的句子，颇显沉痛。他没有参与军事，也不是职业革命家，却以自己熟悉的方式，为一个与自己交往半生的政治家作了总结。

从长沙到重庆，从中南海到上海西郊，再到人民大会堂的那次“民主问题”发言，周谷城的身影，一直在重大历史节点间穿梭。他既不是站在最前列的人，也不是完全退居书斋的人，而是行走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特殊角色。

邓小平说“周谷城始终是好的”，看似简略，其实背后有着长达数十年的观察和记忆。对于熟悉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这句评语并不玄虚，反而非常贴切：他没有轰轰烈烈的惊人之举，却在许多关键的时刻，保持了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判断力和分寸感，这一点，在那个变动尤为剧烈的时代，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