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徐悲鸿情人孙多慈得知他去世当场晕厥，并为其戴孝三年

1953年9月的纽约，秋意刚刚显露。一次艺术研讨会间隙里，一封自北京辗转而来的信件递到孙多慈手中。片刻之后，会场角落传出一阵骚动——这位来自中国的女画家忽然脸色惨白，整个人直直栽倒在地。有人急忙俯身呼喊，她却在醒来时，只低低说了一句：“他走了……我这一生，只爱过他。”说完，竟提出要为远在大洋彼岸的故人戴孝三年。

这一幕，说起来近乎戏剧，却确有其事。她口中的“他”，就是1953年9月26日病逝于北京的徐悲鸿，时年58岁。很多年以后，人们再回头梳理这段纠缠三人的感情——徐悲鸿、蒋碧薇、孙多慈——难免会生出一种复杂的感觉：有真挚，有冲动，也有无法弥补的伤痕。

有意思的是，这段故事的起点，并不是那场轰动一时的师生恋，而要从1910年代徐悲鸿的青年时期说起。

一、从私奔到决裂：一段先有的婚姻

1917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中国还在军阀混战的阴影里摇晃。那一年，22岁的徐悲鸿在江苏常州邂逅了18岁的蒋碧薇。两人相识不久，便被彼此吸引。蒋碧薇当时已经许配他人，却在极短时间内做出惊人决定：退掉婚约，跟着这个年轻画家远走日本。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种选择无异于与整个家族为敌。可以想见，亲友非议不断。但蒋碧薇认准了这个人，认定他有才华，有前途，也有志向。两人到了日本，经济拮据，却在艰难中相互扶持，凭着一点理想撑起日常生活。她替他料理一切，他把全部心力压在画布和素描纸上。

1920年代中期，徐悲鸿赴法学习西画，开始接触欧洲艺术体系。1927年前后，他归国任教，在南京中央大学担任艺术系教授。那时的他已小有名气，陆续在上海、南京等地办展，马、狮、仕女，笔下形象逐渐被画坛和社会接受。家庭方面，徐悲鸿与蒋碧薇也有了子女，表面看去，事业、家庭都在上升期。

但生活里的裂纹，往往就是在这种“看上去很美好”的阶段悄悄出现。蒋碧薇性格外向，喜欢交际，愿意走入社交场合，也很在意外界评价。徐悲鸿则愈发沉浸在创作和教学中，对应酬、场面话兴趣寡淡。他可以一整天对着画布，觉得安静又充实，却很难理解妻子在宴会上的兴致和投入。

时间一长，两人之间的矛盾便不再是小小拌嘴，而变成观念上的对立。蒋碧薇难以接受丈夫“眼里只有画”的冷漠，认为他自我、疏离，不顾家庭情感需要；徐悲鸿则厌倦妻子在外活跃、强势，好面子，在家中也占据主导位置。这种不满日积月累，终究把曾经为爱私奔的一对人，推到了彼此的对立面。

就在这种气氛下，另一位女子悄然走进他的视线。

二、一段猛烈的师生情：相逢与离散

1930年，南京。中央大学校园里，一位身形清瘦的女学生悄悄走进美术系教室，身份是旁听生。她叫孙多慈，安徽安庆人，出身书香门第。

追溯她的家世，线索要拉回到清末。祖父孙宝琦曾官至清廷重臣，父亲孙传瑗则是民国时期颇有名望的学者，做过孙传芳的秘书，还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负责人之一。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当时的江南算得上显赫。可政治斗争从不讲情面。孙传瑗卷入党派纷争，在女儿准备报考中央大学文学院前夕遭秘密羁押，这件事对家庭打击极大。

安庆第一女中的首席才女，本来有把握叩开文学院的大门，却在突如其来的变故下考试失常，与心仪的专业擦肩而过。不得不说，这对一个一向顺利的少女来说，是一次沉重打击。不过，命运又在另一条路上给她留了一个空隙。1930年，在著名美学家宗白华的引荐下，她得以进入中央大学美术系旁听。

起初，徐悲鸿并未在意这个安静的旁听生。按身份算，两人之间隔着教师与学生的界限，也隔着年龄与家庭的鸿沟。画室里来来往往的学生很多，天分也高低不一，她的基础并不突出。谁也没有预料到，一场意外的小插曲会改变后来的走向。

不久后，徐悲鸿应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邀请，带领艺术专修科学生到郊外参观，并作艺术演讲。那天路途颠簸，山路坑洼，学生们一队队往前赶。走到半路，穿着高跟鞋的孙多慈渐渐落在后面，被队伍甩开。

徐悲鸿回头，见她行走吃力，便停下脚步等她上来。据后来回忆，他忍不住说了一句略带调侃意味的话：“这样的路，不该穿高跟鞋，脚是不是很疼？”孙多慈微微脸红，只答了一句“还好”，又轻声道谢。这场在山路上的短暂对话，说短不过几句话，却像一道突来的闪光，让两个人彼此真正“记住”了对方。

回到学校后，徐悲鸿开始更认真地关注这个学生的作品。出乎意料的是，仅仅两三个月，她的绘画水平有明显进步，从原本靠后的水平跃到班级中上。线条更稳，构图更有章法，这种突飞猛进让老师有些惊讶。他逐渐意识到，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在艺术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头。

随着时间推移，孙多慈留在画室的时间越来越长。她常在角落里安静作画，徐悲鸿则不时走过去指出不足。有时，她会应他的要求充当模特，神情自若，姿态自然，少了普通女学生的局促。画室里会备些水果茶点，这些小小的体贴，很难说只是出于一般老师对学生的关照。

在旁人眼里，这段关系的暧昧渐渐变得清晰。两人相互依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徐悲鸿给她筹划画展，为她联系买家，替她加印画册。更关键的是，他悄悄卖掉自己的部分作品，积攒资金，希望日后帮助她自费出国深造。这种投入和付出，早已远远超出普通师生关系的范畴。

那时的徐悲鸿，距离四十岁不远，已是有妻有子的中年人。孙多慈则刚走出大学校园，二十出头，前途未定。两人的亲密举动自然难以完全遮掩。学校同事、圈内友人，乃至普通学生，都看在眼里。流言终究传到蒋碧薇那里。

面对妻子的质问，徐悲鸿多次辩称只是“赏识才华”，并无不正之念。但蒋碧薇年轻时能为了爱情放弃一切，对情感的敏锐并未减退。旁人的议论、丈夫的态度变化，再加上她自己的直觉，使她明白，这已不是简单的师生情谊。更何况，当外界的说法几乎一边倒地指向“情人”二字时，再清白的解释也显得苍白。

在这种情形下，1930年代中期的一纸《分居声明》横空出世。徐悲鸿公开宣布与蒋碧薇分居，言辞决绝，几乎不给对方任何挽回空间。这份声明，是对婚姻的一次公开“切割”，也是他与孙多慈关系的一种间接承认。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孙多慈之间还有过一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他要给这段关系一个交代，她也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未来。这种约定听起来带着一点浪漫色彩，然而历史走到后来，却把它变成彻底无解的承诺。

1942年，当他结束在海外的行程回国时，许多东西早已物是人非。

三、乱世中的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

1930年代中期，中国内外局势日渐紧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民族危机加深，文化界人士的生活也不可避免被卷入大时代的漩涡中。在这种背景下，一段师生恋，本就不易得到传统家庭认可。

孙传瑗对徐悲鸿的看法相当冷淡。对他来说，徐悲鸿再有名气，再有成就，本质仍是一个已有妻室、还有子女的男人。女儿与这样的人牵扯不清，在他眼里既是风险，也是对家庭名誉的挑战。他很难相信，一个在妻子尚在身边时就另起情缘的人，将来会真正给女儿稳定可靠的人生。

1935年，孙多慈大学毕业。家人不愿她继续留在南京，担心这段关系“越陷越深”，便把她接回安庆，让她在安徽省立女中任教。那年，她二十出头，表面上有了体面的教师身份，内心却始终难以平静。

有亲戚回忆，当时经常见她神情郁郁，一个人发呆，有时甚至会悄悄躲起来掉眼泪。这种情绪，大概来源于情感上的悬而未决：等，似乎看不到结果；不等，又难以下决心彻底斩断。

同一年，徐悲鸿曾偷偷从外地赶到安庆，希望与她见上一面。他对蒋碧薇隐瞒行程，只身来到这座长江边上的城市。但消息很快被孙家得知，孙传瑗态度坚决，明确表示不让他进门。两人只能约在安庆城内的菱湖公园见面。

那次见面，是这段感情中颇为关键的一刻。据说，两人相拥而泣，情绪激动。徐悲鸿甚至对她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这句带着预感的话，在之后的岁月里竟然一一应验。再往后，战火蔓延，局势变化，一个远赴海外，一个被家人严防，命运就此把两条原本纠缠的线慢慢拉开。

1930年代后期，在好友李家应撮合下，孙多慈开始与许绍棣往来。许绍棣早年丧妻，留下三个孩子，还曾与作家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传出绯闻。正是王映霞托人牵线，希望能促成这桩婚事。一边，是有名望、有经历，性格成熟的男子，一边，是徘徊多年的感情困局。对孙多慈的家人来说，这个选择更现实。

从后来的结果看，这桩婚姻对孙多慈并不算坏。1940年代，中国战事激烈，社会动荡。1947年，许绍棣在上海为她筹办画展，让她的作品在更大舞台亮相。1949年前后，他带着家人迁居台湾，避开大陆政局巨变的直接冲击。之后，他成为台湾“立法委员”，在政界立足。

在他的支持下，孙多慈得以继续走艺术道路。她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接触到更系统的艺术教育。学成归台后，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参与培养新一代艺术人才。不得不说，以一位性情温和、身体并不强健的女子来说，如果没有丈夫在生活和事业上的支撑，要在那样的时代独自闯出天地，难度极大。

与此同时，远在另一端的徐悲鸿，也在自己的轨道上奔走。抗战时期，他多次在海外办展筹款，为抗战宣传奔忙；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为新政权培养美术人才，主持教学改革。1953年9月26日，他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58岁。公职在身，名声在外，他的一生早已与国家艺术事业紧密相连。

就这样，两条原本依恋的生命轨迹，在1930年代中期短暂交汇后，逐步拉远，再也没有回到同一条线上。然而情感的余波，却远远超出时间表上的那些年份。

四、三年戴孝与生命终局：情感的后声

1953年9月，纽约的那场晕厥事件，让许多人第一次隐约察觉，这位外表安静内敛的女画家，心底深处还埋着一段旧事。消息传来时，徐悲鸿去世已经几个日夜，她身在万里之外，既无从奔丧，也无法参加任何悼念，只能在小小的住所里穿上素色衣服，以一种近乎旧礼的方式，为他戴孝三年。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这样的举动颇为罕见。她与徐悲鸿早就各有家庭，公开表达悲痛，很可能引来误解和非议。她仍然坚持以这种近乎固执的方式纪念他，可见心中那道痕迹并未完全抹平。对外，她依旧是教授、画家、妻子、母亲；对内，关于那位昔日老师的影子，大概从未彻底消失。

有人会问，这样的“戴孝三年”，究竟算不算一种情感上的不负责任？这个问题恐怕没有统一的答案。站在不同立场，看法会大相径庭。对她自己来说，这或许是给青春里那段激烈情感画上的最后一个句号——既然再无可能，再无交集，至少在心里留一段守望，不再欠自己什么。

1975年，62岁的孙多慈因乳腺癌离世。彼时她在台湾的艺术教育界已有稳定地位，学生群体广泛，对她的评价多是温婉、认真、富有修养。五年之后，也就是1980年前后，许绍棣在台湾病逝，夫妻二人骨灰合葬于阳明山。阳明山风景静穆，山色四时不同，他们的名字，也从此定格在一块墓碑上。

如果从时间轴上看这一生：1910年代的少年徐悲鸿在常州与蒋碧薇相遇，因爱私奔；1930年前后，他在南京遇到孙多慈，陷入新的情感；1935年前后，孙多慈回安庆，开始与许绍棣通信；1949年，他们迁居台湾；1953年，他在北京谢世，她在纽约为他晕厥戴孝；1975年，她病逝台北；1980年前后，他在同一片土地上长眠。几个人的生命，在不同城市、不同政治环境中起伏，却被同一条情感线若隐若现地串联。

从旁观角度看，这段感情里确实有很多尴尬与伤害。蒋碧薇为了爱情放弃旧式婚约，结果在中年遭遇婚姻破裂；徐悲鸿在情感选择上多有自我，不免留下“负心”的骂名；孙多慈在青春时期经历了一场激烈却难有结果的投入，后来虽嫁得其所，却仍在多年后为旧人戴孝；许绍棣则以一个后来的“接盘者”身份，默默承担起照顾与成全的角色。

哪一方完全无责？很难说。哪一方完全是受害者？也并不准确。这大概就是民国知识分子情感生活的一种缩影：理想、浪漫、传统、现实纠缠在一起，既有时代局限，也有个人性格的选择。

1959年前后，徐悲鸿去世的消息在海内外传播，很多旧识在不同地方悼念他。对普通读者而言，他是画坛巨匠，是奔马、雄狮的创造者，是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对那几个与他有过亲密关系的人来说，他则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是青年时代的赌注，是中年时期的决断，也是晚年久久难平的一段记忆。

回到开头那个片段——1953年纽约会场上的晕厥，以及随后长达三年的戴孝——并不只是情绪宣泄，而是一代人的情感观、价值观，与时代风云交错后的结果。情感的对与错，在史料之中往往难有定论，但那些准确的年份、清晰的行程、确凿的婚姻记录，却能告诉后来人一件事：再汹涌的爱恋，终究要落在具体的人生选择上，而每一次选择，都要承担相应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