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瑜：甘苦田野——我的民间秘密宗教史研究心得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谈一下我是怎么进入民间秘密宗教这一学科的，今天的形势如何，今后的展望如何，特别是要与70后、80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们谈谈。

我从事秘密宗教的研究，与我的家庭有很大关系。我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家里有七十多口人，分三大门，加上男女仆人，共有一百多口，俨然一个小社会。娶过门的媳妇、太太来自不同的地方，也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信仰。这屋里信一贯道，那屋里信圣贤道；东家是红卍字会，西家是天地门。尤其是信“仙家”的，信胡二爷的、白六爷的、三仙姑的、柳七姑的都有。九道院子里，“仙家楼”就有四座，所以我不用出家门，就可以研究会道门了。我的父亲留过洋，是有“文明思想”的。他曾说：这些东西不取缔，就会亡国灭种(义和团运动对他的刺激很大),但要取缔，就必须先了解它，看看它是怎么回事，人们为什么会信它。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开始注意收集会道门的情况。

从几十年的研究经历来看，我认为研究会道门最重要的就是深入下层、开展调查。首先要取信于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虔诚的信徒。“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进行研究，我在1940年就加入了一贯道。他们的口诀、仪式是很少有文字记录的，你就需要参加他们的活动，才能了解。你在记录时不能当着他们的面。我大多借口去解手，然后躲在一边把刚才听到的赶紧记录下来。一次记录不全，下次再来，直到记录完整。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当时做过记录的经文。比如一贯道的请坛词：“大众肃静，各列其班，俱整衣冠，诚敬听宣。八卦炉中起祥烟，育化圣母降临坛，关帝居左纯阳右，二十八宿护法坛。老母至坛，诸神俨然，左指护咤，右指呵边。雷部风部，虎部龙部，各显威严。尔等恭立，细听我言，今逢三天，大道显然，诸部神真，庇护灵坛，鬼神听旨，且莫冥顽……。”

掌握了这套方法以后，我到各佛堂进行调查就很顺利，当然也遇到过难题。在沧州权王庄调查天地门的时候，当时南开大学有个学生叫朱文通，现在是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他发现他的家乡权王庄有个“天地会”,打算进行调查，找到他的导师来新夏教授(我的同学),来教授对这套东西不熟悉，写封信叫我带他。我与朱去了权王庄，见了天地会的会头王环荣，经过一番交谈，我才明白他们的天地会是天地门，不是南方秘密会党系统的天地会。这一带天地门的当家师傅叫涂四爷，不在本村住，需要接他来。第二天他来了，是坐“二等车”(自行车后架上加装的坐椅)来的。不知传话人是如何说的，涂四爷起了误会，以为我是公安局派来查禁他们的，所以此行是准备跟我“拼”一场的。我迎到村外老远就给他作揖，哪知他看也不看我，昂首阔步向村里走去，进了屋坐在炕上，我二次向他作揖，他还是不看我。我知道他是误会了，于是使出了我的“绝技”,跟他讲起门里话来。原来天地门以前在天津市内和四郊很是流行，我早就接触过天地门，所以三言五语就谈到一块了。这个过程朱文通先生在场，他应该还记得(朱答：记得)。我在权王庄住了四天，涂四爷曾领我到村北一间空房里，在炕洞里藏着天地门的水路、吊挂、佛像等文物。这是我遇到的唯一前倨后恭的例子，一般遇到别的教门，我很快就可以让他们不拿我当外人。

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很多会道门的资料。考大学的时候，首先是上哪个学校的问题，我首先要知道哪个学校承认我所搞的这些东西是一门学问。后经打听，说辅仁大学有个社会学系可以接纳，于是我便考进了辅仁。但结果使我很失望，没有一门功课涉及这个问题。直到四年级时，我遇到一位名师赵卫邦，他在《华裔学志》任编辑，在人类学研究院兼职任课，我就投在他的门下，写成了我的学士论文《秘密教门之研究——附一贯道实况调查》。毕业后由他推荐上了人类学研究院，又遇到一位名师、比利时人贺登松(Willem Grootaers),他研究过一贯道，他成了我的论文导师。1947~1948年，我曾利用暑假时间，随他先后两次到河北万全、宣化作了为期四个月的调查。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当地黄天道等会道门的活动情况，我收集到的资料后来就成为我的硕士论文的基础。

1948年，我的硕士论文以《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的题目在华西大学出版。在论文中，上部主要是摘录历代文献中有关会道门的记录，下部写到了五种会道门。出版时仅有下部，而且有一种会道门吕祖道被编辑闻在宥删掉了，删掉的部分恰恰是我用力最多的几万字。删掉的原因是其中有一篇吕纯阳的坛训，说无生老母见世人作恶多端，暂准“赤魔大帝”造反三年，三年之后还将要回去。闻在宥认为这分明是在影射共产党，说他的天下只有三年。当时成都还没有解放，但大势所趋，即将解放，如果他主编的书里有这么一段，他将吃罪不起，因此把这章删去，原稿也毁掉。当时没有复印手段，我也没留底。2007年，台湾出版增订本，全书六章，增加了四种会道门，《吕祖道》一章想在增订本里加进去也没有办法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研究重点发生转移。1951年，政府取缔会道门，很多研究无从开展。但我的很多关系还在，通过他们，我看到了不少的经文宝卷。所以，我开始了对宝卷的研究，发表了《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刊于1957年《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纠正了郑振铎先生的片面认识。我认为，宝卷的发展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前期是民间宗教的经卷，后来就逐渐变成了说唱艺术。又发表了《江浙诸省的宣卷》,刊于1959年《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1961年，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宝卷综录》一书。

国外关于秘密宗教的研究，先是俄国人李福清和司徒洛娃，然后是日本学者泽田瑞穗等人，他们都对宝卷有过深入研究。最后是美国人，如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韩书瑞(Susan Naquin)等人从社会学等角度对民间宗教做过研究，我与他们都曾合作过，联名发表过文章，但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下层社会的了解都比较肤浅。真正对民间社会做过深入调查的是美国青年学者杜博思(Thomas DuBois),他本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的老朋友黄宗智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黄叫他到天津来找我，带他调查华北的民间宗教，我自然义不容辞。他在天津十个月，从到天津的第二天就到我家找我，最频繁的接触是每星期见面一次。我叫他调查沧州市权王庄的天地门和太上门，起初还需要人带他去，后来他自己去。他的收获甚丰，利用调查资料写成了博士论文(即The Sacred Village:Social Change and Religious Life in Rural North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2000年我们在香港开会时还见过面，今天开会他也来了。我认为他做得很不错，是一位后起之秀。

外国人对中国民间宗教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不禁在想，我们能不能到国外用研究中国的办法去研究国外宗教呢。1984~1986年在美国讲学期间，我就着手进行调查外国民间信仰的尝试。我所在的美国费城大学区，有12条街道，160座教堂，人口不足八万。在半年时间里，我跑遍了所有的教堂，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在如此发达的美国，竟然还存在许多愚昧无知的迷信。后来，我写文章回忆了当时见到的各种奇怪的现象。比如他们相信在某棵树上圣母显灵了，大家便去围着树下跪；相信气功治病，叫病人卧下，术者像医院里大夫给病人开刀一样，把肚子划开，取出内脏，把病处割掉再缝上，好了，——完全用手比划；相信一夜之间就盖成一座教堂；相信一个侏儒拜耶稣后变为巨人；相信某个教主是耶稣转世，他死了以后由他夫人继承，成为“女耶稣”。有一个教派，信徒入教后要把财产全部捐献出来，不许有私人财产。有一次，一个类似人民圣殿教的教徒邀请我参加他们在森林里的聚会，定于下午两点来接我，但他最终没有来，事后才得知聚会的教徒被警察抓捕了。当然多数教派还是很正规的，听一次讲道就像听一场大报告一样。

我曾问过大学区警察局的局长，你们区到底有多少所教堂?他说不知道，叫我去市警察局，我去了，见了局长，他也说不知道，叫我去找市长，我也去了。约好时间见面，是副市长富兰克林见的我。他个子比我还高，见面很亲切，用手搂着我的脖子往屋里行走，他只会说一句中国话：“你怎么样?”我说我很好。到了屋里，我说明来意，他说他也不知道大学区有多少教堂，他们提倡信教自由，你创出一套教义，你讲的有人信，找个地方就可以开教堂。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开教堂是不收房产税的。”最后他要求我写出调查报告后给他一份。

在我调查的范围内，有个教堂叫“基督教科学派”,竟然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教堂，听说我在调查大学区的宗教，他们报告了总部，总部派记者来采访我，还有个美术编辑画了我的像。这次采访登在1986年3月14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附有我的画像),题为“探索西方文化——中国学者考察美国裂教(splinter)”。事后一家日本的英文报纸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研究宝卷的过程中，我发现了龙天教经典《家谱宝卷》第七、八、九三品，它是明末发动民众支持农民起义的宣传品，我推断这三品与宝卷的其他几品并没有关联。后来见到王见川先生发表的《家谱宝卷》后部的前四品，补充了我所没见过的内容。又蒙陆仲伟先生惠赠该宝卷后部的其他几品，补齐了宝卷后部，同时也证实了我的看法。里面的内容我记得非常清楚，诸如“上马抡枪，下马烧香，白天放抢，夜晚念经”。这部宝卷的全文我已发表在《宝卷论集》里，由台湾兰台出版社2007年出版。我还发现过一本据说是失传了，实际上没有失传的宝卷《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这是一部很重要的清茶门教的经书，也收入《宝卷论集》。

当然，从事秘密宗教的研究也存在很大的困难。从1940年我调查一贯道算起，到2004年调查涿鹿县普明大佛道，已经有60多年了，其间遭遇的艰难曲折—·言难尽。我的太太小我一岁，她曾对我说，她跟了我一辈子，每天都感觉和走钢丝一样。1980年代之后，我对民间宗教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海外学术界的关注。1982年，美国亨利·路斯基金会给我一笔奖金，邀请我去美国访问，天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结果是没有通过。路斯基金会先后三次邀请我前往，最后是一位亲戚请国家安全部部长替我打的保票，我才于1984年前往美国。台湾方面邀请我前往访问，也经历了前后三次，后来是市公安局南开分局局长替我打的保票，才得以成行。

我曾编过一套《宝卷辑本》,是一部大部头的书，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书已经印好，不想发行以后，公安部联合新闻出版总署发了个通知，将此书查禁书商不死心，又改头换面，将书名改为《宝卷(初集)》,主编也换成别人的名字，结果还是被追出查禁。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在天津社科院民间宗教研究中心上班时，曾组织一次跟今天大会的内容类似的会议，资金都已筹措好，已发出开会征文和日期的通知，不想报批时又没有通过，结果流产了。

今天形势已经大不一样，查禁的书籍在图书馆可以借阅了，而且，任继愈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也已出版，其中有《民间宝卷》一部分，虽然它的内容与《宝卷辑本》和《宝卷(初集)》多所重复，但是宝卷毕竟在中国宗教文献中占了一席，不用再那么偷偷摸摸出版，出版以后又遭遇查禁的命运了，这是一件好事。像今天这样的大会也可以胜利召开了。从已经拿到手的论文集看，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更为灿烂的局面指日可待。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客观事实，小则影响社会，大则影响国家，不可忽视，不可小视。

我想我们从事民间秘密结社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者不会失业，我呼吁广大的青年学者加入这一行列，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发展。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第19辑。